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理由在我皆不成立。第一，基督教最初只有耶穌一個人，睜眼所見，皆為異教之人，舉足所往，無非異教之區；保羅去羅馬，利瑪竇到中國，也都是進異教圈子，不進異教圈子就沒有今日的基督教世界。第二，筆會安全不安全，與你做什麼無關，與官方的心情有關，而它的心情像龍顏一樣莫測高深，凡事我們只能按自己的心情做，沒法按它的心情做。
第三，世界上不存在對採訪對象照單全發的媒體。《人民日報》乃至大陸所有媒體上連我們的名字都不能出現一下，為什麼在《大紀元》上我們就要牛得金口玉言、一字不許動？《大紀元》比《人民日報》好欺負？有朋友甚至發誓不再接受任何法輪功媒體的採訪，那麼試問我們有沒有本事不看《大紀元》，不用法輪功人士發明的軟體上海外的網站？
第四，在日本有一個強烈的感受，日本主流社會已經淪陷為政治中國的精神殖民地，該失去的理應大膽地失去，就像我們義無反顧地選擇失去中國官方社會的「疼愛」一樣，不必感到可惜。事後證明，此舉並未失去日本主流社會的朋友。日本一家大媒體的記者告訴我：「日本人也知道法輪功學員都是很好的人，並不認為它是邪教。我們之所以與他們保持距離，只是怕你們的政府不高興罷了。你這次演講，對我們日本人和日本媒體也是一個突破。」
日本外務省的官員更明確表示，願意為我提供為期一年的訪日項目。不是由於我向他們透露了江澤民要辭去軍委主席之類的所謂國家機密，也不是由於我與他們秘密簽訂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或者馬關條約，乃是由於我的獨立不依、人道至上。
當我們書架上的一本書找不到的時候，我們沒法通過喊它的名字而讓它從群書中自動出列，因為它是死物，我們是活物，死物與活物之間沒有這種溝通渠道；當我們希望與我們養的阿狗阿貓交談的時候，我們不能夠，因為我們是人，它們是動物，人與動物之間不存在這種溝通的管道；當我們渴望與死去的親人相見的時候，我們不能夠，因為我們分別在陰陽兩界，陰陽之間不存在這樣的溝通管道，可是活人與活人之間本是存在這種溝通的管道的，為什麼也要人為地加以隔絕？
把地主分子孤立隔絕起來，把右派份子孤立隔絕起來，把異議人士孤立隔絕起來，把法輪功孤立隔絕起來，把上訪者孤立隔絕起來，把高智晟律師孤立隔絕起來，把冰點事件孤立隔絕起來，把中國人民用網際網路上的防火牆孤立隔絕起來。孤立隔絕是他們的治國御民術，我們沒有義務像他們肚子裡的蛔蟲那樣揣摩他們的聖意，從而自覺做出正中他們邪惡下懷的選擇。
關於這四個理由背後的總理由，我的想法是：如果官方的敵人，我們也得當成敵人；官方敏感的，我們就得跟著敏感，那我們拿我們自己怎麼辦？因為我們自己就是被官方所敏感的，甚至被當成敵人的，莫非我們自己也得敏感著自己，敵人著自己嗎？
理由儘管不成立，可畢竟是朋友們的勸告，演講去還是不去，那兩天熬煎得我滿嘴起了熱之花。日本人稱上火起的水泡為熱之花。現在熬煎已經過去，在女共產黨與女法輪功之間，我寧願討個真善忍的法輪功女子做太太，做個男性王昭君，倒插門到法輪功世界來和親。
2006年3月24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