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關於證據的問題》一文列舉了歷史上的一些教訓值得今天的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注意。
奧斯維辛集中營是1940年建造的，儘管在二戰期間有所耳聞，可是真正拿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現場證據是在蘇軍進入集中營的1945年1月27日。
第一個揭開納粹毒氣室秘密的德國黨衛軍中尉庫特•格斯坦，當他在二戰期間找到教皇庇護十二駐柏林的大使，講述集中營裡屠殺，希望教皇能出面制止時，得到大使的回應是：『請您出去！請您出去！』。並不相信此事的發生。
燕．卡爾斯基，1942年10月，他接受猶太團體的委託，到英美等西方國家告急：波蘭的猶太人正在遭受屠殺。在離開波蘭之前，卡爾斯基混進了貝爾澤克的滅絕營，雖然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他目睹到的恐怖景象，足以使他終生不能忘懷。當他告訴羅斯福總統和其他政府要員集中營慘況時，沒有人相信包括在美國的猶太人領袖，當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菲歷克斯．富蘭佛特。富蘭佛特問道，"卡爾斯基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你知道嗎？我自己就是個猶太人。"，"像我這樣的人必須絕對地誠實，因此我不得不告訴你，你說的事情我無法相信。" 當盟軍攻克了納粹佔領區，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超過三百萬的波蘭猶太人，都已被納粹殺害了。
現在，同樣的更加慘烈的群體滅絕在中國瀋陽的蘇家屯集中營發生，大紀元時報再次報導證人進一步披露她的前夫就是活體器官摘除主刀醫生之一。
他前夫是腦外科醫生，當時是實習醫生，由於器官摘除的需要他很快被提拔爲主治醫生，器官摘除手術中主要讓他從事眼角膜摘除。證人說「前夫知道是法輪功學員。每個主刀人都知道是法輪功。那個時候他們被告知迫害法輪功不算是犯罪，像是幫共產黨「清理」似的。手術台上的人或者是昏迷，或者是神經不正常的。眼角膜活體摘除大都是兩頭──老人和小孩。」
這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輪功之後，江澤民丶羅干命令610辦公室系統性地對數以千萬計堅持信仰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實行「名譽上搞臭丶經濟上截斷丶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丶打死算自殺」丶「不查身源丶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的具體實施。
第三個證人是瀋陽軍區老軍醫。他指證蘇家屯集中營內幕蘇家屯醫院僅是中國36個類似集中營的一部分，他指出轉移5000人用專列和封閉的鐵路貨車只需一天。而蘇家屯地區醫院的所謂的地下集中營在2005年初的確曾經關押超過1萬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關押人數僅保持在600~750人,很多已經被轉移至其他集中營。
據於這些證詞，一個有責任感的政府或個人根據二次大戰的教訓，對待發生在中國的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的報導，都應該持積極的負責任的態度，通過外交關係和自己政府的能力來調查和制止這種事情的發生。今天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丶每一個政府丶每一位總統能夠存在都是高層生命的周密的安排，他們在世間都有他們應該起到的作用。比如美國政府和布希總統在對待法輪功的問題上都應該有其鮮明的態度，特別是在當前多位證人的證詞下，發生在中國的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在國際媒體曝光後，更應該發出旗幟鮮明的態度，責成美國的外交部丶駐中國的大使館丶領事官及中央情報局和美國的軍方密切注視丶調查。因為根據中共的一貫做法，這種證人的指控不會是無根據的。而且「真善忍」作為法輪功的一種信仰也是符合各種宗教的教義的，如果人類都能夠以「真善忍」為準則的話，豈不是減少了戰爭和各種衝突了嗎？試想一下，如果耶穌基督看到美國政府和布希總統在對待發生在中國的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在國際媒體曝光後的沉默丶冷漠，把自己個人的利益丶聲望甚至所謂的國家關係看的比法輪功學員的生命還重要的話，他會是如何想的呢？他可能就會說：「算了，算了，這些如此冷漠的丶正邪不分的人我都不要了。」於是乎，天使可能就吹響了號角，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啟示錄》，第十六章）。因為只要誰的思想符合了中共邪靈，邪靈就會上身，就打上了獸的印記。因為民主國家的總統是民選的，在某種意義上總統的態度就代表了民意，否則民眾就應該起來強烈的反對。
在目前的情況下，人們不願意再次看到當年二次大戰時羅斯福總統對納粹集中營慘景的冷漠反應在布希總統身上再現。當年神原諒了羅斯福總統和美國，我們不能保證神是否會再次原諒美國的總統和美國政府在法輪功問題上的對中共邪靈的沉默和配合。幾十年前，一位宗教人士批評美國時說，美國今天最大的罪乃是忘記上帝，過沒有上帝的生活。美國都尚且如此，更何況中共統治下的國土？這不難想像中國瀋陽的蘇家屯和其他類似的36個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的真實性。
可憐的人啊，你是要繼續在沉默中等待受害者進一步提供給你們證據？還是在沉默中等待被天懲？
「人不治天治。」目前，大家知道的禽流感已經侵入到每一個國家，是否爆發取決於各國政府對當前發生在中共的集中營裡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的態度。
2006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