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第一財經日報》5月17日）
戴利說，"房地產開發有利潤，但做廉價住房不可能有100％的利潤，如果沒有做好這一點說明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去實施。"有關分析者的論述也證明了"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去實施"的事實。由於圍繞房地產的各種利益的糾葛和房價調控政策目標模糊，手段不到位，目前市場上看不到房價任何下跌的跡象，這在事實上強化了房價繼續升高的預期。新華社發表文章說，房價逆市上漲及其背後的種種怪現象，有關人士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錯誤政績觀、利益觀或明或暗地在推波助瀾。
簡單地說，芝加哥市長戴利戳穿了房價居高不下原因的窗戶紙--政府調控的無力，而其介紹的"不是把他們（貧困者）趕出城市，我們做這些力圖使他們成為中產階級，同時改變貧困的另一個方式是提供給他們教育"，恐怕更讓我們的一些城市管理者汗顏。一段時期以來，"房地產就應該暴利"，"為富人蓋房子"，"地荒論"等論調甚囂其上，而鮮見政府有力的措施出手，"中國城鎮人口中，有70%無新房購買力"、"人均收入不到美國1/30的中國購房者正在負擔著和美國人一樣高的房價"、"公眾對房價的合理程度認同率為0"等信息也沒有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兩者對比，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去實施"在表明"被房價挾持的生活"、"房價正在挾持中國經濟"等警世危言所言不虛的同時，也告訴我們，作為政府輸出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的公共政策，背離了公共利益這個本質目標。我們知道，由於預期利益分配差距的存在，凡是與某項公共政策有關的利益集團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執行施加影響，這也是我們看到在平抑房價過程中，地方政府、開發商、公眾和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專家發表各種言論的原因所在。利益的排他性與擴張性就可能對公共政策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妨礙公共政策問題的解決和目標的實現。要知道，從一定意義上講，政策不是由政府官員制定的，也不是由政治官員在官僚制組織的幫助下制定的，而是政府尤其是官僚制組織與利益集團相互作用的結果。
"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去實施"啟示我們，只有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保持利益團體的多元化，才能保持政策的公共理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個人有理性與整體無理性之間的矛盾，也才能從制度上保證公眾不被利益集團剝奪。因為在個人的有理性與社會整體的無理性之間的矛盾，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無法消除，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倡導一種公共理性，才能為制定正確的政策提供支持。需要說明的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公共理性的運用並不只侷限於制定者、執行者與監督者這三個層面，而是存在於整個公共領域以及政策的生命週期之中，只有這樣才能使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效率與公平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