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們同一期簽到深圳的這家民營企業的長安大學同學有20人左右,這家公司在全國招聘了交通建設相關專業的畢業生約100人左右,這100人如今留在這家公司的約20多人,分布在全國各地從事銷售工作.
這一年中我和同期來到這家公司的校友們交流,聽到最多的話就是想辭職,這些想法也在後面一一變成了現實.
對於剛畢業走向社會的大學生來說,肯定要經歷很多的挫折,遇到很多自己不想遇到的事,但是誰都希望能有一個高的起點,一個好一點的公司.學校為了提高就業率而不顧及畢業生利益的做法,作為學生實在無法避開,而且社會上也充滿了這種存在投機心理的公司,讓人避無可避.看到以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覺得很符合這家公司的情況,希望能對即將去這種公司工作的同學起一些警示作用.
「就業市場的水到底有多深，也許比你想像的還要深」。這是記者在與胡軍（化名）交談之後的感觸，用「觸目驚心，難以置信」來形容，一點兒也不為過。
4月初，記者接到一個來自成都的電話，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子在電話中稱，自己在擔任單位人力資源總監的4年多時間裏通過各種「手段」剝削了手下初入公司的畢業生，為公司「節省」支出上百萬，如今，他覺得非常「不安」而又難以自拔。
在答應嚴格保密對方的姓名、公司名稱的條件下，本報記者二天後如約來到成都一家茶館，對這位神秘人士進行了採訪。
核心提示：「就業市場的水到底有多深，也許比你想像的還要深」。這是記者在與胡軍（化名）交談之後的感觸，用「觸目驚心，難以置信」來形容，一點兒也不為過。
「搞得我連覺都睡不著。」胡軍靠在椅子上對著記者一臉苦笑，「近段時間，我一直在痛苦中折磨自己，是繼續維護老闆的利益，充當老闆的忠實『走狗』。還是替員工說話，不再擔當損害員工利益的角色。維護前者我將得到更多的好處，錢、及其他；維護後者我的後果將是降職、降薪甚至被辭退。」胡軍告訴記者，他從外省來到成都已經七八年了，先後在幾個大中型私人企業打過工，憑他的資歷、經驗和處世能力，很快都得到了老闆的賞識和重用，從擔任辦公室主任、行政人事部長干到總經理助理、人力資源總監。
「戴上人力資源總監帽子的那一天，老闆就找了我談話。」胡軍開始回憶起4年前的經歷，顯得很痛苦。
「當時老闆很直接，對我說：『既然我提拔你做總監，也不把你當外人了。現在公司600多員工一個月的工資開銷在120萬以上，下個月要還銀行貸款，資金很緊張，你動動腦筋、想辦法節省點工資開支……」胡軍回憶，老闆還給了他兩個前任人資總監留下的絕招：一是多招畢業生，用完就「開」，二是剋扣和少發員工報酬。在得到老闆授意後，胡軍開始一步步實施他的計畫。
「首先，每年我都會通過招聘會招來大批應屆畢業生。因為給他們承諾的待遇不錯，這幾年招聘都很成功。」胡軍說，他深刻理解了老闆的意圖。
「然後我重新制訂了勞動合同。招聘員工本應簽訂國家統一的勞動合同，但我要的是傾向於企業自身利益的格式合同。我冥思苦想，制定出九大章五十多條，這些條款內容裡要求員工（乙方）履行的職責就佔80%－90%，而企業（甲方）應履行的職責只是象徵性的佔10%－20%。主要是一些對員工的強制性條款。」
拿著公司「聘用合同」，胡軍向記者逐一解釋。「你看第2條，因工作需要員工工作時間靈活延長，但我們根本沒提加班費；第5條，我們規定員工當月工資在次月中旬發放，如果員工離開公司那麼就有半個月甚至更多的工資被扣發。而第7條，明顯非常吸引大學生的應聘，非常有誘惑力。實際上在合同條款的最後有一句話必不可少，那就是：若員工（乙方）工作中出現失誤或差錯，公司（甲方）有權無理由辭退。怎麼才是失誤和差錯？無界定的標準，完全由老闆說了算，因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當然，我還配合了其他手段，像員工應聘時盡量不提簽訂勞動合同，能不簽則不簽；不執行國家週五工作制，每週工作六天等等。關於社會保險能不辦則不辦，能拖就拖，政府有關部門如果來查問，實在拖不過也只是按企業員工總數的10%－30%辦理。其餘的可以用簽臨時合同或兼職合同來應付。」胡軍說，即使是這樣，來應聘的人員還是源源不絕，而且來了以後無不拚命工作，表現突出，很多人不提、也不敢提加班費和補休，一天工作8個小時以上的非常普遍。」
胡軍還告訴記者，曾經有一個畢業生不滿規定提出辭職，胡軍按老闆的意思不但扣發了他半個月工資，而且近千元的預留金也被扣下。因為，人無完人、工作中哪能一點不出差錯，老闆的藉口和理由太多了。這些員工離開公司後，也有少部分到有關部門去投訴，有關部門只是打個電話問問情況，他們自有一套理由應付。
在老闆授意下，胡軍也不是隨意辭退員工，有時也給一些小恩小惠進行「獎勵」或「鼓勵」。如在員工大會上進行表楊（但無獎金），偶爾也會拿出百來元錢對個別有「突出貢獻」的員工獎勵一下，而且會給員工口頭承諾年底重獎等等。當然，不能忘記對特殊崗位的員工（技術和管理人才）給一些小恩小惠。但真正到了年底，他就會以種種藉口和理由扣罰、少發獎金。
「對部分管理幹部來說有些方面就更慘了。當他們工作快到四年時，老闆和我商量，無論採取何種方法都要趕緊讓他們一個一個離開。就這樣很多員工稀裡糊塗地離開了公司。辛苦幾年，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
「既然面對這種合同，員工可以提出意見或不干。你是怎麼處理這種情況的？」記者對胡軍拋出了這樣的疑問。
「如今這個社會大家都知道，社會勞動力過剩，老闆比我們更清楚『三條腿的哈蟆難找，兩條腿的中國人到處都是』的道理。人才招聘會上，往往都是應聘者人山人海，招聘單位名額卻廖廖無幾。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而且現在大都不再刻意要求工資、待遇，只求有一份工作就行。」胡軍說，「這樣的情況下，隨便你亂整。」
「當然。也有不少敢出頭的畢業生，我在員工大會上還要給他們進一步進行『培訓教育』。比如我會叫大家好好想一想，現在的社會競爭非常激烈，我們面臨的現實是殘酷的，今天能有一份工作就已經不錯了，所以，我們要感謝我們的老闆，很好地珍惜這份工作。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就得努力找工作。」
胡軍笑道：「這只是我對付員工的一個小小的手段而已。只要是企業自己制定勞動合同，小小百姓能翻得起大浪嗎？」
據胡軍統計，他所經歷過的這幾家企業，以各種原因離開企業的員工大約有上千人次，但投訴反映的不佔10%。主要原因是：一是沒有時間，因為這些人還要趕緊抓緊時間找工作；二是拖不起，有關部門三天兩頭要這個材料、那個證據，至少要跑10次以上；三是沒有錢，有的員工工資都沒有要回，生活宭迫，哪還有錢交這費那費的；四是無可奈何，有關部門接受了申訴久拖不決，卻口口聲聲找藉口，不是說人少，就是說忙不過來等等。一個普通老百姓怎麼能經得起這樣折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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