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以前曾用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布過，關於要求各地建立勞動教養機構的檔，那只不過是根據「百分比大師」隨意推測出來的，百分比極小的特定人群的，一般人並不知情。
反右運動中，所謂的「右派」提出了許多關於人治、黨治、法治的意見，儘管這些正確意見當時被誣為「向黨倡狂進攻」！實際上估計毛也可能有他特別的考慮。因此，在處理為數眾多的右派時，一改以往一切均用中共的名義發布的慣例，首次出現了處理右派的「法律形式」。那就是從表面上改而為「尊重」《憲法》，用「國家」的名義。繼而，「根據人民政府長期的考慮和研究」（1957年8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要實行勞動教養》一文中的話），在中國的法律中，實在找不出「言論罪」、「思想罪」，最後，竟然找出個《憲法》第100條，把條文加以篡改，作為依據，用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的名義，通過人大的形式，頒布了一個《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作為處理右派的所謂「法律依據」。
這個《決定》只能說是一個「規定」，並不是真正的「法規」。中共中央也在不同場合在在說明：「……對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一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勞動教養同勞動改造罪犯是有區別的」……
雖說這《決定》是「長期研究」制定的，實際上誰都明白這是專為收拾右派擬就的。因為匆匆擬定，這《決定》本身就存在一些問題。首先，他依據的《憲法》（1954年《憲法》）第100條，其原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那麼，哪個「右派」違反憲法和法律了？哪個「右派」沒有遵守勞動紀律？哪個右派沒有遵守公共秩序？又是哪個右派沒有社會公德了？他們僅僅是根據《憲法》第8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履行其中的一項-------「言論自由」。這許多毫不相干的「莫須有」罪名加在他們頭上，實在有點不倫不類，這分明是不管帽子大小，楞是給人「強扣」，哪裡有理可講？
其次，毛澤東還說：「只要他們不當特務，不再進行破壞活動，也給他們一點事作」。哪個右派是特務？誰又從事了「破壞活動」？這不過是「帽子大王」發揮其主觀隨意性的亂扣帽子罷了。40年代，延安整風時，他就毫無根據地隨意給王實味扣上了叛徒、特務、國民黨探子、托派等等帽子；反胡風運動中，又給所謂「胡風分子」們毫無根據地扣上「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托洛茨基分子、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注1]這些「莫須有」的大帽子被歷史證明都是毫無根據的編造和誣陷。在反右運動中,他又玩弄了這種可恥的手法。使用這種手法固然他覺得得心應手，然而他卻全然不想，在相當數量正直人民的心底，他已經失去了被敬如神明的偉大領袖形象，淪為一個瘋狂的好話說盡，壞事作絕的殘暴帝王的形象。
《決定》在主要針對右派的第二條中說：「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顯然，在這裡他又故伎重演，又在沒有事實的情況下，編造了一些「莫須有」的所謂「罪行」。牽強附會，含含糊糊地給右派份子扣上了「刑事犯罪的反革命分子」、「反動分子」的大帽子。
《決定》所說的： 「需要實行勞動教養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門、所在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或者家長、監護人提出申請，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或者他們委託的機關批准」。這完全是愚弄人民的假話。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聲明過，他是一個「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人。在處理右派時，為了掃清那些礙手礙腳的「法規」的羈絆和干擾，以便從上到下充分按照其主觀意志辦事，給各級負責人創造一種任意使用權力的條件，才編造了這麼一條。這一條的實際內容乃是：「只要單位的書記和負責人說『你需要實行勞動教養，就可以送你去勞動教養』。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式。而執行機關公安局則是：「只要單位送，這裡就收，反正都是在黨領導之下」。所謂的民政部門根本就沒有參與這項工作。至於什麼「人民委員會或委託機構批准」一說，更是子虛烏有，根本就沒有這個機構。
那麼，這個勞動教養的《決定》對右派份子是怎樣實行「教養」的呢？
（一）
1957 年底至1958年的4、5月，是集中處理右派的高潮時期。當時，處理右派的單位對毛澤東思想精神下的中央政策理解也不盡相同，蘭州一些單位送右派去勞教農場（包括著名的夾邊溝農場）時，是單位的人事幹部去送的。[注2]他們認為：對右派是「行政處分」，還是自己人。而在天子眼皮底下的北京就不同了。對於右派的處理可以說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意願。當時的北京，中央、市級機關、團體、企業、學校被劃為右派的人據說有10萬之眾，（時至現在也無法得知或統計到確切數字，當時，這批人不夠10萬也差不多）。一批批地從單位被派出所帶走，經過一兩天的集中，又一批批地被分別送到北京市的諸如草嵐子監獄、半步橋第一監獄、炮局（地藏庵監獄）、北郊監獄等各個監獄。一進監房，就先收去了手錶、水果小刀、鑰匙、指甲剪一類金屬性的用品。三十多人擠在一間監房裡，窗戶用鐵柵欄封閉，門上只有一個20公分見方的洞門，是打飯用的，也是夜間巡邏者的窺望孔。就這樣沒有經過檢察院、法院而用非正式的司法手段逮捕拘押入獄，完全剝奪了他們的自由。此時，他們誰還敢談什麼人權，誰還敢說個「不」字？
在監獄經過一段時間（由20多天到一、兩個月不等）的拘押，湊夠一大批人之後，就該送往勞教農場了。
已經關押在監獄的這批右派，說不定哪天的深更半夜，突然會把他們叫醒，讓他們扛著行李到院子裡集合。這批右派站在院子中間，四周樓頂的探照燈一亮，照得院裡通明，隱約可以看到樓頂的陰暗處架著機槍，直對著這群手無寸鐵的右派。數九寒天，這批右派凍得瑟瑟發抖，驚恐萬狀地排好隊，被帶上一輛輛大汽車。車廂前後都有荷槍實彈的衝鋒槍手。也許是為了掩人耳目，遣送都是在夜深人靜，街上行人極少的時候，才被拉到火車站。上了勞動教養的「專列」火車，前後仍然是衝鋒槍手，而且還不斷地喊喝著：「不許亂動！」，「不許開窗！」，「不許講話！」……
車到農場附近的火車站，下車徒步向農場進發，周圍又有全副武裝的騎兵，馬不停蹄地在前後左右打踅巡視，造成一種恐怖氣氛。
進了農場，那裡是電網、高牆，四方崗樓上有荷槍實彈的武裝警察日夜警戒。這種完全剝奪人權的作法就是「行政處分」？這難道不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空前的、人數最多的、詳細情況不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知的文字獄、思想獄的大逮捕？
（二）
住進農場，首先被告知：「給任何人寫信，必須一律交到隊部，由管教人員審閱後，代為發出；所有『勞教人員』的來信先由管教人員拆閱後，再發給本人」。這就是說，接著又剝奪了右派「通信自由」的權利。
安定下來，懸在他們心頭的大問題是：究竟要勞動教養到幾時？《決定》中說：「勞動的`期限也可以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酌情批准」。而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機構。
1959 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寫給劉少奇的一封信裡談到：「……我認為，積以時日，至少可以爭取70%的右派份子改變過來。例如說，在今後七年中（或更多時間），每年爭取轉變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這大概就是勞教沒有時限的一個原因-------由他隨意掌握。他沒有點頭，《決定》豈敢擅自規定時限？
到了1960年，在北戴河會議上，毛又提出要大抓階級鬥爭以後，這個「七年（或者更多時間）」自然就有打水飄了。
時至 1962年9月29日，毛澤東在`中宣部的《宣教動態》增刊第63期上作了一個讓右派份子們寒心的批示。批示說：「劉、周、鄧三同志閱，請鄧查一下，此事是誰佈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自中央機關內部，右派份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間，其性質可謂倡狂之至。閱後付還，查後告我。」這個批語說明，中央上層有人想給右派「甄別」，也是一種對處理右派有看法的反映。豈不知毛的獨斷專行、反覆無常，焉能允許別人作出決斷？所以，引得老毛大怒以後，再也沒人敢提右派甄別的問題了。順理成章，被勞教的右派份子的勞教時日也就又沒有個時限了。
1963年，集中在茶澱勞改農場被勞教的北京的右派份子們，突然被農場通知：「以前勞教的四年不算數了。從現在開始，按新規定勞教有了時限，分為一年、二年、二年半、三年幾種」……這些右派份子聽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是作為一個國家的「規定」？「法規」？、「法律」？還是在開玩笑？哪裡還有一點嚴肅性？判刑也不能一會兒幾年，一會兒又不算數的吧？哪能這樣任意地隨便折騰呢？
以後的兩三年內，確實有極少數右派摘掉了右派帽子，然而摘和不摘沒有太大的區別，摘掉的和沒摘的依然還在同一農場繼續勞動。實際上等於還是繼續勞動教養，只不過獲得了個戲謔的稱呼---「二勞改」。
一直又拖過了最高教養期五倍的時間-----十五年。到了1978年，毛澤東已經駕鶴西遊了，中共中央終於決定給右派落實「改正」政策。這幾十萬右派份子竟然被整整勞動教養了二十一個苦難的年頭。比《刑法》規定的最高刑期------十五年，還多了六年。二十一年的勞動教養期，按刑期排列，僅僅比「死刑」、 「死緩」、「無期」輕了一點，可以列為重刑的第四位。這究竟是誰違法？世界歷史上哪個國家有過這樣把權力和法律玩弄到如此程度的？
（三）
《決定》的第二條規定：「對於被勞動教養的人，應當按照其勞動成果發給適當的工資；並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資，作為其家屬的贍養費或者本人安家立業的儲備金。」
應該說，這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的明文規定。右派份子在勞動教養時，已經是家破人亡，一貧如洗了，這一規定是他們唯一的經濟希望。但二十一年來，他們始終搞不清這儲備金到底是怎麼計算的。每月的伙食費，無論你吃管飽的窩窩頭，還是一天給你四個糜子面窩頭;無論給你一天吃六個乒乓球大小的白薯面窩頭，還是一天給你二兩玉米麵加野菜（馬齒莧）的三碗湯;無論一天給你根本不是食品的所謂「代食品」，還是一天三碗白薯粥，奇怪的是都扣除同樣的伙食費，價值和價格竟然是一律均等。每個月扣除了這筆伙食費，剩下的也就夠買一條毛巾，一塊肥皂而已。究竟這筆儲備金積累了多少，誰也不得而知。
59 ---60年，農場餓死了一批人。有些人沒死也成了餓殍，農場沒有條件讓他們恢復健康，留在農場必然是死路一條，最後決定把他們送回家去「養病」。此時，不但沒有什麼贍養費，什麼儲備金，因為不能勞動，連工資也沒有了。回到自己破碎的家，還得剝削自己的家人，生活真的是雪上加霜。有的人實在忍受不了生活精神的折磨而自殺了，有的人則只好再回到農場，被逼得主動繼續勞動教養，真是淒慘至極。
1978年，中共中央給右派落實「改正」政策，不但不補工資，甚至連「國務院」明文規定的「家屬贍養費」、本人的「安家儲備金」都一文沒有了。
這筆積累了二十一年的「贍養費」、「安家立業儲備金」哪兒去了？被什麼人貪污盜竊了？這可是「國務院」的檔！難道這個檔只管「教養」，不管貪污？中國歷史上有過這種事嗎？國務院難道也騙人？
（四）
1958 年開始對右派勞教時，從年齡上說，除了極少數20歲以下的右派以外，年齡較小的是當時的大學生，那時候，他們也不過22----24歲。其他大部分是`中年人，也有少數年紀大的。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二十一年中，他們大部分已經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當時正在談戀愛的，你就是鐵鴛鴦，也經不住「左」字型大小政治大棒的打擊，不得不劃清了界限，各奔東西了。「改正」的時候，二十一年的歲月，把他們都作了無情的轉換，當年的青年學生已經成了五十歲的准老年了，中年人也快退休了，老年人也該養老了。對於他們個人來說，緊接著，現實向他們又提出一個問題----組織家庭。但客觀是無情的，哪裡還會有年齡、性格、文化水平等條件相當的女性會等著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要說他們組織了「美滿幸福」家庭的，實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們結婚的對象，要麼是已婚喪偶，要麼是離婚的，和他們結婚的相當多數是為了供養帶過來的前夫的孩子。間或也有因為種種原因已快進入老年的老處女，性格往往有點古怪。不管怎樣，雙方的一個不可否認的共同特點是----絕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組成的家庭，可以說，相當一部分家庭，免不了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晚年的精神生活也是淒慘、孤寂、難以對人訴說的。
古代有所謂「宮刑」，可以使人斷子絕孫，那麼這種具有新時代斷子絕孫效果，無異於魯迅先生所說的「軟刀子」的作法，又該算什麼刑法？
（五）
在長期的勞動教養中，相當一部分人丟掉了性命。有餓死的，累死的，上吊的，投水的，臥軌的，工傷的，意外的……
不論是哪一種死，可以說，如果沒有勞動教養，肯定他們不會死去，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那麼這些種種的不幸事件，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應不應該有人負責？該由誰來承擔責任？
一言以蔽之，沒有人承擔責任，沒有人承擔責任，沒有人承擔責任！
（六）
當真是徹底「改正」了嗎？當真「平反」了嗎？
不是有朱鎔基作了不歧視、不欺凌、不壓迫的樣板嗎？
然而在歷屆運動中，在毛澤東「保護積極份子」的政策下，有那麼一批積極份子非但在政治、經濟、生活上獲得了血腥的好處，而且他們仍然一直繼續以「極左」的面目活動著。他們積多年之經驗，深深地懂得「極左」在任何情況下，也會獲得好處。記得有人說過：「革命隊伍從來都是由理想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組成。而最後，所有權力和利益的獲得者往往是機會主義者。」幾十年來，他們大都作了「官」，有了「錢」，成了各單位上上下下的主要成員。他們認為給右派落實政策無異於是對他們當年反右時，用傷天害理換來的「積極份子」榮譽的否定；更是對他們如今獲得的利益、聲譽、官階等的嘲諷。所以給右派落實政策，他們打心眼兒裡不滿意。
1978年，給右派落實「改正」政策時，本來處理右派時有一種「保留公職，送勞動教養」的二類處理辦法。按理說，落實政策時，就該回原單位。但是有的單位就拒絕接收。因為這個活人的回來，就等於在他們身邊安放了一面可以顯現出他們當年作為「積極份子」醜態的鏡子。這分明是「違反政策」，然而「保護積極份子」的餘蔭一直陰魂不散，袒護著他們，使得這批人對任何事件都無所畏懼。所謂的組織也奈何不得他們。
一位右派份子落實政策後，參加了共產黨，當工作需要，提拔他擔任某個職務時，材料報到組織部門，竟然說：「他有右派歷史問題，不能批。」[注3]
有的單位在評定職稱時，「左派」說：「他們（指右派）二十年沒幹工作，那怎麼可以評職稱呢？」於是，他們又升級，又加戴各種頂戴。連A、B、C、D二十六個字母也不認識者，除了陞官，居然還要戴一頂「高級XX師」、「高級YY師」的職稱桂冠。似乎這些特殊材料製成的「左派積極份子」只要有利可圖，沒有他們不沾的。任何時候都不知道什麼是良心，什麼是廉恥！
直到2001年，已經落實右派政策二十三個年頭，仍然有人在一個叫作《中外法學》的雜誌上撰文說：「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勞動教養制度顯示出了空前的生命力，在全國被劃為右派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中，勞動教養是處理這些『右派份子 』的主要方式和首要手段。」大加讚揚這個非法之法的「勞動教養」。為好人被錯劃為右派，被人利用「勞動教養」這個「惡法」冤獄二十一年而拍手叫好。
香港《鳳凰週刊》2004年四季度有一期載文說：黑龍江某地有一個右派勞教農場，直到2004年，在農場被教養的右派，因為原單位變更，原住城市沒有房，（他們走後家破人亡）沒人管，成了農場的退休農工，把一生葬送在教養農場。這是一場什麼樣的人間悲劇呢？
由此，忽然想到：右派份子林希翎後來被正式逮捕。在監獄裡，有一位審判人員審判她的時候，對她說了一段惡狠狠的話：「你看著吧！共產黨還對付不了你這黃毛丫頭！我要讓你年輕輕地進我這監獄，而把你關到白髮蒼蒼，我要關你一輩子，我要讓你斷子絕孫！」[注4]
是的，不少右派份子確實被教養得白髮蒼蒼了。林希翎倒沒有斷子絕孫，而相當一部分被教養了二十一年的右派份子，卻有不少人真格的是斷子絕孫了。這難道不是一場世界歷史少有的人間悲劇？這就是勞動教養的所謂「生命力」？
這就是「行政處分」？
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右派份子應該承受的悲劇？
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史？
……
[注1]《毛選》五卷163頁
[注2]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敦煌文藝出版社
[注3]《書屋》雜誌
[注4]盧弘：《右派活化石－林希翎
2006．2．26．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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