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定居英國的華裔作家張戎出版了她的新著《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在英文世界引起強烈反響。目前，這本書正在翻譯成中文。時逢文革40週年，可以想見，對毛澤東評價將再度引起熱烈爭論。
張戎的父親是個老革命，曾擔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人問張戎，寫這本書是不是為了報仇。張戎回答說，當然，毛統治下的受害者完全有資格向毛報仇，但若說我寫這本書是為了給家人報仇，那就太低估了我的寫作。
張戎的回答義正辭嚴，合情合理。其實，像張戎這樣，由於自己的家庭深受毛澤東的迫害，故而對毛義憤填膺，這種情感本來是極其正常的，極其自然的；但說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作為受迫害者的子女，我們竟然是在經歷了十分漫長而又十分痛苦的內心折磨之後才回覆到這種正常情感的。我們從小就被灌滿了一腦子共產黨 「偉大、光榮、正確」的謊言，按照這套彌天大謊，我們的父輩遭受迫害無一不是罪有應得。作為他們的子女，我們必須背叛家庭，和他們劃清界限。哪怕我們暗中覺得他們並不是壞人，我們也總是努力說服自己要「正確對待」，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仍是不容置疑。祇是到了後來，我們才從這可怕的迷夢中甦醒，終於明白了父輩的如海深冤，由此也才產生了對中共的義憤填膺。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在這裡，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對中共的暴行滿懷義憤，更何況作為受害者的子女。那些和張戎有著類似遭遇但對暴君卻沒有義憤才是極其不正常的。我們不必問前一類人為什麼要反毛批毛，我們真正該問的是後一類人，問他們為什麼不反毛不批毛。眼下就有一個實例。
2004年10月11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孔東梅的文章，海外若干網站亦予轉載，標題是《毛澤東、劉少奇兩家後人聚會解密》。內容是2004年一個夏日傍晚，王光美召集毛澤東、劉少奇兩家後人，在京城「相聚一堂，共話友情」。聚會聯絡人是王光美之子，武警將軍劉源，作者和她的母親李敏女士，姨母李訥和姨夫王景清先生等，都參加了這次聚會。
正像許多人指出的那樣，王光美、劉源向毛氏後人表示和好，無可非議；但向毛氏本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其實，劉少奇家人大作親毛秀，非自今日始。多年前，王光美就在韶山毛澤東故居題詞「我們懷念毛主席」。劉源當鄭州市長時用毛澤東乘過的飛機作展覽，讓群眾緬懷偉大領袖。像王光美和劉源這樣，親人被毛害死，自己也飽經劫難，九死一生，事後非但不帶頭批判暴君，反而站出來為暴君塗脂抹粉，這在老革命及其家屬中居然屢見不鮮。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入剖析。
2、倖存者的背叛
眾所周知，黃克誠是59年廬山會議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四名主要人物之一（另外兩名是張聞天和周小舟），也是四人中文革之後唯一的倖存者。八零年，黨內外批毛的聲浪都很高，黃克誠於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竭力捍衛毛的偉大領袖地位。以黃克誠因不同政見而長期受毛迫害的特殊經歷，他的這篇文章對於統一黨內思想，維護毛的形象起到了別人起不到的重大作用。
後來，黃克誠在他的回憶錄裡詳細解釋了他為什麼要維護毛的原因。黃克誠認為，維護毛是為了維護黨。黃克誠說：「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徵。醜化、歪曲毛主席，就是醜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黃克誠的推理邏輯是：因為毛代表黨，如果毛被否定，黨也就被否定了。而黨是決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
上述邏輯之荒謬，暫且不論。更荒謬的是，黃克誠本人原來就是這套荒謬邏輯的最大犧牲品。在廬山會議上，黃克誠違心地承認了會議強加給他的罪名。為什麼他要違心地認錯呢？因為他被說服，毛澤東代表了黨，反毛就是反黨，因此必須維護毛的權威。既然毛說你錯了，你就必須承認你錯了。用張聞天的話就是，「毛澤東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澤東的威信，就是損害全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這裡有個連等式：毛澤東的威信＝黨的威信和利益＝全國人民的利益。在這個連等式面前，黃克誠祇有低頭認罪。黃克誠說，他認這個錯「比殺頭還痛苦」。
然而在廬山會議後，黃克誠陷入更大的痛苦。黃克誠後來回憶說：「等我冷靜下來時，我認識到：違心地作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在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使我後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這也就是說，在廬山會議後，黃克誠已經意識到那個連等式是不成立的：毛的威信不等於黨的威信和利益，不等於全國人民的利益。
這就怪了。既然黃克誠早就痛切地認識到那個連等式是不成立的，是害死人的，為什麼到了八零年又要親自出馬鼓吹那個連等式呢？道理很簡單。因為毛澤東死了， 「四人幫」抓起來了，華國鋒失勢了，大權落在黃克誠這一派人手裡了；因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也落在黃克誠這一派人手裡了。「毛澤東的威信＝黨的威信＝全國人民的利益」這個連等式是一把刀子，誰抓在自己手裡誰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擊對手保護自己。倘若毛澤東死而復生，倘若「四人幫」手握大權，黃克誠還敢鼓吹這個連等式嗎？黃克誠對這個連等式如此出爾反爾，哪裡是什麼堅持原則？分明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身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唯一倖存者，黃克誠公開為害死彭德懷的暴君辯護，這不是對死者的公然背叛嗎？
對於王光美、黃克誠這種不近人情的表態，有不少論者竟讚之曰「高風亮節」，「不計較個人得失」，「超越個人恩怨」。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在《辨姦論》裡講過一句話：「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3、虐待狂與受虐狂
陶鑄的妻子曾志說：「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麼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麼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毛主席半個世紀，並不是靠個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麼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嘆口氣，對我的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
這當然是十足的詭辯。第一、到了90年代，中共統治集團早就變得面目全非，離當初標榜的理想和信仰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至於說原來的理想和信仰是對是錯，姑且不論）。在這種情況下還奢談信仰，奢談對信仰的至死不渝，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既不能欺人也不能自欺。第二、「老人」、「病人」，怎麼能構成為毛脫罪的理由？毛的晚年也許諸病纏身，但是以他在權力鬥爭中的一如既往的精明狡詐、老謀深算，豈是一個「病」字了得？若說這是「病」，那就是虐待狂；而像曾志這樣飽受虐待還要「無怨無悔」，則是十足的受虐狂。
蘇共20大後，赫魯曉夫否定了斯大林，於是，先前被斯大林整肅迫害的老幹部、老黨員們紛紛得以平凡昭雪，恢復名譽。有些早已去世的，則補發訃告，重新評價。索爾仁尼琴挖苦說：「看到這些人的訃告裡寫著：」在個人迷信時期悲劇般去世的……『真想改一個字：「喜劇般去世的……』」為什麼不是喜劇般的呢？遭受這樣的打擊，這樣的毀滅，不是從敵人手裡，而是從自己人手裡，從自己所歸屬、所獻身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的手裡。
想當初，許多人都對那些由於提出過某種不同政見而遭受毛迫害的老革命們深表同情與敬意，然而就憑王光美、黃克誠、曾志的這幾句話，便足以把人們原有的同情與敬意一掃而光。這不是悲劇，甚至也不是喜劇。這是鬧劇，是醜劇。
如果有人問那個逢人便說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王光美，你這樣懷念毛主席，劉少奇若地下有知，當作何感想？我想，王光美大概會回答：「少奇同志要是還活著，他也會這樣做。」是的，這倒確有可能——如果劉少奇還活著（！）的話。如果劉少奇大難不死，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後想必又榮登「黨和國家領導人」寶座。畢竟，這個江山是毛澤東帶頭打下來的，毛這把刀子對人民有威懾作用，所以還是要感謝毛主席，還是要維護毛主席。
可是，劉少奇沒有活下來。劉少奇（還有彭德懷、陶鑄）死得極慘，死無葬身之地。假如說在遭受迫害之初，劉少奇、彭德懷們還心存僥倖，盼望著有一天毛澤東高抬貴手，因此不肯對毛腹誹，那麼到了最後關頭，他們不能不明白，毛就是要盡情地羞辱他們，折磨他們，置他們於死地；而毛之所以要置他們於死地，不是因為他們的過錯，而是因為他們的正確（批評了、修正了毛的禍國殃民的「三面紅旗」）。他們不能不對暴君充滿正當的仇恨。在臨終彌留之際，他們當然會想到自己的親人和戰友，即便他們沒有勇氣指望親友復仇，至少，他們決不會要親友反過來認賊作父。然而，他們的親友偏偏反過來認賊作父，這對於他們無異於第二次殺害。
4、共產黨好比黑社會
廣州學者單世聯，對「老一無」（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及其親屬的回憶文字研讀甚深，頗有心得。他的評論雖然祇三言兩語，點到為止，但一針見血，發人深省。單世聯根據自己的調查研究發現，老幹部們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如何看待毛澤東，後人不得而知。７０年代末他們復出後，對毛一度意見較大。但８０年代他們退下之後，對毛的評價一般都比較好。
關於老幹部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如何看待毛澤東，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很重要。可惜缺少第一手材料。倒是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那個還沒被打倒的副總理譚震林在懷仁堂拍著桌子講出的一段話可資參考。譚震林說：「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英籍匈牙利裔作家柯斯特勒寫過一本小說《正午的黑暗》，其中寫到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魯巴喬夫遭到清洗，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這位老革命在獄中深切反思終於認定，自己沒有犯過「反革命罪」，但是自己確實犯過「革命罪」。也就是說，他意識到當年參加革命才是做了一件大錯事，才真正是犯了罪。應該說，譚震林和魯巴喬夫還不能相比，譚震林的三個不該主要是針對毛對老革命的打擊迫害，其中並不含有多少對那場革命本身的痛切反思，但它畢竟表達出對毛的強烈不滿。
奇怪的是，譚震林在自己沒有被打倒之前敢於批評毛，等到自己被當作「二月逆流」黑干將打倒後反而倒不批評毛了，倒要向毛表忠心了。由此可見，老革命們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很少發出批毛之聲其實是環境所迫。因為在這時，他們受到毛更嚴密的監控，連命都捏在人家手裡，他們怎麼還敢放言批評毛呢？經歷過多次殘酷的黨內鬥爭的老革命，對自己的處境常常比別人還理解得深。他們清楚地知道，共產黨整起自己人來，比敵人整得還凶狠。中共的高級幹部們，在毛澤東時代受的罪比在蔣介石時代還多，死在自己人手裡的比死在敵人手裡的還多。劉少奇被打倒，在與王光美訣別時，王光美估計到自己也可能被關進監獄，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剛滿六歲的小女兒。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祇好把小女兒帶到監獄裡，「《紅岩》裡不是就有個『監獄之花』嗎？」劉少奇聽了苦笑：「那是國民黨的監獄，不是共產黨的監獄。」
1980年11月，北京地區高校的大學生們展開了一場有聲有色的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劉少奇的兒子、當時在北京師範學院就讀的劉源也主動參選。他在一次答辯會上講到自己參選的個人動機。劉源說：「……這十幾年，我與全國人民共同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我的家中死了四個，六個進監獄。我自己，起碼可以說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顧自己的經歷，那太令人不寒而慄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場場景色都深刻在我心裏，不時地漂現腦際，不讓我安寧，我想任何一個曾無言地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走過唾沫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裡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一樣生活過，像狼一樣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著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侮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見過有人往才九歲的小妹妹嘴裡塞點著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裏的滋味。我咬著牙，一聲沒吭。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淌著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裡，每一小時我的心都在流著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著非人的待遇和壓力。我緊緊地咬著牙，不使自己發瘋。為什麼？就是為了看到真理戰勝邪惡的一天。……今天，回顧以往的苦難，我決不允許讓別人，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再經歷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站起來為人民說話。為了避免災難重演，就必須鏟除產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不管有多難，路有多長，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去爭取民主。」（轉引自《開拓——北大學運文選》，第352－353頁，香港田園書局，1990年）
真不知今日劉源若重讀自己當年的這些講話會有何感想？在當年那次講話中，劉源還講到劉少奇勉勵他把人民當作自己的父母。那麼，劉源所說的「邪惡」，如果不是指毛，還能是指誰呢？再說鄧小平，當鄧小平被貶到江西勞動，親手為自己被迫害致殘，連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愛子鄧樸方洗澡的時候，他心中難道沒有對毛的怨恨嗎？單世聯說老革命在７０年代末復出後，對毛一度意見較大。這裡的所謂意見，不消說就是來自文革中被打倒所產生的怨恨。
但儘管如此，絕大部分老革命們在復出後還是採取了維護毛的立場。黃克誠講得很明白，維護毛是為了維護黨。因為毛代表黨，如果毛被否定，黨也就被否定了。而黨是決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這簡直是不打自招。這等於承認，毛本來是維護不住的，是不該維護的；僅僅是出於維護黨的利益才必須維護毛。單世聯進一步指出：「事實上，這裡不光有黨的利益，也有革命家個人的利益。否定了毛，不就否定了這些革命家半生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了嗎？畢竟，革命者的利益與革命領袖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所以８０年代後，享受著革命成果的革命家們，一般對毛都比較肯定。」
我要補充的是，所謂「革命者的利益與革命領袖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這句話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有那麼多革命者被革命領袖整得死去活來，怎麼還能說彼此的利益 「最終是統一的」呢？可見，在中共內部，相互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一方面是榮辱與共，一方面又是你死我活。共產黨好比黑社會，其成員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經常自相火拚，動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十分抱團。在黑社會內部，那弱勢的一方，落敗的一方，雖然面對極大的危險，卻極少有人報告警察以求得法律的保護，因為他們知道，在法律面前，他們都是罪犯。
5、毛的幽靈與中共的命運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講過一段話。他說，像文革這種事，在英美就不會發生。這個想法一定是在他挨整的時候想到的。那是否已經暗含著一種悔不當初的感覺呢—— 如果當初不是建立蘇聯式的制度而是建立英美式的制度，何至於遭此大難？鄧小平曾經幾次嘗試政治改革，應該說是痛定思痛，其來有自。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深受迫害，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們參與製造了一個害人的制度，而後自己又被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例如劉少奇、黃克誠等）又是因為他們比暴君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們在文革中被打倒被專政，一方面是報應，一方面是受難。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就構成救贖。
事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從七九到八九這段時期，是中國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在朝野之間有著相當廣泛的和解。老革命們由於文革落難的這段經歷，使人民比較容易原諒他們過去作過的種種錯事。當時的共產黨比較容易擺脫歷史的包袱而從頭做起。可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錯失良機。在其中，不是堅決地否定毛而是繼續維護毛就是重大錯誤決策之一。本來，他們是可以、也應該和毛一刀兩斷的，可是他們卻把自己和毛拴在了一起。即便在起初，他們這樣做是出於策略的考慮，是為了以比較緩和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擺脫毛，但事實卻是，越到後來他們越被毛緊緊纏住，以至於到今天已經不可分離。
——北京之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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