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很小就知道革命是殘酷的。那殘酷來自「萬惡的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江姐十指被穿進竹籤，那疼痛曾慘烈地撕扯過我們少年的胸膛，讓我們腦顱中沖騰著要時刻準備與敵人搏殺的熱血。
初識革命營壘之殘酷
我第一次得知來自革命營壘內部的殘酷，是打倒四人幫的第二年，讀到了一篇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的小說。小說的題目已經記不得了，只記得故事的梗概。故事的主人翁曾是一位紅軍偵察連長，因負傷，在長征部隊進入草地前被留在了藏民家裡。講好了部隊站穩腳，就來接他。這一等就是十五年，其中的悲苦自不必說，直到共產黨奪取了政權，「自己人」回來了──地方政府接見了當年紅軍留下的傷病員──不是一個，是一批，有的已經和藏民結婚，但是那個連長沒有，每人發了價值十個銀元的遣散費，告知他們是逃兵，革命隊伍不可能再接納他們。那個連長潔身自好，從未接受過任何藏族姑娘的示愛，儘管有的很漂亮，直到文化大革命，竟然得到留在江西老家妻兒的下落，就急急地找了去。但是很快又回來了，原來妻子已去世，兒子一直享受烈士遺孤的榮譽和照顧，堅決不認這個突然出現的「逃兵」父親。一天，當地駐軍的一個小戰士在老人常常默坐疑望的河灣邊發現了他漂浮的屍體───他自殺了。我至今還可憶起當年這個故事帶給我的震撼───那殘酷痛徹心肺，以至我覺得自己這個「狗崽子」所曾經歷過的一切是什麼也算不得的。
革命者視人命如草芥
後來在大別山中見到了流放在磨子潭水電站的父親，那殘酷不再是文藝作品中的描寫，而變得真實、毋庸置疑。再以後……，知道得越來越多，見識也越來越多。殘酷所引起的痛從未因它的重複出現而淡泊，卻也再沒有出現過第一 次接觸的 「震撼」。直到這次我整理父親的日記。
「今天冀東報告群運。去年他們曾有錯誤的四二指示（潑冷水）。掌握毛主席思
想真不是易事。什麼事多反覆三思總是的。
何偉談起槍斃惡霸張蘭。原先全村人，連村幹部在內都說張是好人，都罵告狀的
張老婆是刁婦。但事實恰恰相反。」（摘自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日記）
「生活、辦公標準還有許多可節省。現在時新買幾套沙發，搬家照例破壞，通、修理。肺病打針，必要、不必要都打。小孩死了就死了，不能打。打必要幹部。」
（摘自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 日會議記錄中陳雲講話）
就是這兩段完全沒有文學色彩的簡潔記錄，令我手腳冰涼。這短短的幾行不僅白描出「殘酷」二字，而且揭示著它的普遍性…這普遍竟也裹挾進了自己的父親。
那個被槍斃的「惡霸」張蘭，現在幾乎可以毫無疑問地被認定是個「冤假錯案」。全村的人，包括村幹部認為「好人」的呼籲全然無用，只他老婆──人人罵做「刁婦」一人的告狀，就將這個人送上了黃泉之路。冤啊！天大的冤枉啊！人命怎麼會如此之賤？！不需經過任何審判程序，只要符合「毛澤東思想」，執行就是了。如果說，無論如何張蘭是個地主──地主且惡霸，這就有了殺的理由；那末，孩子們吶！又如何解釋？孩子們的幸福不正是革命者革命的目的嗎？革命者拋頭顱、灑熱血，不就是為了孩子們陽光燦爛的明天嗎？怎麼會是「小孩死了就死了」，怎麼「必要幹部」的命才是命？怎麼生命會有「必要」和「不必要」之分？而「必要」和「不必要」的區分顯然是以官階界定的。如果說，革命必然會有殘酷的一面，這殘酷有來自營壘外部的，也有來自營壘內部的。一切在革命的殘酷面前顫慄和發抖的人，都是小布爾喬亞，都需要經過徹底的改造，那麼一人指定了的「惡霸」就可殺，不必要的生命「死了就死了」，則不可矯情地稱為革命的殘酷了。我只能稱它為殘酷的革命。在這個殘酷的事物面前，我從小受到的仇恨「殘酷」的教育所種下的種子萌發了。我要不要認同這事物呢？儘管它戴著美麗的桂冠。
黑格爾和董卓眼中的巨人和小民
這又讓我想起了最近看到的朱正琳的《一個幸運兒的哲學》中的一段話：「我對「英雄哲學」的清算並非始自坐牢的日子。早在坐牢之前，讀黑格爾《歷史哲學》時，我就已不能同意他那句特別能讓年輕人心潮澎湃的名言：「巨人行進的步伐，難免會踩壞一些花花草草！」我當時想，如果他說的是英雄們給普通人造成的傷害和痛苦，那他也大輕描淡寫了，他好像從來沒被踩過。進一步的質疑是：巨人他到底要到哪裡去？他的目標真的就比花草的生命更為重要？而且，無論怎麼說，踩壞花草都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啊！
後來重讀《三國演義》，發覺董卓說過一句相似的話，當然沒有黑格爾表達得那麼有詩意：「我為天下計，安惜小民哉！」這個「天下」倒像是個龐然大物，直到今天張藝謀的「英雄」們都還惦記著它呢。可是「天下」自己不是個東西啊！它指的是天的底下，是所謂「天下蒼生」啊！「天下蒼生」難道不就是指的「小民」或「花花（草」？」
老一輩投身革命時的選擇
我父親那一代知識份子當年參加革命時的理想是為了社會的平等和民主，是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面對革命的殘酷父親二十五歲就被自己人「搶救」了，他們沒有退卻，仍然相信革命整體的偉大。作為一個從未加入過共產黨的旁觀者，我認同他們當年的選擇。因為你不能把他們拖出那段歷史。父親和他的同志們是熱血的、激進的、真誠的、忘我的。但是隨著歷史的進展，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應該承認他們那一代人有著先天的缺失。自參加革命起，他們把社會和民族與人民和自己放在了理想天平的兩側，前者的重壓高高翹起了另一側的人民和自己。他們把自己和其他挨整的同志們都看成了「花花草草」，看成了小小的一分子。在共產黨這個「以天下計」的偉大隊伍裡，在革命事業這個「巨人行進的步伐」的鏗鏘之聲中，自己被踩了、被踏了，被踩壞了，被踏扁了，何足惜？無足挂齒！所以才能以一種義無反顧的萬丈豪情跟隨著黨繼續前進。而有些人與他們不同，他們覺得自己是個人，他們是有些「自私」的，覺得自己為何要被別人這樣無端糟蹋的「軟弱分子」，大浪淘沙、急流勇退，游離到革命之外。我看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就有這種感覺。問題是，這「花花草草」、「小民」竟不幸地劃到革命陣營之外，將蒼天之下的眾生都包羅了進去。這樣一想就明白了，為什麼至今「肅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一個比一個胡鬧，一個比一個死了更多的人的運動，都不能算是「路線錯誤」。因為那僅是巨人「為天下計」的浪漫舞步踩錯了點，踏上了「小民」，有什麼可大驚小怪，悲哉哀哉的。我對陳雲的「小孩死了就死了」一語生出的震撼，實在是太不懂革命的真諦了。革命那是為實現偉人「得天下」的理想，至於那天底下面的蒼生，不過是一 些芸芸小民，安惜哉。
父親晚年的醒悟
是父親沿著革命一路走來，到了九十有望的年頭，卻開始大聲疾呼「一定要搞清楚三個問題：把歷史搞清楚，把理論搞清楚，把這個黨搞清楚。」我覺得他是越過了「反左」的高度，開始向問題的本質挑戰了。但是不知道他會不會拋開「堪慰平生未左偏」的自詡，把白手套也擲向自己的面頰。
作為李銳的女兒，我願意呼應父親的疾呼。但是作為一介平頭百姓，以自己嬴弱的學歷，我不認為自己有搞清楚的本事，但也並不因此而覺得參與「搞清楚」是不自量力。要我說，其實看清楚，也就完成了搞清楚的一大半。怎麼看？霧裡看花，花色每每靡麗誘人，隔著面紗看，新娘面龐總是美麗的。只有撥開雲霧，揭去面紗，方可看清真實。我已經整理完那本《父母昨日書》，現在開始著手整理父親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九的日記。這些沒有任何粉飾的文字，讓我從一個視角看到了那段歷史、那個黨，那個黨的理論的原貌。希望有一天有更多的願意參與「搞清楚」的同代人一起與我分享這些資料。我們畢竟曾經天真浪漫、真誠執著地相信過這個黨，相信過這個黨所編撰的歷史，相信過這個黨所倡導的學說。不把這三個問題弄個明白，不弄清楚人的生命與任何政黨的事業和利益相較孰輕孰重，豈不活得太糊塗、太冤了？
回應朱正琳對「英雄主義」的思考，我想只有尊重生命，把世界上的「花花草草」小心捧在手中的巨人選擇的行進方向才是我們這些草菅可信賴的；只有愛惜天下蒼生，為我們這些小民計（或曰「以民為本」）的政黨才是我們應該選出為天下人執政的。
( 二OO六年五月十七日)
(選自爭鳴6月刊，原題目：從「殘酷」說共產黨，作者：李南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