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四月開始，我已經採訪了近二十人。與這些人相比，我對周鴻陵要熟悉得多。我們都住在香山，平常素有交往，很多採訪對象還是他推薦介紹的。或者正是這個原因，我一直沒有意識到他是一個很好的採訪對象。正應了那句成語－－熟視無睹。
我常常為周鴻陵雪白細嫩的皮膚而驚訝，以為他有外族血統。我心裏藏不住事，嘀咕了好一陣後，終於忍不住發問。結果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周鴻陵並非多話者，但只要涉及公民教育和公民社會，便有如打開的話匣子，滔滔不絕。可惜他的地方口音太濃，影響了語言的說服力。
艱難曲折
1979年，李銀河與林春在《中國青年》發表《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17歲的周鴻陵由此啟蒙。他逐步認識到，民主法治並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立志以推動中國的民主與法治進程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從此，他努力探索具體的實現路徑。
1988年，周鴻陵形成了發展民間經濟、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他與友人一起開辦了一家頗具規模的「紅帽子」企業（名義上是集體所有制，實質是私有制）。正當企業蓬勃發展之際，「八九」民運爆發了。與所有自由知識青年一樣，他積極投身於這場全民爭取民主的運動中。「六四」屠殺後，他被抓入監獄。五個月後免於起訴。正當他準備再展拳腳之際，卻第二次被捕入獄。當局認為他在「八九」民運中還有更多活動。這次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十八個月後，他才取保候審，獲得自由。
血的教訓和人生的磨難使周鴻陵認識到，實業無法有效地推動民主進步。他認為，面對民眾人權法治意識的普遍不彰，啟蒙才是當務之急。他於是轉向新聞行業。1993年，他進入河北邢臺統戰部主辦的報紙《海友之聲》，擔任總編並兼任社長。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該平臺空間過於狹窄、影響有限的問題暴露無遺。他希望有更大的舞
臺。1996年5月間，他來到石家莊。然而，更大的空間也無法產生他所希望的效果。他發現，媒體並不是解決社會變革問題的有效手段，社會組織和社會運動才是改變社會的最直接的方法。但到底應該以什麼方式活動，卻不清楚。他總結說，從1979年到1996年，雖然做過很多事情，但總體而言對宏觀策略的認識十分模糊，並不清楚什麼方式能最有效地改變中國社會。
1996年10月，周鴻陵來到北京大學，開始了他的遊學生涯。他希望通過學習與交流，弄清楚長期困擾自己的問題。期間，他結識了大量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久，周鴻陵擔任北京縱橫研究院副院長，該院與福建《技術、經濟與管理》雜誌社有密切合作關係。1997年6月，在他的主導下，《技術、經濟與管理》雜誌社北京記者站成立。以此為平臺，他與包括茅於軾、曹思源、劉軍寧、楊子立等一批朋友一起，在思想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發表了《紀念改革二十週年》、《產權私有化研究》等有份量的文章。
1998年9月底，記者站遭到當局搜查，文件資料與辦公用品被沒收，周鴻陵被迫轉入地下。他表示，由於平時忙於工作，少有時間思考宏觀戰略問題，加之98年的大鎮壓要求人們必須有新對策，他不得不一邊逃避抓捕，一邊偷偷與朋友們交流，反思中國民主之路。他認為，從改革開放到1998年，二十年間，民間社會運動前仆後繼，但方式方法卻始終沒有進步，依然是傳統的組黨、街頭政治等。很多人竟然沿用階級鬥爭的觀點研究分析社會，少有人瞭解公民社會的性質，不知道它是效率最高代價最小的社會變革方式。他表示，這一認識是與很多朋友一起討論時得出的。
1998年下半年，周鴻陵形成了公民主義思想體系：從臣民到公民，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建立公民國家，最終建立公民世界。關鍵是轉變人。
農村試驗
1999年5月，周鴻陵與一些朋友成立了內部組織「開來工作室」。他們一方面準備出版公民教育與社會轉型方面的書籍，另一方面，打算從基層民主做起。當時，周鴻陵寫了一篇文章《第三次農村包圍城市》，主張將公民主義思想、公民社會運動貫徹到農村，從最基層開始，促進中國社會轉型。他的這一設想得到了李慎之先生的支持。經李老介紹，1999年12月，周鴻陵數人依托茅於軾先生主持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了天則經濟研究所村民自治課題組，簡稱「天村」。
正當他們忙於尋找項目資源時，2000年7月10號，周鴻陵再度被當局抓捕。當局的企圖十分明確。他們欲將「天村」定性為「顛覆」組織，藉以把自由主義的大本營天則經濟研究所一鍋端。儘管當局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但周鴻陵頂住巨大的壓力，據理力爭。在國際國內人權組織和輿論的同聲譴責下，10天後，當局被迫釋放了周鴻陵。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前，由於擔心當局鎮壓，「天村」一直處於隱蔽狀態，工作多有不便；這一事件使「天村」浮出水面，他們索性公開在社會上活動。不久，「天村」得到第一筆外國基金會的公民社會項目援助。他們原打算選北京或周邊地區作為試驗基地，但苦於一直找不到合作夥伴，最終項目輾轉落戶於湖北沙洋縣。一連四年，他們大力開展公民教育，幫助農民成立自治組織和進行民主選舉。在他們的努力下，試驗村村民在公民意識、自治組織的成熟度與自治能力以及民主選舉的質量等方面，都遠遠較非試驗村為高。「天村」試驗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大批國際國內媒體都在重要版面或時段報導了這一事件。
走向城市
周鴻陵並不滿足。正如他文章的標題所表明的，基層自治要從農村走向城市。2001年初，他們與河南信陽平橋區政府進行談判，希望於該區進行包括政府、產權、企業、鄉鎮、農村等多方面的綜合改革試驗。令周鴻陵興奮的是，對方最終與他們簽定了試驗協議。但非常遺憾，對方後來藉口改革力度過大，沒有履行承諾。周鴻陵並不氣餒，繼續積極尋求新的機會。
2001年底，「天村」從天則經濟研究所獨立，成立新民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他們在與加拿大公民項目談判時提出，將農村公民自治項目移植到城市的設想。對方很感興趣，雙方簽定了合作協議。起初，周鴻陵還不敢將試驗地選在北京市，認為那簡直是天方夜譚。當時他想，只要能在周邊選一個城市，既便於操作，又有利於推廣，就很不錯了。但隨後他改變了想法：既然要做，就應該爭取最好，就應該找最有影響、最容易推廣的地方進行試驗。經反覆思考，他最終下定決心，爭取在北京市進行試驗。決心好下落實難，周鴻陵反覆穿梭於各個衙門之間。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成功了。任何知道中國衙門辦事艱難程度的人，都能夠體會到周鴻陵為此付出了多麼巨大的努力。
周鴻陵將精力全部投放於九道灣社區選舉工作中，事無鉅細，事必躬親。選舉成功舉行。九道灣社區選舉是北京市第一個社區民主選舉，引起了海內外新聞媒體的極大注意，成為全國影響最大的城市民主選舉。起初，反對城市民主選舉的人士不在少數，九道灣社區選舉的成功，改變了他們先前的觀點。
尋尋覓覓 廓清思路
2003年，周鴻陵帶領新民教育研究中心轉戰魯谷，在整個街道組織公民自治民主選舉。這是遠較社區選舉複雜困難得多、工作量也大得多的工作。他坦陳，後期他們參與較少，只能說成功了一半。就在這時，新民教育研究中心發生了令人痛心的分裂。
不得已，2003年10月，周鴻陵帶領一批人成立了新時代致公教育研究院。與此同時，思想上的困擾也緊緊糾纏著周鴻陵。他做了農村村民自治民主選舉的組織工作，也做了城市居民自治民主選舉的組織工作，下一步做什麼？一直沒有理出頭緒。周鴻陵表示，雖然此前已總結出「公民主義」理論，認為實現「公民主義」理想，必須通過公民教育、公民行動和公民社會來達成。但實際上他仍不確定，仍在猶豫，而且不知道怎樣將它向全社會推廣。兩年間，他反覆尋覓思考斟酌。
2005年6月，周鴻陵與很多友人就今後的發展進行了廣泛討論，最後確定把公民教育作為相當長時間裏的中心任務；10月，舉行了第一屆公民教育培訓班；2006年，計畫培訓至少300名講師。在重重困難中開啟新的征程我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採訪的周鴻陵。他外出辦事，回到香山後給我打電話，說要請我吃飯，又說天氣很冷，帶點吃的過來，問我這個南方人是否吃得慣大餅之類的麵食。我知道他現在經濟十分困難，本想說我請他吃飯，但他很要強，怕他產生誤會，終於沒有出口，而是說隨他安排。他帶來了一張大餅，價值2.4元人民幣。我們倆就著白開水吃了。
通過這次採訪，我才知道周鴻陵做過不少事，而且想做更多事，是一個願意做實事、能夠做實事的人。如果不是資源上的限制，他一定早已打開了新局面。我視野中還有與此截然相反的情景，不願、不敢也做不了事的人，打著維權的旗號弄來了資助，可惜錢沒有用於維權，用到了婊子身上。過去，一些人曾對這種不正常現象感慨不已，我始終表示懷疑。今天，鐵的事實教育了我。真不知這樣完全顛倒的情況要持續到什麼時候？真不知社會要讓那些真正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失望到什麼時候？真不知那些掌握著資源的糊塗蟲們要讓那些無恥無知的屑小之徒得意到什麼時候？
最後，誠摯地祝願周鴻陵2006年能夠順利展開他的計畫。
2006年1月11日星期三於北京香山
（轉載於：《人與人權》 www.renyurenqu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