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上海時，不得不承認，上海的面貌改觀了。天上的污染氤氳稀薄了，晴天時出現太陽了，如果再添一陣猛烈的西北風，天際還可能出現久違的藍天白雲。更難得的是，一直遭人詬病的骯髒市容也明顯乾淨了，因為市中心的空地能建樓的差不多都建了，到處是大規模建築工地的景象消失了，馬路上很少流淌著泥漿，寒風中不再翻捲滾滾濃塵。
舊貌換「新顏」的故土加深了我的偏愛，走在浦江東岸的許多摩登大廈下，我幾次錯覺是在東京的某個熱鬧街區，心底忍不住湧上感慨，上海終於展露出「國際大都市」的外觀了。難怪前不久一位愛爾蘭朋友去上海旅遊，回來後向我大讚上海的摩登和繁華。
然而，我終究不是走馬看花的老外，不會僅停留在城市迷人的華麗外表，我要去看望親朋老友，去探視他們的現實生活，他們才是支撐這座城市的靈與肉，是耀眼的城市輪廓裡的真實。
食品的真與假
這十幾年中每次返滬，看到上海人生活中的最大變化，除了愈來愈多的高
樓，就數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食肆了。遍佈全市的飯店不僅數量多，而且規模巨大，許多飯店佔據幾層幾百平米的店堂，有些大廳放著幾十張餐桌，令人嘆為觀止。就是這樣的大飯店，有的到了週末還得預定，去晚了還得在門口排隊，這是上海開埠以來從沒有過的盛大「食」況。
親友們知道我生活在吃牛奶麵包的國度，難免中國的飲食情結，都熱情介紹我去各種風味餐館解饞，讓我回味品享道地的家鄉菜。說是回味其實是見識，過去哪有如此花樣繁雜別出心裁的菜餚，有些菜可以說是挖空心思的傑作，光看服務員端上來的碟盤就催人食慾。
可惜幾次吃下來我就產生了疑問，這些按菜譜點上來的，真的是河裡的「大閘蟹」「鱖魚」？海裡的「梭子蟹」「黃魚」？泥裡的「黃鱔」「甲魚」？怎麼吃到嘴裡只感覺附加的各種調料不同，魚蝦本身的肉質卻失鮮寡淡異類同味，記憶中屬於它們的獨有的鮮美哪裡去了？
點菜時本來應該想到，中國僅剩的那些沒有污染的江河湖海，哪裡撈得出供億萬人饕餮的天然魚蝦，能上嘴的十有八、九來之人工養殖，而且，魚蝦的肉味告訴我，養殖的環境裡少不了催它們茁壯成長的什麼素。吃到後來，我意識到，盤中的那些魚蝦不過是真的假貨，不過各自被冠上一個符合它們名稱的外殼。
令我奇怪的是，同桌的親友食客都吃得津津有味，沒有人介意我的置疑。直到有一次，一家飯店用養殖的鯗魚冒充「鰣魚」端上桌，我忍不住要去與飯店經理較真時，同餐的朋友才勸阻道，只因你生活在西洋，才不瞭解國情，難道你沒聽說過，時下的中國「除了腐敗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原來親友們是見怪不怪，是對無可改變的現狀的認命，「假作真時真亦假」，就此懵懂地生活在虛假的真實或者說真實的虛假裡。
人命的貴與賤
以我所見，也不都是假的，上海夜生活的豪奢就是真的，是世界上少有的，那氣派早已超過上世紀三十年代「東方的巴黎」的時代。在處處彩燈日日笙歌的不夜城裡，華貴的外灘和典雅的淮海路讓人重拾老上海的舊夢；摩登的浦東和溫馨的「小臺北」引領二十一世紀的上海新潮；而集大成處是利用石庫門改造的景點「新天地」， 「新天地」熔古老和時尚一爐；匯西洋和東洋一景，被稱謂中國舊城改造的經典。
一位在外資企業工作的親戚，熟門熟路地帶我去見識這些名所，在領略它們的奢侈時，我明白這些地方屬於上海，但不屬於絕大多數的上海人。在這些地方，一杯咖啡是五十元，一杯啤酒是一百元，一個晚上消費幾百上千也是常事，……在這些昂貴的咖啡和啤酒的映襯下，絕大多數上海人的生活顯得多麼寒磣，尤其是幾百萬退休工人，他們的平均養老金是一千元左右，只夠豪客們消費一、兩次，儘管如此，退休人員還算是有福的群體，還在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那些在滬的無任何保障的幾百萬農民工就更賤了。
在一個農民擺攤的集市上，我看到一些半尺、一尺高的花瓶，標價只有幾塊或十幾塊，雖然這些花瓶不是工藝品，但配上花樹是足夠漂亮的，試想製作這些花瓶的流程：從採泥、製坯、定型、燒窯、彩繪，再加遠路的運輸，區區幾塊、十幾塊如何與這樣複雜的流程等值？每道工序至多賺幾角錢吧。還有一個農婦在賣手制的工藝小品，是竹片編製的可放在手掌上的一套傢俱，雖然談不上精製，但沒有一天時間是編不出一套的，然而每套僅賣十塊錢，廉價得不可思議，以致讓人感到買下來反而貶低了她的勞動價值。
農民工要製作多少花瓶和玩具傢俱才能抵上一杯咖啡和啤酒！
那天從「新天地」坐出租車回家，時近子夜，當車子開出市中心時，出租司機每見有人攔車都一陣緊張，他對我解釋，這樣的時候是決不敢在此接客的，現在有不少農民夜襲出租車，載住富人搶一筆，甚至為了滅口不惜殺人，有時得到的不過幾百上千元。
當自己的生命一錢不值時，就會無所顧惜的鋌而走險了，犯案的農民只有被逮住一死、和受害的富人同歸於盡時，才顯出他們和富人的等價。
這種殘酷的現實能警醒酒池肉林中的沉醉者嗎？
失信的醫和患
此類「偶發」的惡行案件，只要新聞報紙刻意隱瞞，市民們依舊覺得太平，上海依舊是全國治安最好的都市，倒是關乎百姓生老病死的醫院現狀，一直成為人們不滿的焦點問題。
我去探望一位老同事，她是退休近二十年的老護士長，不幸患上了尿毒症，每週三次去醫院做人工透析，她感慨地告訴我：現在的醫院跟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過去護士不僅及時觀察病人的病情，還得關心的病人的飲食起居，她當護士長時上班前先祛病房巡視病人，在醫生查房前及時反映病人的情況。現在可好，護士長光管護士，護士只管給病人打針發藥，其它照看病人的事通通推給家屬或護工，這樣的狀況醫療質量哪裡好得了。現在醫生的水平也嚇人，她就診的是響噹噹的市級醫院了，竟然沒一個醫生做得好用於透析的插管，做不好又不去請高明來指導，卻把活人當試驗品亂做。她趕緊托熟人找來另一家醫院的高手才解決。
但還在當醫生的同學卻嘆出另一番苦境：現在的醫生不像過去那樣好當了，病人治好了皆大歡喜；萬一治不好，或者在治療中出現一點漏洞，家屬就會鬧起來，還動輒起訴上告。一位同學前一陣就在急診室碰上倒霉事：來了一位「急性腹痛」的病人，她按「腹痛」做必要的檢查處理，不料病人二十分鐘後死於心肌梗塞。應該說她沒錯，她按步驟處理，沒有得到考慮心急梗塞的時機。但家屬不僅當場大打出手，還在醫院鬧了好幾天，最後醫院賠了幾萬塊了結，她無法釋懷這樣的窩囊氣。
這是推行醫療產業化的必然惡果。這個制度逼迫醫生去唯利是圖，讓醫生為增收賺錢而看病，給病人做不必要的檢查開不必要的藥，直至接受病人的紅包。病人不可能信任如此醫德醫風下的醫生護士，只不過為了治病活命而忍氣吞聲，一旦不治而亡，家屬壓抑著的不滿就會爆發出來，即使不是醫療事故，也會報復性地去尋釁鬧事，引發喪失互信的醫患糾紛和事故。
維權的易和難
我聽到的不都是負面的晦氣事，也看到不少閃光的好苗頭。
如今，市民們買下的新房都歸屬於一個小區，每個小區建有物業管理處，專事小區的各項管理工作，原則上物業管理人員由業主們聘用，根據雙方制定的協約履行管理工作，業主們選出代表組成業主委員會負責監督。本來業主委員會和物業管理處是很簡單的雇佣和被雇佣的關係，但中國有一個代表官方的居民委員會，他們在中間橫插一槓，使簡單的雇佣和被雇佣關係名存實亡。
一位六十多歲的鄰居張老伯是業主委員會的負責人，他發現物業管理處損害了業主的權益，就代表業主進行交涉。不料物業管理處用錢賄賂居民委員會幹部，居委會幹部就利用業主委員會改選的機會，對許多居民施加壓力讓張老伯落選了。
令我感慨的是：小區裡住著一位大學教師和一位社科院的研究員，他們整天在家做學問，因為不用去單位坐班。本來小區的業主維權真是他們起而行動，或者說是實踐自己理論的機會，但他們卻依然「兩耳不問窗外事」地閉門造車，也許拿著每月超過萬元的月薪，不在乎蠅頭損失了吧。
我真切地看到中共用金錢買通知識份子策略的成功，這大概也是中國的維權運動基本上侷限在受害的弱勢群體，始終不能蓬勃發展的原因吧。
請問「走還是留?」
離滬前兩位原來的老同事執意為我餞行，目的是請教我一些問題。
原來，同事A 去年賣了房子還舉了一筆債送讀高中的兒子去澳洲留學，事後他受到不少同事和親戚的質疑，心理壓力很大，不知自己這筆賭注是否下錯了。而同事B至今沒買房，就是準備用全部積蓄送今年大學畢業的女兒去澳洲讀研究生，他們要傾聽我這個在海外生活者的正確見解。
我瞭解他們的心理，與其說請教我，不如說是讓我為他們打氣，因為他們知道我不可能自己身在國外卻反對他們把子女送出去，他們只是想從我這裡得到肯定他們的「權威」意見，既用來堵別人的嘴，又可安慰自己。
所以我先反問：你們化如此大的代價只是讓兒女拿一個洋文憑？還是讓孩子為你們將來的移民鋪路打先鋒？
兩位同事都吞吞吐吐地說，最終目的當然是後者，但這條路哪裡有這麼容易，為了面子只能低調地說去留學。
我說，這就對了，如果化你們夫婦一輩子的積蓄為一個洋文憑確實不值得，但為了今後你們一家子的移民就另當別論了。
同事A 感慨道，你到底是先走一步的人，瞭解我們的心理，其實那些說我的人哪個不想走，只是不肯輕易下我這樣大的決心吧了。現在當官的發財的，早就把子女送出去了，美國進不了去加拿大，加拿大進不了去澳洲，去年我為兒子定機票時，從上海到澳洲每週三班飛機，班班滿座，得提前幾月訂票，那時我更覺得自己選擇作對了，這是二十年來方興未艾的逃往潮，我自己錯過了第一班機會，不能讓兒子失去第二次機會。
同事坦率表露了上海人的心態，揭示了上海浮華外表下的真實，也回答了我再見上海時的疑惑。無論上海的外觀多麼現代摩登，多麼像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其內核依然是沒有民主自由，被腐敗的蠹蟲蛀空的社會；哪怕上海人身住上百平方米的房子，懷揣百萬元的錢幣，仍然清楚自己生活的社會，陷在人心喪盡沒有未來的絕望中，最佳的選擇就是「勝利大逃亡」。
這就是當下中國人的宿命：只有離開故土，才能成為一個享有尊嚴的真正的人。
－－原載《爭鳴》2006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