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群落
景洪農場慶祝建場50週年，邀請了曾經在農場支邊的100多名北京、上海、重慶、昆明知青，「都是有頭有面的人物」；而留在當地的200多名知青，「被整體遺忘」。「回去的是個寶，在這兒的是棵草。人家會說你是沒本事回城。」3月的西雙版納提前進入盛夏，作為被冷落群體的一員，54歲的張仕良顯得忿忿然，火氣隨著氣溫一起上躥。
上海知青張仕良，景洪農場二分場制膠廠工會主席，說起回城就噎住了。同絕大多數永遠留在雲南的知青一樣，愛情，拉長了他們的回城之路。
1978年10月，張仕良娶了一個支邊老工人的女兒，回上海結婚。從上海返來時，知青們正在鬧回城。這關頭上，生下兒子張玉銘。
為了回城，知青們也絞盡腦汁：托關係搞假證明；體檢時脊背貼上錫箔，X光透視為肺穿孔；喝碘酒，能查出胃潰瘍……最後都能走了時，愛情經受考驗———或背棄承諾，一走了之，或者離婚，把孩子轉送當地人。張仕良說自己不願讓「人生會多一筆孽債」。
1980年代，那時的政策，北京、上海的知青子女，可以有一個在城市落戶的指標。張仕良的兒子，便轉回上海念中學，蘇州鐵路學校畢業以後，進了上海鐵路局，成為一名火車司機，執線上海到蚌埠。提起兒子，工會主席一掃頹氣，滿臉神采。
如果不提知青身份，張仕良他們看起來和當地農民沒有任何區別。頭上沒有光環，待遇上也沒有任何傾斜，不誇張地說，他們是邊疆地區最失落的群體。
難以忘卻的歲月
西雙版納是美麗的，但1971年5月，張仕良們作為知識青年進駐時卻只感受到了她的猙獰：望不盡的原始森林。劈開空地自己蓋草房，竹篾當牆，油毛氈作頂。雨季，雨緊風驟，茅草房才蓋好一個星期，油毛氈就被風掀掉了，牆也垮了，被子盡濕。雨一下就是一週，「連門都出不了」。
那時的任務：一人一天挖兩分地，女知青一分五，然後種水稻、油茶。後來水稻油茶都種不出來，改種花生、黃豆。勞動辛苦，40斤定糧，食量大的不夠吃。
生活單調。晚上就到女知青宿舍聊天。50多名女知青都編在四排，住一個大屋子裡，一張張床鋪整齊劃一，鄰床用箱子隔開。有時竟有100多男女在女宿舍聊天，人聲鼎沸，女知青想家，常哭，相熟的男知青就去安慰，經常是，一頭哭，一頭笑，活似一鍋粥。鬧騰程度像上海的南京路。
閑極無聊，打架也是常有的事。1973年，張仕良和另幾名知青自上海探親返回，經關坪走回連隊。走夜路過勐養農場時被一夥重慶知青劫了行李食品，連隊指導員告到團部，張仕良等到勐養農場認人。被搶時黑燈瞎火，辨不清長相，張仕良於是亂指一氣，抓了十來人，審問、禁閉、受罰，其中不乏冤屈者。此後兩邊結下樑子。重慶知青放話：大荒壩的上海知青來一個，打一個。張仕良說，以後進出關坪都怕。
1974年，加強連推薦知青龔漢中(音)到上海念大學。張仕良說，這是他們那一批知青中惟一的工農兵學員。
而大荒壩，正如其名，幾乎無書可看，300多上海知青精神世界一片貧脊。「此後就吃盡沒有文化的苦」，張仕良悻悻然。
兩個月前，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兒子張玉銘來電話，說還是願意回雲南，以照顧父母生活。張仕良在電話裡把兒子臭罵一頓，「休想！」他絕不願兒子重履他的生命軌跡。
── 原載 《南方人物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