近日看到一則新聞，報導南昌救助站的現狀。據工作人員介紹，他們每日接待的騙子居然比乞丐還多。一些人以救助為名騙取火車票後，再到售票窗口退票或低價賣給乘客。並且這些人已結成幫派，跑票者為「馬仔」，上有「老大」組織控制。每個馬仔每月須完成800元跑票費，多餘的「利潤」才歸自己。這則新聞說，在南昌等許多城市，「跑站」者竟佔到了救助人數的60%。工作人員雖明知對方不屬於救助對象，但如果不給車票，對方動輒大吵大鬧，嚴重者甚至毀壞公物，打傷工作人員。無奈之下只好將票給出，以防進一步糾纏。
關於騙乞，關於一些惡人強迫殘疾幼兒行乞的劣跡，我們已看了太多報導。
一次，我與一位外地來京的朋友約在車站見面，等人的時候，面前走過一個彎腰柱拐、表情痛苦的男人，拖著一條殘腿依次向行人乞討。這樣轉了一圈之後，他緩緩蹭到路邊，我的目光本來對他只是無意識跟隨，卻突然被刺激了一下。這個男人回頭看看，見無人注意，猛然直起腰來，將那支用來支撐身體的木拐夾在腰間，大步流星穿過馬路。在接近對面車站的時候，他重新彎下腰，找回了剛才的姿勢和表情，仍像一個傷殘老者呻吟乞討。
當乞討成為一種職業
我還認識一位導演，屬於仗義行俠的性情中人。為助學兩個邊遠山區的孩子，按月寄錢已堅持了幾年。這件事成了他的一個興奮點，每有朋友聚會總要提起。並不為炫耀，而是兩個孩子確實爭氣。不僅從小學到中學成績優異，還常常寫信向這位導演匯報各自的學業與進步。更讓他欣慰的是，村委會有時也會在信後附上「證明」，對導演的「高尚行為」表示感激。兩年前他去那個地區的省會出差，特意要了朋友的車，帶了一大堆禮物一路奔馳去看兩個孩子。風塵僕仆地找去一問，才知兩個孩子根本不存在，名字成績均為造假。幾年來他按月寄出的學費與生活費一向由村幹部領取，那一封封匯報學業的信也由他們安排人定期寫好寄出。這在當地並不是秘密。村裡人說，這樣的捐款還有好幾筆。
導演目瞪口呆，回來後發誓再不做任何捐助。
在美國他們願意這樣活著
行乞，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我曾到過美國的一些城市，在熱鬧的街區和旅遊景點也見過乞丐。他們往往默默地站在街道一角，手持缸子或底朝上的帽子。也有的會在行人經過時湊到耳邊輕聲喃喃，我聽不懂，問陪同的朋友，知道他們說的是「借兩塊錢花花吧」。
現今的美國人穿著相當隨意，街上西裝革履的人極少，大多數人都很休閑。這恐怕也是生活水平的一種表現，穿衣不再顯示身份或財富，而回歸到舒適與保暖。行乞的人表面上看也都衣著普通，甚至算得上整齊乾淨，並沒有通常中國人概念中的可憐相。
我有些奇怪，問陪同的人為什麼街上行乞的是些並不衰老甚至看來身體健壯的人？朋友說這很正常，在美國，傷殘老幼的生活由政府負責，這些人是不允許也用不著乞討的。而那些拿著缸子站在街邊的人不屬於救助對象，之所以行乞，只因為流浪是他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們願意這樣活著。
我注意了。
近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常看到報上公布的一組組數字，我們的產值增速多少，人均收入又提高多少，中國如何已進入大國行列，國人應當怎樣轉變觀念以具備與大國相匹配的心態云云。
但我常有另外一想。為了那些高樓大廈，為了當下某種數字的增長，中國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僅從道德層面上說，許多人不再相信求助的眼淚，面對乞討者伸出的求助之手，選擇默默走開。
這或許並不能責怪人們缺少善心。
當報上披露一些惡人強制孤殘兒童上街乞討行騙時；更不用說屢見報導的救助款的被挪用，救濟物資的被貪污時；這些現象對善心的打擊難以估量。
善意與愛心常常很強大，可以創造許多奇蹟。
但善意與愛心又很脆弱，經不得欺騙和打擊。
扶助弱者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之所以有面對求助的冷漠，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對善意愛心的制度性保護的某種缺失。
當一個人獻出愛心時，知道自己的愛心未被褻瀆，這是最基本的權利與要求。
前不久東北發生的一件事情使不少人感動。一個患有嚴重腦疾並因此失明的兒童心存一個美麗的夢想，希望能到天安門廣場看看升旗。但孩子的病情已經不起遠途跋涉，於是，通過媒體和網際網路，兩千多人自發地組織起來，以一個「善意的謊言」在距其不遠的城市模擬了天安門的升旗儀式，滿足了這個病患幼兒的最大心願。
也有人不屑，覺得「小題大作」，是一種「資源浪費」。
但我以為，當兩千多中國人用真誠的祝願為病弱的孩子編織夢想時，他們自身已得到了最大的回報，那就是在這個活動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是一個「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