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革研究之所以滯留在目前這種狀態，主要緣於兩點：
第一，中國的歷史從來就是官修──這固然是官方易於集中人力物力，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歷史敘述往往承載著國家意志，任何統治者都希望從有利於本朝政治統治這點出發來解說歷史，因此私人修史往往懸為厲禁，犯者往往處以滅族重罪，如清朝的莊廷隴修《明史》即一例。也因此，中國的史書往往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二十四史》即一明顯例證，除了《史記》中有關漢朝部分，以及《漢書》等少數幾部史書之外，大多是新朝史官寫舊朝之史，撰史者並無政治負擔，而且批評探討前朝政治得失，目的就在於論證本朝得國乃天命所歸。
而文化大革命卻不同於上述任何狀況。首先，承接毛澤東統治的是鄧小平，他本人與不少中共元老固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囿於種種利益考慮，卻不能對文革產生的體制根源做深層挖掘。究其原因其實也簡單：鄧時代以及鄧後的中共政府，與毛澤東的中共政府不僅有政治權力上的傳承關係，還有政治合法性的繼承關係。因此，將文革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晚年錯誤，可以迴避這一點。一旦往制度層面挖掘，將會引起人們對現存政權合法性的質疑。
──只要執政者這種政治自利需要繼續存在，中國本土學者對文革自然無法從理論上、根源上做透徹反思，而外國學者對文革本來就有文化與意識形態方面的隔膜，這就是文革研究始終停留在資料蒐集整理階段的主要原因。
第二，文革不僅是「國家之罪」，許多普通人手上也沾了血。文革開始時，筆者已經10歲。以本人的觀察與體驗，文革的血腥暴力行為並不像今天一些外國研究者所說，全是紅衛兵與造反派所為。比如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就不是外來的紅衛兵與造反派，而是本鄉本土的農民所為。而湖南道縣大屠殺的摹本 ──湖南邵陽縣的大屠殺，同樣是邵陽縣的貧下中農所為。當時，邵陽縣的農村基層組織以「階級敵人成立黑殺隊，要殺害貧下中農」這一純屬謠言的說法作為動員口實，將每個村的成年男子集合起來，屠殺本村的「階級敵人」，即地主、富農全家，而且要求「斬草除根」，凡家中有在外工作的子弟務必抓回來一道殺掉，我當時的鄰居中就有這類被抓走殺害的人，這都是當年親眼所見。後來農民們出於迷信，擔心死人到陰間記住殺人者面目，前來糾纏，於是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互相交換殺人。至於那殺人手法的殘酷，完全可以從那些屍體的慘狀看出來──因為我所居住的邵陽市與邵陽縣同處資江流域，邵陽縣在上游，貧下中農殺人殺得多了，懶於掩埋，往河裡一丟了事。在1968年夏天，有將近一個多月時間，每天從上游漂下來上百具屍體。
──這些參與殺人的貧下中農，又如何肯面對當年自己那殘酷的殺人之罪？筆者於1991年曾寫過一篇「為了數千被遺忘的冤魂」，以筆名「沉默」發表於香港《當代》雜誌，但想再到邵陽縣農村做進一步的訪談卻不得其門而入。凡聽聞我有此意的邵陽縣人，哪怕私交不錯的朋友，都不願意提供方便。
由此推想，當年在文革中凡與血腥暴力沾邊的「利益相關者」，又如何肯承認自己當年製造的罪孽？近年來，許多文革風雲人物陸續撰寫回憶錄，讀者又幾曾從中看到半點懺悔之情？
鑒於上述官方與民間的現實利益考量，可以斷言，對文革更高層次的反思與研究還需要一段時間。黑格爾曾經說過，人類對歷史的反思總是遲到的（大意），其實就包含這樣的意思：反思歷史還需要社會條件的成熟。
基於中國現實的政治社會條件，不忘記文革的最好辦法，就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儘可能忠實地將自己的經歷記錄下來──從史料價值來說，這種記錄的價值雖然比不上當時的記錄，但至少算是搶救歷史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