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任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主任的吳葆璋先生。
華人女子王文怡在胡布會的白宮南草坪上喊出「停止迫害法輪功」一事後，吳葆璋在分析了此事件的三大成因之後，指出：王文怡就好比16年前天安門廣場隻身擋坦克的王維林，兩人所表現出的道義力量，必將動員更多國外正義人士幫助中國人民結束中共暴政，為民主中國催生。
吳葆璋首先表示他很關注此事。他分析有三種因素促成了該事件的發生：「一是法輪功遭受的冤屈太深，二是中共暴政的史無前例，三是國際上某些政客和記者的麻木不仁，這三方面導致了王文怡白宮抗議這個突發事件的產生。
中共在過去七年裡對法輪功的鎮壓是史無前例的，其手法之惡劣，在人類刑制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最近人們常談起文革，文革結束到今天已經30多年了，但即使文革後，中共對不順從它的百姓，依然完全是外國佔領軍的態度，就跟當年納粹和日本佔領軍一樣，屠殺殘害中國百姓。而對講求「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他們更是變本加厲的鎮壓。不但把人殺死，還出賣他們的器官，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吳葆璋說，從這個意義上看，王文怡事件不是太出人意料，因為冤情太深，鎮壓太殘酷，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他不能不說出這些話，他不能不在這個看上去不太適合的場合下講出這些話。
吳葆璋說：「我還把王文怡和16年前一位叫王維林的青年對比在一起來看這個問題。16年前，有一個青年隻身在天安門擋坦克，16年後，一個女子隻身在白宮南草坪上朝中美首腦喊話，我相信，兩人所表現出的正義和道義的力量，必然會進一步動員國外正義的力量，幫助中國人民早日結束中共的暴政，為民主中國催生。」
吳葆璋在談到西方社會的麻木不仁時，進一步談到西方商人的責任，他說：「我常問那些歐洲朋友，19世紀的歐洲人和今天21世紀的歐洲人，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呢？500年前，有一艘葡萄牙人的船到一地方擱淺了，那個地方就叫澳門。他們說到那的唯一目的就是做買賣賺錢。
後來發生了鴉片戰爭等一系列事情，標誌著中外關係史上很慘烈的一頁吧，再後來，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歷史也翻過了好幾頁，當代歐洲和那時的歐洲大不一樣了，當代歐洲有了二次世界大戰煙火下鍛練出來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基本價值觀，現代的歐洲人，如果不尊重這些價值準則，只想賺錢的話，我看不出他們和 19世紀的歐洲人有什麼本質區別。
現在的西方商人，要他不去中國賺錢是不可能的，但他們可不可以要求自己去賺乾淨的錢，在賺錢中不幫助中共暴政助謅為虐呢？我想這是做得到的。對西方政客，要他們在外交政策上把人權看得高於主權，這對他們來說太難了，他們沒有這個道德勇氣，但是作為21世紀的政治家，他們不應該在民主、自由、人權等問題上不說話，他們不但不應該不說話，而且應該提出具體的措施，制止中共踐踏人權的行徑，制止中共殲滅民主自由的暴行。
16年前的王維林和16年後的王文怡，我想他們的作用都是喚起更多西方正義的力量，幫助中國人民盡早結束中共暴政，早日建立起一個民主富強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