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倘若沒有記性，大約總難免重蹈覆轍；一個民族倘若不知從苦難中汲取教訓，怕是要萬劫不復。應當有記性，應當懂教訓的，首先應當是這個民族的知識份子和它的有歷史責任感的民眾。
其中一張：行刑完畢，被砍掉的幾顆腦袋滾了一地，那些無頭的屍體佝僂著倒在地上，身子還被捆綁著，地上一大灘烏血，旁邊一些人在袖著手默然觀看。
另一張：一群義和團民被清兵押上刑場，這些即將被殺頭的漢子們大都木然無表情，亦可說是沉著自若，絕無羅丹雕刀下的「加萊義民」那種痛苦萬狀的神情，亦無希臘彫刻家刀下的「拉奧孔」那種被毒蛇纏身的痛苦和絕望的表情。我不知道他們心裏是否有被出賣的沉痛感。
然而，使我格外注意的是，中間一位精壯的漢子，赤著上身，腰間束一根布帶，腳上趿著一雙破布鞋，兩臂交叉在胸前，臉上微微露笑，神態泰然自若，似乎在等著領獎，或是去就餐，這表情決不是幾分鐘後就跪在地上，引頸就戮，鮮血噴溢，身首異處了。
義和團民這種視死如歸的氣度，這種面對死亡冷靜沉著的神態，這種絲毫不露內心痛苦的性格，大約是國人那種對生命的理解的一種外現：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是的，他們也許就是這樣一批追求理想的農民，像他們的幾世孫紅衛兵那樣青春無悔，死亦無悔，至今還在為往日的風光而自豪。
執行死刑殺他們的，是手執大砍刀，一臉橫相的大清劊子子。別忘了，這些將要被殺的漢子們，當初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扶清滅洋」四字，現在他們要被大清帝國殺戮無赦。
洋人殺中國人，則用洋槍；此時，他們待在一邊作壁上觀，欣賞這東方野蠻的殺人奇景。
這就是１９００年８月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時北京街頭的真實情景。九十六年前，大批慷慨激昂、仇洋殺洋的中國農民就是這樣被歷史白白犧牲掉了。洋人沒殺多少，他們自己卻在老佛爺的出賣和洋人的圍剿下成群地喋血故土。
這些死者若是活著，至少應當是一百二十歲的老翁了；他們若是有後代，現在應當是五世孫了。不知這些兒孫們是在跑單幫呢，還走在種地？是在鄉下開小店呢，還是跑到大城市去打工？是落草為寇了呢，還是在醞釀著新的教派？是在渾渾噩噩地聚眾賭博呢，還是在讀書求知？
義和團是上個世紀末年（興盛期為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在中國北方山東農村自發興起的民眾組織。它最初名為義和拳。不久之後，他們改為義和團，口號為「扶清滅洋」，標誌著這個民間組織在性質上的改變，顯示出它己經被清政府利用，成為這個腐敗政府的一群家奴和粗野的打手。這是義和團走向歷史大悲劇的一個根本性質的轉變。
反清滅洋可能也以悲劇告終，但是卻和扶清滅洋而失敗大不相同。反清，標誌著一種獨立的政治傾向、清醒的頭腦和正義的立場，至少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打擊和掃蕩清政權的腐敗因素，促使它的政權內部產生某種變化；而扶清卻起到了為這個病入膏肓的腐敗政權加劇罪惡的消極作用，不僅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喪盡臉面，而且使中國陷入空前災難和極度恥辱的境地。這些只有血勇而缺乏清醒頭腦的農民作了一件十分可悲的蠢事，不僅慘遭國際帝國主義力量的殘酷絞殺，而且也遭到慈禧政權翻臉無情的迫害。
毫無疑問，最初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有著相當的民族正義性質和反抗的政治性質。這一運動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抗某些洋教人士在中國的不法活動和對某些惡徒的包庇。他們的活動，嚴重侵犯了農民的利益，農民對此已經忍無可忍。
時人記載：「當時耶穌教民恃勢慣與平民爭訟，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詞訟，對於教民無不左袒，故積而成仇。加以甲午而後，強鄰肆虐，中國怯弱，人民益憤，因思外洋所恃者槍炮，必有避槍炮之術，乃能御之，而金鐘罩神拳之說興矣。」（周之楨等篡：《茌平縣誌》」卷１１，民國二十四年本第１９頁）
「去歲拳民搶教，牽連數府，到處響應，其事雖出於拳民之太過，其根實由於教民太橫……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責押平民。甚至教士為教民包攬詞訟，該教民不遞訴狀，但憑教士函片，即簽票傳人，差役又需索騷擾，片紙下鄉，中業傾產，曲直未判，真偽未分，而良民已受無窮之累犢連篇……近數年來，何省不興教案？而抑之愈深，激之愈甚。若不釜底抽薪，而徒恃搜拿以鎮壓，竊恐柔懦者盡趨於洋教，強悍者愈增其不平，……（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藏檔案：「泰安府屬剿辦拳匪卷」，泰安府稟，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
一位御使道：「山東義和等團，非欲謀亂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自德人佔據膠澳，教焰益張，宵小恃為護符，藉端擾害鄉里，民間不堪其苦，以致釁端屢起，地方官不論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訴無門，保全無術，不得已自為團練，藉以捍衛身家。」（「御史黃桂均折」，光緒２５年１１月２５日，《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版，４４頁）
這些歷史記載，清楚地勾畫出這樣一幅末世怪現狀：洋人欺壓農民；官府怕洋人，反過來壓迫中國百姓；百姓走投無路，揭桿而起。
清政府對中國民間自發組織和秘密結社一向採取嚴厲鎮壓和取締手段（例如對白蓮教，天地教），視為政權之大敵。然而，他們對待義和團卻採取安撫和利用的手段，這是很耐尋思之事，顯然它對了掌權者的胃口和需要。
在最初階段，地方政府當局對義和團的態度並不一致，有的官員主張採取鎮壓手段（例如袁世凱），有的官員則採取招撫和引導的態度（例如大學士剛毅、端王載漪、山東巡撫毓賢等）。他們在對待義和團問題上，互相對立。這是一種有趣的末世現象，也是一種大有學問的新式宮廷鬥爭手段。鎮壓者，是為了整個統治集團利益；而招撫和利用者，乃是為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傾軋，為了那一部分更自私更保守的集團的利益。這種引民間力量來向國內反對派或國外干涉者示威的手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中開了先河。
義和團在反洋教問題上採取的那種橫掃一切的態度，那種由反對不法教士到反洋教，發展到反對一切西方文化和科學發明的立場，那種由殺教士、燒教堂發展到凡是西方發明的東西都要摧毀，於是幹起扒鐵軌、倒電桿、毀電線之類的愚蠢行為。誠如一位智者所言，這些人 「口誦咒語，能避火炮，且能閉火門，而不使之發。然能是者，百人中二三而已，且可暫不可久。總之，雖有法力，只可以倡亂，不足以成事。……聞者驚以為神術，遂開千古未有之奇禍……四月，保定有燒電桿，毀鐵路之舉。不知電桿，鐵路乃國家營造者，既懸「保清滅洋」之旗，而又燒焚公家之物，是直與國家為難，非亂民而何。……而老成謀國者，以為亂民不可恃，兵端不可開。」（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記事》，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９－８０頁）
這種野蠻行為一方面強烈地表現出中國民眾對於近幾十年來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和剝削產生的痛恨和反抗情緒，另一方面則深刻地表現出中國民族文化本身的某些保守性心態。不思社會發展，自私腐敗的清帝國造成了西方列強欺凌中國的結果，使西方文化在中國成為征服者文化，使中國人的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而失去平衡，從而把羨慕變成了仇恨。究其原因，皆因中國社會與政治的長期不長進，不能給人民以進步，尊嚴與富強。
這種野蠻和愚蠢的行為終於使痛恨西方列強的慈禧集團眼睛一亮，發現從貧瘠的黃土地上冒出一支完全可以利用的力量。這對於鎮壓變法因而陷入窮途末路的慈禧集團，無疑是一個絕望中的驚喜。不走現代化道路，不走政治改革道路，難道就真的沒有路，就真的要受帝國主義的窩囊氣，挨帝國主義的打麼？你瞧，這天兵天將不就在老佛爺腳下的黃土地泉水般湧出來了嗎？此時正是民心可用，何不創造一場歷史大奇蹟？
慈禧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她不知羞恥地談起「總以順民心為最要」（袁昶：《亂中日記殘稿》）的堂皇道理：「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惲毓鼎：《崇陵傳信錄》）
義和團的神奇氣功和神秘符咒，它吹噓的所謂「刀槍不入」（即今日中國某些假氣功師又一次大肆吹噓的「特異功能」之類功夫，這種吹噓總是末世現象之一），也是使慈禧集團十分沉醉的一個因素。他們終於相信民間那套神秘的土功夫能夠抵抗西方的洋槍洋炮。此時的慈禧，大約完全忘記了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時咸豐皇帝倉皇逃往避暑山莊，圓明園化為焦土；完全忘記了１８９５年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此時的他們，大約是最「愛國」，最「維護」民族尊嚴和民族文化的一夥人了。那些王公們如獲至寶地連吹帶捧，把義和團從華北平原的鄉村引入京城，把這些雄赳赳氣昂昂的造反的農民請進王府，請進皇宮，引見給慈禧皇太后，讓他們在老佛爺面前露露刀槍不入的奇異功夫。
有人不無憂慮地寫道，「（一個僧人）自稱，渾身氣功，能拒槍炮，金剛附體，外洋無敵。復以上峰獎許，練拳鄉民，尊之敬之，踵門拜師者，趨之若鶩，此輩鄉曲豪強，原非善類，今驟擁此聲勢，渺視官府法紀，日後隱患，正難預科。」（「季桂芬致泰安知府姚松雲函」，１８９９，１０，１３；《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三分冊，山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９１－１９２頁）這就像當年紅衛兵興起，由於最高領導人支持，無人敢說不好，於是一面倒，但卻隱藏著日後的許多問題。
這些人揚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誠心用功，可以避刀劍，可以避槍炮。上奉太后密旨，下遵毓賢命令，興大清，滅洋教，他日功成名就，大則仕宦而至將相，小則豐富而有衣食。種種謠言，出人意外。」（「山東義和拳匪論」，「萬國公報」卷１３２，光緒２５年１２月）
於是，在最高統治者支持下，義和團在京城到處設壇，香火極盛一時。中國農民組織從來沒有得到過專制君主如此的青睞，竟然能夠破天荒地受到皇家的如此殊榮，能夠在天子腳下，皇宮前面，如此張揚，如此自由，如此「造反」。
時人記載：「光緒二十四年，近畿各省遂秘密有義和拳之組織，設壇吞符降神，不倫不類，自詡槍刀不入，耍刀舞槍，到處皆是。甚至婦女亦托真神附體，自詡能於空中飛舞，名為紅燈照。其姦滑之徒，濫混其間，藉圖私利。光緒二十五年，義和拳事暴發，各處殺戮外人，肆無忌憚。」（劉蔭歧等撰《陵縣續志》卷四，民國２４年本第４３頁）
在慈禧集團的支持和鼓動下，義和團愈走愈遠，大開殺人毀教之風：「自稱符咒種種靈驗，可避刀槍，愈傳愈遠，愈遠念妄，……其迫害教民也，以逐西教士為第一意。偽稱奉太后懿旨，故受其蠱惑者日益眾。七八月之間，遂千百成群，依勢作威，而天主教民適逢其怒，被搶數十村，耶穌教尚無恙也。至中秋節前數日，匪焰更熾，於是不論天主教，耶穌教，既是教民不免慘害矣。……先惟劫掠財物，後則毀教堂，害教民，殺教士，無不可矣。」（「義和團鬧教紀實」，「匯報」第１４６號，光緒二十五年十二年初十日，轉引自《義和團源流史科》，陸景琪等編，第１６３，１６５頁）
客觀地說，慈禧老婦在接見和慫恿苦大仇深的農民「造反」上，是中國史無前例第一人。這些義和團，實在是六十六年後北京紅衛兵的老祖爺。
此時的義和團，已經成為清政府卵翼下的一支別動隊。他們愈發無所顧忌，很像是六十六年後那位紅司令麾下的紅衛兵。在慈禧集團支持和鼓動下，義和團們愈走愈遠，有恃無恐。在這種情緒下，官兵們也同樣瘋狂起來，不久發生德國公使克林德、殺死日本使館人員杉山彬被殺事件，乃至圍攻和炮轟外國使館，從而挑起嚴重的外交糾紛和戰爭。於是，八國聯軍大兵壓境，攻陷京城，慈禧集團倉皇鼠竄，把中國這個滿是文化寶物的爛攤子丟給別人收拾。
慈禧集團之利用義和團來反洋人，有其非常自私的慾望和狹隘的情緒。分析分析她的那種心理不僅十分有趣，而且十分有益。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葉赫那拉氏還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小姑娘，自然對西方列強的厲害沒有多深的印象。當她榮幸被咸豐皇帝招進宮裡，靠著自己的姿色、聰明和生子，成了西宮娘娘時，她就應當對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的英法聯軍之役中國的慘敗有深刻印象了。就是那次慘敗，才使她跟隨咸豐由圓明園倉皇逃亡到承德，那位皇帝不久就死在那裡。在和顧命八大臣展開的宮廷奪權鬥爭中，這位年僅二十六歲的年輕女人和東宮太后一道，與京城的「小六子」恭親王弈忻聯手，爭取得到各國公使支持，辛酉政變成功，立其子同治為帝，其實是她垂廉聽政。本來，慈禧是靠洋人支持上臺的，後又因鎮壓「百日維新」，廢黜光緒，遭各國公使冷遇，康梁等外逃又獲外國庇護，她便轉而仇恨洋人了。
然而，慈禧的這種仇外情緒，最容易披上一層漂亮的民族的外衣，也很容易混同於一般的民族主義情緒。
袁世凱說得很明白：「（山）東省民教不和，大半由於地方官辦理未能持平。前任（指前任巡撫毓賢）自己怕洋人而煽動百姓與人鬧事，未免太左。」（「袁世凱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資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２０頁）後來的慈禧何嘗不是這樣呢？
就慈禧本人來說，她對走火入魔的義和團，本來持比較謹慎的懷疑態度，這老婦畢竟不是年幼的娃兒，大約應當知道這些鄉野農民常常會有的那些戲法和騙招，大約知道他們會鬧出麻煩。她對於這種厲害攸關的事情，最初還是較為小心的。
可是，滿街滿城那麼多風風火火的拳民，如此高漲的反洋情緒，不正是民心可用麼？中國百姓從未沒有這麼熱氣騰騰地反洋鬼子的情緒和這種性質的群眾運動，此氣正可鼓而不可瀉，這種情緒正可以使她對洋人的仇恨心情得到發泄。不過，她也實在害怕惹出大事，那會使她的江山為之傾倒，乃至光緒復辟。那些圍在身邊各懷鬼胎的王公們一味鼓噪，力主民心可用，對外宣戰，終使這老婦支持了那些造反暴民的行為：「會慈禧太后謀廢立，各國公使不允，仇洋特甚。拳匪則以教徒之橫，適樹『滅洋』之幟，中經希旨諸臣之鼓惑，而太后遂欲令拳匪滅洋，匪得密旨，因於『滅洋』之上，加『扶清』二字，而滔天之勢成矣。」（柴萼《庚辛紀事》）
不過，這個軟弱清帝國的那夥狂熱份子作出與外國列強宣戰的決定，貌似輕易，而對於那位慈禧老婦卻實在是下了孤注一擲的大決心，經過了很大痛苦和動搖才作出的。「崇陵傳信錄」有一段記載五月二十一日（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７日）那次決定宣戰的御前會議極生動：
申刻召對儀鸞殿……太后隨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日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群臣咸頓首曰：「臣等願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雲照會有四條，而所述只得其二，退班後，詢之榮相，其一勒令皇太后歸政，太后諱言之也。）其時載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戰，語尤激昂，太后復高聲諭曰：「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太后悲且憤。遂開戰端。
慈禧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可以說當初有一箭三雕之妙：一可因勢利導，把農民對滿清政權的痛恨轉移到仇外上去；二則，可以教訓洋人，讓他們今後少對中國說三道四；第三，萬一出了麻煩，農民不敵洋人，也可推到「暴民」頭上，他們畢竟不是政府的軍隊，清廷可以轉嫁責任。但是，慈禧完全打錯了算盤，大大的錯估了「刀槍不入」的力量。她從此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