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錯，「六四」以來中國的經濟的確是在高速增長區運行。但是，「六四」的發生和經濟增長並沒有內在的必然聯繫。政治上的壓制也完全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如果我們以「六四」作為分界線將一九七八年至二零零五年的二十八年分為兩個時期（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至二零零五年），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前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實際上高於後一個時期。例如，按照復率計算的這兩個時期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分別為百分之九點七和百分之八點七；而這兩個時期經濟增長的算術平均數則分別為百分之十點二和百分之九點二。
任何人也無法否認，中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高速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措施。中國的許多重要的經濟改革政策正是在第一個時期開啟的。例如，農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體制改革、外匯體制改革、外貿體制改革、開辦經濟特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等等。
事實上，「六四」鎮壓後的前兩年，中國的執政者曾經想方設法地逆轉中國的改革開放，江澤民曾經在公開會議上咬牙切齒地發誓要將中國的個體戶和私有企業「罰得傾家蕩產」；宋平等人則再在農村大力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妄圖取消農業生產責任制。只是當這些做法四處碰壁之後，執政者才不得不在經濟政策方面回到現實中來。
由此可見，即使是純粹地從經濟增長速度的角度看，將高速增長歸因於「六四」鎮壓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我們將經濟增長質量和財富分配合理性等因素考慮進去，「六四」鎮壓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則更是顯而易見。
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許多嚴重問題，尤其是普通勞動者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沒有缺乏保障，城鄉之間和貧富之間收入的兩極分化，普通勞動者工作條件的不斷惡化、水土和其他資源的嚴重缺失和環境的破壞，銀行大量的呆賬壞賬、尤其是各級官員的腐敗愈演愈烈甚至基層政權組織的黑社會化等等，這些問題的形成恰恰主要發生在「六四」以後。這些問題，不僅阻礙了普通勞動者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也正是中國的增長難以持續的癥結所在。
這些問題產生和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源，正在於中國的執政者在「六四」之後頑固拒絕任何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普通勞動者的利益沒有一個通暢的渠道進行表達；沒有一個自由的新聞制度，社會的陰暗面長期得以掩蓋；沒有獨立的司法制度，腐敗的官員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這些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痼疾。
更為重要的是，一個社會所追求的目標不應該侷限於經濟的增長。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與追求物質生活上的改善都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和權利。這一點無論是從中國的歷史還是從世界的歷史看都無可否認。如果把維持現有政治秩序和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的標準，孫中山推翻清王朝的鬥爭、美國解放黑奴的戰爭、世界上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都是錯誤的；相反，殖民主義的侵略和統治、德國法西斯制度等則都是合理的。
毫無疑問，人類社會應該得到均衡的發展。如果自由、民主和經濟發展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矛盾，唯一有權利在它們之間進行平衡、做出抉擇的是人民自己。任何政府、任何人都沒有權力用坦克和自動步槍來將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人民。從這個角度看，即便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高速經濟增長真是拜「六四」鎮壓所賜，我們也無法在價值觀上接受「六四」鎮壓的合法性。更何況「六四」並非真正的經濟增長的源泉。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