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85年離開中國到現在已經整整20年了。在美國的這20年裡，我當過窮學生；有過長達一年半在病榻前伺候患癌症親人的痛苦經歷；也有過失去親人的哀傷和孑然一身生活在異國他鄉的孤獨；嘗到過來自周圍中國朋友的各種關愛和美國醫院的人道服務，以及找到新生活的快樂和新家庭的溫暖；體會過在42歲的高齡第一次當上兩個如天使般美麗的雙胞胎女兒母親的無窮歡樂；在過去的十幾年裡，親身經歷了在異國創業的艱辛與小獲成功後的喜悅。也體會到了，即使是在已經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今天，依然擺脫不了中國文化的情愫。所有這些，我在閑來無事的時候把它們記錄了下來，本來只是想留著自己看看的。最近拿出一些片斷給朋友們解悶，不想還收到了一些反饋意見。
順便提一句，我現在在美國南方的一個小城裡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生活既平靜又充滿了快樂。我和我現在的先生，我雙胞胎女兒他爸在這個小城裡經營著一家儀器公司。專門設計，生產，銷售電化學儀器。我們公司設計生產的各種高科技產品銷往全世界43個國家和地區。目前在臺灣，北京，日本，南韓，印度，德國，法國，以色列以及馬來西亞設有銷售處（或代理），在天津和韓國有分公司和亞洲地區售後服務中心。
下面是我來美國以後早期生活的一些片斷。我不是作家，我的學歷是物理碩士，目前幹的是管理工作。我只是憑著我的樸素的感情，真實的記錄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周圍的很多朋友都看過我寫的這些發生在我生活中的故事，我也很願意和朋友們分享我這些不太尋常的經歷。下面這段是我1986年到1989年的一段往事。
●32歲的我打算要出國
85年的時候，我從中國北方一所大學的研究生院畢業。得到碩士學位以後就留在系裡教大學生的中級實驗。對我來說這只是權宜之計。我真正的心思並不在這裡。因為，隨著4年大學，又3年的研究生念過來，碩士畢業生的工作生活待遇在一路下降。頭幾年研究生少，工作安排得像模像樣，大部分在搞研究，住房也安排得好。可是隨著「僧」越來越多，「粥」顯得越來越少。我畢業後雖然算是幸運的留在學校，但被放在基礎實驗室給大學生帶實驗。哪一天可以回到專業教研室搞科研？沒人能告訴我。我到學校去問分配房子的事，答曰，目前（85年）安排到83年畢業碩士生。以後的進程會更緩慢。看起來留校依然是前途未卜。怎麼辦呢？想來想去我決定：出國！
決心下定以後，我就偷偷的到剛剛在北京設立的TOEFL考點報了名。然後關起房門廢寢忘食的惡補了幾個禮拜英語，參加了TOEFL考試。也許是我平時的英語基礎還可以，TOEFL成績在當時還算過得去。
85年歲末，11月初，中國的北方天氣已經轉涼。我每天傍晚到教工食堂去打飯。這天下樓時看到信箱裡有一個大信封，黃色的像是國外來信。藉著傍晚的微光，我打開了信封，發現裡面是從美國一所大學寄來的信，信上說將為我提供經濟資助，入學時間是春季。真沒想到事情竟如此順利，出乎我意料的快。也許是由於當時自己聯繫學校的人裡有託福成績的不多的緣故。可不知為什麼，這封十月初發出的信，走了一個月才到我手中。掐指一算，離入學報導時間已經很近了。我立即與我在美國的親戚通了電話，請他與這所大學聯絡，表示接受他們的offer，並請他們盡快將I-AP66表寄來。
幾天以後收到快速專遞送來的I-AP66表。拿著學校的信和I-AP66表我先找到物理系主任。這位先生是剛從美國回去的訪問學者，對來美國上學的手續也略知一二。我告訴他，我想去美國讀書。他說你要考託福，我說我考過了。他說那你要聯繫學校，我說我聯繫了。他又說，要有學校錄取才行。有了。那也不夠，要有資助才可以拿到簽證。有資助了。那要有IAP66表才行。我從書包裡拿出剛剛收到的IAP66表。他很驚訝說，你是什麼時候干的這些事情？
當時，系裡學校都很支持我出國，算是一路綠燈，終於在我剛過完我的32歲生日，1985年結束之前，辦好了一切手續，帶著沉顛顛的兩大箱子書於86年1月1日踏上了來美國的飛機。前途對我來說是個大大的未知數。但既然走上了這條路，勇敢的走下去吧。我想。
●我到了美國
拿到資助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是許多想來美國的中國學生夢寐以求的事。可是，拿到的所謂資助實際上是一份工作。具體到我，是要給美國的低年級大學生上實驗課。到達目的地的第三天，當我還在時差和homesick雙重夾攻當中時，我懵懵懂懂的走上了講臺。放眼望去，下面坐了大約20多個美國學生，幾乎都是金髮碧眼的白人，沒有黑人，有幾個像是亞洲人，但可以看出不是中國人。我第一次嘗到了什麼叫做硬著頭皮上的滋味。我把頭兩天寫好的紙掏出來，照本宣科。也管不了下邊的人聽懂聽不懂了（好像連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現在想起來真是「混飯吃的」。
修課是另外一關。我因為是春季入學的，能修的課程都是Section 2。班裡別的同學秋季已經學了一半，春季接茬學。我是硬插進去。加之上課時教授講的只能聽懂一部分，還得猛記教授的板書（不然就擦了），以便課下再一點點消化。記得那時的週末全用來應付作業了。好在我來美之前準備了兩大箱子參考書，其中還真有我們用的課本的中譯本，有些甚至還附有習題答案。開始時這些書給了我巨大的幫助。到期末總算得了B+和A-，還算湊合。美國北方的冬天令我非常想家。天天下雪，公寓裡暖氣不足，天天夜裡想家。有時會坐起來哭一陣再睡覺。當時意外發現自己作為一個30多歲的成年人，竟如此的脆弱。也許是因為我活了32年，來美國是我第一次離開天津出遠門。
除了做TA（助教），我還得做一部分RA（助研）才夠支持我讀書的工作份額。幸運的是，我的老闆是一個非常和善的老頭。也許從某些人看來他不夠嚴厲，以至於拿學位的時間會延長。但這樣一個好老頭在我後來的最困難的兩年中真救了我一命。這是後話。
我的老闆，是一個猶太人。老頭對我很好，也算減輕了我的一些精神壓力。當時他算是系裡的資深教授，在工業界有相當的關係，能為學校搞到錢。從第二學期他就給我全額的RA，也就是說我不用再當TA了。慈祥的老頭給我的感覺與其說是老闆，倒更像是個長輩。工作上他沒給我太大的壓力。平常日子時不時會邀請實驗室裡的中國人去他家作客，或帶我們出去玩。後來我因為結婚離開了學校，中途放棄了學位，他一點沒有難為我，倒讓我覺得有些辜負了他。後來，在我來德州一年以後聽說他患癌症去世了，我當時心裏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對於他在我困難時期對我的幫助和寬容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丈夫來「陪讀」了
第一學期考完試，美國北方的春天（五月）才來。到處開滿了鬱金香花，密執安湖邊春意盎然。藍藍的天空逐漸的淡化了我的homesick。我逐漸開始喜歡上了這個地方。於是我想起應該把還在國內的先生辦到美國來了。
86年10月初，先生來了，是作為「陪讀」身份來的。
我的第一任丈夫是我在文革當中，在我所工作的工程隊裡認識的。當時我們都是沒有文化的工人階級。後來文革結束後，我考上大學，而他考文科沒有考上。所以他沒有大學學歷，英文又不行，來美國以後只能打工。先是送了一陣子晨報，後又到餐館打廚房工。別小看送報，也是很辛苦的。
我們所在的城市在美國北方，地處美國五大湖最大的密執安湖邊。湖北邊是加拿大。這裡的冬天很長，我記得最早一次下雪是十月中旬，最晚一次是五月，把鬱金香花都凍死了。送晨報要天不亮就出門，挨門挨戶的去送報，下雪天也如此，還要注意不能把報紙弄濕。如果訂戶向報紙公司抱怨，超過兩次，這週的報酬就要減少。到了感恩節和聖誕節，一份報紙有上百頁，每次只能背一部分，送報時間會大大延長。但既然是晨報，必須早晨送到，遲了訂戶也會抱怨，所以就要更早出門。先生幹得十分認真，也很珍惜這份工作。許多訂戶都很喜歡他，特別是那些老太太。時常會在信箱裡留下小費或點心給他。他雖然幹得很投入，但我知道他心情並不好。
辛苦只是看得見的方面。他主要的問題是心理不平衡。來美國「陪讀」的大部分是女生，男的很少。況且他的英語不行，與外界打交道都是我出面。比起他在國內的「副處級」職稱，他總感覺在美國沒有他的位置。剛來時時常鬧著要回去，弄得我也挺為難。後來他逐漸習慣了一些，也結交了一些朋友，情緒也稍微穩定了一些。現在回頭想想，人們總以為家裡陰盛陽衰只有男的日子不好過，豈不知女的也難做。不像女生陪讀，附屬於男方一般都能做到心安理得，外人也認為理所當然。可是，男的陪讀就不同了。而作為老婆，不僅要在外面應付上學，當TA等種種壓力，回家來看到情緒不佳的老公，還要細心擔待，不能隨便說話刺激了對方的自尊心。根據我的經歷與對其他家庭的觀察，在美國無法維持下去的陰盛陽衰的中國人家庭，很大一部分原因並不在女方，而是男方的。男人的「自尊」；由於英語，學歷的差距而對進入美國社會的膽怯和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明明是膽怯又捨不得放下「自尊」；總之，這種矛盾由於文化，語言環境的改變，比在國內更明顯的顯現出來。這個問題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之內，暫時談到這裡。繼續言歸正傳。
送報的工作總是不能掙多少錢。後來鄰居介紹他去餐館打廚房工。工作時間長，每天從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多，一刻不停的幹，活又累。他從小身體弱，這份累可著實夠受的。從每天他下工回家時的疲憊樣子可以看出來，雖然他從來沒直接抱怨過。
●丈夫在異國得了絕症
到88年春天，先生時常感到頭疼，還嘔吐。有幾次在餐館打著打著工就堅持不住了。我開始覺得不對。帶他去醫院查了幾次也查不出毛病來。直到88年6月初，在我的要求下醫生給他作了頭部CT。馬上發現腦子里長了個瘤子。大夫立即通知我收他住院，準備馬上進行開顱手術。
我當時真是害怕極了。記得那天從醫院走回家，是傍晚，天灰朦朦的，我感到異常的孤獨與無助。回到家裡，剛好我哥哥從紐約來電話。我把這個壞消息告訴了他們。剛好那時我姨媽在紐約，本也打算6月4日來看我們。和他們通了電話後我覺得稍微好過了一點，至少姨媽來也可以給我壯壯膽。手術之前，姨媽和我哥哥一起從紐約飛過來，我總算有了家人陪伴。6月6日大夫給先生施行了開顱手術。做手術的是一位很有經驗的顱外科專家，據說曾經參加過韓戰。醫生說，手術切出腫瘤要化驗後才知道是否惡性。但從大夫與我談話的口氣和神態，我預感到凶多吉少。
化驗的結果出來後，果然是惡性程度極高的膠質瘤。
●黑暗的日子裡，我感受到人間自有真情在
以後的一年半時間，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在這期間，由於許多好人的幫助，我總算挺過來了。他們是我的親人和朋友們，還有美國醫院裡那些溫和可親的醫生護士們，醫院裡的志願者們，社會工作者們……沒有他們每天給予我們點點滴滴的幫助和愛護，我不能想像我是否能夠度過那段煉獄般的漫長歲月。
這些人我是永遠深懷感恩不會忘記的。
而在那段時日子裡，也讓我認清了一些自私的人的真面目。她就是我先生生前最喜歡的，比他大許多，從小把他拉扯大的他的親大姐。我很是驚訝的發現在，在關鍵的利害衝突面前，有時人性會表現出平時難以想像的醜惡。
●癌症復發，令我絕望
88年7月份，手術做完一個月以後開始放療和化療。腦神經膠質母細胞瘤是一種很可怕的癌症。腫瘤的惡性程度分四級。級別越高，惡性程度也越高。所謂的惡性程度就是癌細胞分裂增殖速度。據大夫講，我先生得的是三級，四級之間，惡性程度極高。這種腫瘤只長在腦子裡，所以到不用擔心轉移到其它部位。但是，這種瘤子迄今沒有有效的化療藥物，對放療的反映又不好。癌細胞增長得很快，難以控制。到8月初，放療化療還沒完全結束，就發現癌細胞又開始快速的增長了。令我至今不解的是得了癌症以後先生本人的表現。按美國的習慣，從一開始我就沒打算隱瞞他。但當他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後，表現得異常冷靜和樂觀。我甚至感覺他好像並不清楚這個病的嚴重性。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他去世。自始至終他從未因為這個病，這個病的復發，化療放療的失敗而傷心落淚過。
8月10日大夫通知我癌復發了，而且增長速度極快。這時再次手術和放療已經沒有意義了。大夫建議試試另一種化療藥物。大夫留的醫囑我看了，字裡行間透露著對這種病的無奈。特別指出目前醫學界尚無對這種癌細胞的有效化療藥物。他對所建議再試試的化療藥物也是不抱什麼希望。
記得那天醫生和我談話以後，我真的感到很絕望，一路哭著回了家。以後的化療確實如大夫所預料的對病情並無什麼幫助。可是，當我收到保險公司寄來的已付清了的賬單時才知道，一次化療保險公司要付給醫院2萬美金。之後，這種化療又進行了一次，仍然無效。到了9月初，醫生認為能試的都試了，癌的尺寸在兩週內加倍，大約還有3週就會壓迫到呼吸神經。大夫和護士找我討論是否用呼吸機維持的問題。並且告訴我，按醫院的規定，沒有進一步的治療就要轉到臨終關懷院。
●美國的臨終關懷院
臨終關懷院裡住的都是癌症晚期病人。條件比病房要好。護士都是經過專門訓練的。他們的工作對象不僅是病人，也連同病人家屬。所以每個護士負責的病人人數相對病房裡要少。而且，在那裡感覺不到病房裡的緊張氣氛。環境與其說是醫院，倒更像個大家庭。很大的廚房，有餐桌，大冰箱可以放吃食。冰箱裡總有些像冰激凌一類的吃食可以隨便吃。廚房餐桌上還時常有過去的病人家屬送來的吃食。比如，秋天收蘋果的季節，桌上常有一筐筐的蘋果給大家吃。單間病房每間都很大，裡面有長短沙發。
護士看到我在看書就給我搬來了桌子和椅子。如果我晚上想陪伴，他們就為我鋪上床，而且護士還一再告訴我，晚上有他們，我不用起來。這些護士都非常好，不論是出於他們的天性還是他們的職業道德，總之你（病人及家屬）會在最痛苦，悲傷的日子裡從他們身上感到溫暖，感到安慰，減輕孤獨感，覺得有了可以信賴的依靠。雖然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但從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關心與同情讓你感到是那麼的自然和親切。他們照顧病人非常耐心，還經常想些辦法為病人解決困難。對於行動不便的病人定期在病床上為他們洗頭髮。每天在床上用熱水，肥皂擦洗身上。一個小小的舉動給我很深的印象。每天擦洗之後要給病人擦上護膚霜。護膚霜是瓶裝的，天氣涼的時候，護士第一件事就是把護膚霜的瓶子泡在熱水裡。等擦洗完畢，護膚霜也溫熱了，擦在病人身上就不會太涼。
在臨終關懷院裡工作的不僅有護士，還有另外兩種人：志願者和社會工作者。志願者是一些退休的老人，有些本身可能就是病人。但他們仍舊要幫助別人。他們志願在臨終關懷院給病人讀書報，餵他們吃飯，幫護士跑個腿或打個下手。據說這些退休老人還是經過申請，經院方挑選之後才可以穿上自己花錢買的院方統一的志願者制服（這家醫院是粉紅色制服）才能在醫院無償的為病人服務。這些老人大都開朗熱情，喜歡和人聊天，積極去的發現病人或家屬有什麼需要他們幫忙的。患病初期先生在化療期間沒住院，每天醫院派車來接送他。有時是一位老年志願者，開車的時候他自己的鼻子上還在吸氧氣。問他為什麼不在家休息，他說，我還能為別人做點事，說明我還是個有用的人。
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不同。他們是職業性的。都是些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大學裡有專門這個專業。本來我以為這些人可有可無，我不會和他們打交道的。可沒想到，在先生住進臨終關懷院後，社會工作者也給予了我巨大的幫助。這是後話。
●中藥，又讓我看到了一線希望
就在轉院的頭一天，我接到外州一個朋友的電話。告訴我，《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馮大夫信箱裡介紹北京宣武醫院有一種中藥，是治膠質瘤的。我放下電話立即與國內聯繫。大約3天後，就收到北京親戚用快速專遞寄來的一包中藥。當時先生已經由住院部轉到隔條馬路的臨終關懷院。臨終關懷院的起點宗旨是：除了為病人止痛減少痛苦外，沒有任何其它的檢查與治療。我拿到中藥後和護士談及把中藥給他服用的事。護士表示不懂，但如果我自己餵他吃，院方亦不干涉。於是我就每天三次，把中藥粉和著冰激凌餵給他吃。這是88年9月中旬的事。當時，先生已經處於半昏迷狀態。開始的幾次中藥非常難餵進去。但吃了幾週後，他漸漸的清醒了也能講話了。我當時白天要去上學，所以中午就由姨媽去醫院給他餵中藥。而我早晨天不亮就出門去醫院，餵了中藥後把他料理停當便趕去上學。晚上放學去醫院，一直陪他到睡覺再回家。當時如果不是有姨媽在幫我，我真不知道如何能堅持下來。
吃了中藥後他的情況趨於穩定，甚至有好轉的跡象。前面說過，臨終關懷院住的都是癌症晚期的病人。一般住個個把月就不行了。當初住進來時，醫生的預言是他頂多還能活3個星期。可是服用中藥後先生的情況顯然出乎了醫生的預言，這當然是好事。但派生出來的問題是他不再適合在臨終關懷院住下去了。據我所知臨終關懷院住一天是400美金。像病情穩定的病人應該去住療養院。但按照醫療保險公司的規定，療養院不屬於醫療的範疇，所以他們不負擔療養院的費用。對美國人來講，對於低收入的人社會福利會負擔一天70美元的療養院。我們不是美國人，沒有這種福利。這時，醫院裡的社會工作者就出來幫助我了。他讓我不用著急，安心照顧病人，其餘的事情由他來替我交涉。他知道按我當時的經濟狀況，是無法負擔一天70美元的療養院的，而醫療保險公司又不可能把錢付給療養院。所以，他就從這開始和保險公司交涉。交涉的過程我不清楚。反正有一天他告訴我交涉的結果是先生可以在臨終關懷院繼續住下去，保險公司同意按療養院的70美元一天付給醫院。而且，他在臨終關懷院可有得到和過去一樣的照料，唯一不同的是，病人如果需要藥物，由我從藥房取來，當然藥費還是保險公司出，然後交給護士就行了。我估計從醫院的角度，住院病人名單中不再包括他，這樣手續上就說得過去了。這對我是個很大的幫助。因為，當時他雙目失明，半邊身子完全癱瘓，需要24小時的護理。我如果接他回家是不可能應付得了的。
●聖瑪麗醫院
這家名字叫聖瑪麗的醫院是天主教辦的。辦院的宗旨真的是很仁慈的。處處可以感覺到。護士們並非修女，都是職業的註冊護士。她們都非常盡職。在當時的情況下，我遇到了這樣一些好人，真正是上帝在幫助我。正如眾所周知的Footprints所表述的：上帝抱著我走過了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沙灘上的腳印
一天晚上，一個人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他和上帝在沙灘上散步。天空中閃過他生活的各個場景。每個場景，他看到了沙灘有兩行腳印：一行是他自己的，一行是上帝的腳印。
當他生命的最後場景在他的面前閃過，他回首沙灘上的腳印。他注意到，在他生命的進程中，有多次只有一行腳印留在沙灘上。同時他還注意到，每當他的生活處於低潮，在他最困難痛苦的時候，沙灘上就只有一行腳印。
這情況使他十分不安。他問上帝：「主啊，您告訴過我一旦我決定追隨您，您將永遠和我在一起。但是，我看到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沙灘上只有一行腳印。我不明白為什麼在我最需要您的時候您離我而去。」
上帝回答說：「我親愛的孩子，我愛你，我絕不會離開你。在你遭受苦難的時候，也就是你所看到的只有一行腳印的那些時候，是我將你抱在懷裡的時候。」
作者：無名氏
看了以後，我深有感觸。對于先生生病的一年半時間裏的情況，我很多事情至今記憶猶新，但真正回憶起來，發現居然記住的以好人和我所得到的來自各個方面的關心與幫助為主。我想這就是因為在那些日子裡，上帝並沒有忘記我，而是像上文中所言，抱著我走過了那段艱苦的日子。
宣武醫院的中藥確實對他的情況有所改善。至今我仍堅信這種中藥是有療效的，雖然一年多之後他仍沒能逃過復發與死亡的關口，但使用中藥的頭半年他的情況大為改觀。不光可以講話，吃飯，甚至在護士的攙扶下可以下地走動了。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大大超出所有人的預料的。我一直覺得遺憾的是，為什麼這種中藥不能得到世界的承認。要知道，膠質瘤在西醫界基本上算是不治之症，而且是要命的不治之症。如果一種中藥，對不治之症有療效，為什麼不讓世界知道呢？為什麼中醫界不能發展出一種世界能認同的理論解釋這種療效。為什麼西醫界不能試著去研究研究這種中藥呢？西醫治療癌症基本上是三板斧，手術，放療，化療。而化療，放療都是不僅殺傷癌細胞，同時殺傷好細胞。而且由於產生癌細胞的原因不詳，化療也往往不能制止癌細胞的再生。我非醫生，是外行，但如果中醫能從根本上，針對各種不同的癌症研究不同的中藥，在西醫三板斧的同時，從根本上鏟除癌細胞再生的可能性，對於治癒癌症是否會有幫助呢？這是需要專業人士研究的課題。我這個外行就不多評論了。
●可以出院了
就這樣堅持吃中藥4個月。到89年一月，在臨終關懷院住了4個月時，我向醫生提出再給他做一次CT。這件事也經過了一番波折。因為CT算檢查治療，與當初醫生的結論（不治）矛盾。而且，做了CT一旦賬單到了保險公司，勢必會讓保險公司感到病人的情況與醫生所言不符，因為吃中藥這件事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我當時並不懂這些，也對美國的觀念做法不甚瞭解，所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醫生同意給他做一次CT。CT的結果當然與88年9月醫生的結論相駁。與9月初的CT比較，瘤子不但沒有增大，反而有所減小，而且本來由於瘤子增大被擠壓得偏離的腦骨中縫又往回移動了些。這些結果給我很大的鼓舞，進一步相信中藥是有療效的。我開始想是否可以再做一次開顱手術，加上中藥，說不定可以根治。我找了醫生，聯繫了外科手術醫生，但手術醫生的意見手術不會有什麼幫助，且先生當時身體狀況很差，不宜手術。由於外科醫生的意見，手術的事只好擱置。這時先生已經清醒，除了雙目失明無改善，行動方面已開始有所改善。這時，醫院提出給他進行物理治療，以便幫助他出院後可以部分自理。我也覺得可以試試準備出院了。物理治療就是教他走路，教他如何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從床上坐起來，然後如何安全的坐入床邊上的輪椅裡，或床旁邊的馬桶上。這樣練了一個月，二月中旬，我記得是情人節前後他出院了。
出院前的準備很周詳。社會工作者幫我，護士們也幫我。社會工作者與保險公司聯繫，確定了保險公司都有那些項目是付的。於是，向醫療器械家庭病房設備的租賃公司租了很多東西。比如，可以搖上下的帶護欄的病床，可以放在床邊的帶蓋子帶有扶手座椅的馬桶。輪椅。病房用的可升降帶輪子的小桌……。此外，對於保險公司支付物品單中沒有的東西，他們聯繫了美國癌症協會，（民間組織），為他借了可以坐在上面放在澡盆裡的椅子等等。
由於考慮到我白天要上學，他會一個人在家，社會工作者還為他搞到了一個叫life line的設施。它是一個手錶面大小的小方盒子，用鏈子穿起來掛在病人的脖子上。如果病人一人在家時不小心摔倒或有什麼事發生需要幫助，他可以按一下這個小盒子，這個小盒子直通醫院的急診室。那裡有24小時值班的護士。馬上護士會問出了什麼事，是否需要幫助。護士的聲音是從安放在桌上的喇叭裡傳出。如果病人需要幫助，根據情況或者派救護車或者與病人家屬聯絡。說「搞到」是因為這種服務是收月費的，但社會工作者告訴我，我可以免費使用是因為有不願透露姓名的人捐給醫院的，也就是說月費由捐助者支付。出院的前幾天，護士包了一大包東西給我。裡面是病人穿的睡袍，有長袖和短袖的，有毯子，和一些床墊，反正都是些尋常家庭不具備，而對病人又很有用的東西。
經過一番準備後，終於出院了。從9月中旬到轉年的2月中旬，在臨終關懷院住了五個月，這在醫院也是史無前例的了。出院後的頭兩個月，每天保險公司派一個護理士來給他擦洗，活動肢體。每週有個註冊護士來給他檢查身體，量體重等等。第一次護士來時，告訴我可以為先生在國會圖書館借一些專門為盲人設計的錄音帶。我一開始不明白她在說什麼。後經她解釋我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件事值得記下來，因為它從很小的事情上反映出美國對殘疾人的照顧。
整個事情是這樣的：護士開具了證明，證明先生是盲人，然後寄給地處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幾天後收到一個包裹。裡面是一臺樣子很特殊的錄音機。所有的鍵都很大，上有盲文。還有一本目錄。上面有分類的書目，包括雜誌。盲人可以選擇喜歡的書，然後把號碼填入表格寄回。幾天後就收到一大堆綠色的塑料盒子。每個盒子裡面是一盤磁帶。這種塑料盒子也是特製的。錄音帶聽完後，只要把插在盒子外面的那張有盲人地址的紙片翻個面插進去（背面已經印好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地址），然後把這個塑料盒子丟進郵筒就行了，也不用貼郵票。我們把錄音帶放進錄音機，發現讀書的速度是可以調的。調到很慢也不會有語調的畸變，我想這些錄音帶也是為盲人特製的。所有這些都是不要錢的。在這種時候，特別能感到作為美國報稅人能夠享受的待遇，因為這些都是由稅收支持的。
系裡有位教授的太太是個熱心人。她介紹我認識了教堂裡的人。他們到家裡來看望我們，帶來了教友們捐的到附近超市買食品的食品券；還花每小時7美金讓我找個中國人每天在我去上學的時候來我家陪伴先生2個小時（捐款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全時間僱人來陪伴）。這一切一切在當時對我們真是雪中送炭的幫助。
●讓他感受到人間的溫暖
到了四月份，天氣漸漸暖和了。我們住的公寓只有3層樓，沒電梯。先生很想下樓晒太陽，可是由於他吃的一種降顱壓的藥物是屬於激素類，長期服用人變得很胖，足有200磅，我根本弄不動他。我在學校提起此事，沒想到，立即有兩位同學自告奮勇說我們3個人可以把他背下樓。結果，男生背著先生，我和另一各女生在兩邊扶著，一步三搖的下了三層樓。最後的幾級台階我看那個男生的腿都打晃了。先生坐在輪椅裡，陽光照著他，我看到他臉上露出一種幸福滿足的表情。我真的由衷的感謝這些好朋友。因為我知道，先生的病情隨時可能復發，惡化，他還能晒多少人間的陽光呢？只有天知道。
為了他能多晒太陽，我們搬到了一個有電梯的公寓。每天坐輪椅下樓，我推他去商店，去參加同學們在公園裡，湖邊上的野餐，參加各種Party。因為，先生生性是個愛交際的人，他喜歡這些活動。大家也很照顧他，有時為了他能參加活動，大家都會將就他的方便。我感到，在國外的中國人，大多會體諒到在異國他鄉得了絕症的痛苦，願意為其減少痛苦貢獻一份力量。這些朋友的關心與幫助，對我們兩人來說，真正是冬天裡溫暖的陽光，幫助我們度過了那段日子。這些細節我將另文記述。
●最後的日子
89年11月1日是我的36歲生日。本來計畫要在同學家開Party。可是，先生感覺不大舒服。所以，同學們就到我家來開Party。他們帶來很多吃的東西。還有個大生日蛋糕。Party進行當中，先生說頭疼，就進去休息了。好像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的情況開始逐漸變壞。到了11月26日開始發燒。我給醫生打電話，醫生讓我叫救護車送他住院。醫生說發燒往往是癌症復發後，全身性反映的表現。
89年11月27日住進醫院，到12月17日我的第一任丈夫去世了。那年他才38歲。
●拉掉了什麼了嗎？
寫到這裡，似乎這段經歷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可是回過頭去看看，好像還拉了點什麼。這可能是出於我這個人的本性，總喜歡記錄下來一些正面的光明的東西，而對那些引起不愉快回憶的事和人，下意識的採取迴避態度。
但這回我要把事情的全部記錄下來。
在以上這段經歷當中，我感到大部分的痛苦都不是人為的，相反的我周圍的人們都在盡力的幫助我們減輕痛苦。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不在我控制之內的因素－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一個則是出乎我意料的－先生的親大姐。
實際上以上兩個因素是圍繞著同一件事。先生出院後，我姨媽也回了紐約。白天他一個人在家。我覺得如果是我，我會很害怕，試想想：寂靜無人的公寓裡，眼前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半身不遂，想起來又動攤不了。長時間的孤獨，寂寞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就想找個人來陪伴他。在美國的親人都在上學，沒有合適的人。最後想到我在國內的一個表弟。問了他之後，他表示可以來。我就著手給他辦。可是他的簽證屢屢被拒，說是移民傾向嚴重。我找學校裡的外國學生辦公室的人幫忙。他們到很同情我，建議可以找當地的國會議員幫忙。外辦的人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懇切的信給國會議員。議員回信也很誠懇，表示盡力幫忙，但也說，議員一般只對國內事務有些影響力，這屬於涉外事務，也許不大容易起作用。不過，議員還是幫了忙。他與國務院聯繫後，國務院為此事給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大使李潔明發了cable（電報？）。我以為這回事情會有轉機。但過了些日子，外辦通知我去，給我看了李大使的回電。仍咬定我表弟有移民傾向，不能簽證。我當時覺得很失望。同時，也是自先生生病以來，第一次感到了有「人」在和我過不去。所以，除了失望，心裏更多的是憤怒。
●狠心的姐姐
憤怒歸憤怒，家裡的問題還是沒解決。我想，根據拒簽理由是我表弟年輕，沒孩子，又有高學歷（碩士）。這就使我想到先生的大姐。她學歷低，年紀近50，又有孩子，簽成的機率較高。我想她反正也要退休了，來幫我，我會付她錢。雖然我個窮學生掙得不多，但我省著點，付她遠超過她國內退休金的錢還是可以的。退一步想，哪怕她來幫我幾個月，讓我好歹喘口氣也好。因為自先生生病將近一年，我精神體力都超支得厲害，快要支持不住了。先生也認為他大姐來是最合適，而且也相信她一定會來的。
但當我寫信告訴她後，她的回信出乎我們的意料。她咬死了說不能來。理由一大堆，沒有一條站得住腳的。這時我仍存一線希望，以為她對我這裡的情況不清楚，所以就打電話給她。誰知道她在電話裡的態度更堅決，說不行就是不行。我好說歹說的哀求她也無濟於事。我甚至保證她只來幾個月，給我個喘息的時間。那也不行。我感到異常的失望與憤怒。不僅為我自己，更為她的弟弟。這就是他口口聲聲稱讚的大姐。我想如果是我的親人這樣對待我，我會傷心死的。試想，一個人的親弟弟在異國他鄉得了絕症，現在有人可以出機票，而且肯花錢雇你，讓你去看看你的弟弟，我相信只要是還有一點人味的姐姐都會毫不猶豫的答應的，哪怕去看一眼也是好的呀。她堅決的態度真讓我懷疑這生病的是不是她的親弟弟。
就這樣我試圖找人幫忙的種種嘗試都失敗了。
●雖然絕望，但不能放棄
夏天過完了，病人的情況開始變壞。有時腦子還會糊塗。又因為失明，白天又一個人在家躺著，他可能分不清白天黑夜。有時，我好不容易忙完了，剛躺下要睡覺，他就開始用手敲床板，敲得我沒法睡覺。可是他是個病人，我又能拿他怎樣呢。有幾次我架著他練走路，他又重，半邊身子又動不了，一個不小心我們兩人都摔到地板上。我根本就沒法把他架回床上去。我試了又試，使盡了平生力氣仍舊不行。當時的情況真是讓我絕望難過。再加上想起他大姐的無情無義，於是我自己坐在地板上（他就躺在地板上）痛哭失聲。我用盡最大的聲音使勁哭！把一切傷心憤怒都通過哭聲發泄出來。每次都要哭20分鐘到半個小時才能停住。然後擦乾眼淚，打電話叫同學來幫我把先生搬到床上去。有時找不到同學，我就打911把警察找來。膀大腰圓的警察（通常是兩個人）就把他搬到床上。打911叫警察很方便，一般只要幾分鐘警察就敲門了。我開始挺奇怪，為什麼這麼快，好像他們就在門口似的。後來才發現，當我打911時，接電話的警察會通過地址的位置，馬上找到離這裡最近的正在巡邏的值班警察，所以他們才會這麼快的出現。這也是作為美國納稅人應享受的。因為，國家警察也是稅收支持的。當他們幫助你了之後，你謝謝他們，他們會說不用謝，這是他們的工作。
有幾次我從學校回家，他把屎弄得滿頭滿臉滿床都是。我一邊哭一邊給他換床單，換被子。再把他架到澡盆裡把他洗乾淨。然後再把換下來的東西先在澡盆裡沖乾淨，再拿到樓下的公共洗衣機上洗乾淨。等我全弄完，也夜裡10點多了。我還要餵他吃飯。而等到我自己吃飯時已經是精疲力竭了。
這樣數次下來，我感到要想個辦法了。於是我想，既然沒人能來美國幫我，那就只能送他回國。在中國我可以花錢雇個人伺候他。加上國內那邊他的家人多，每個人搭把手應該比我一個人好些。加上我表弟一家都表示願意幫我照顧他。況且，在美國也沒有什麼治療了，回國更方便吃中藥。
沒想到的是我的這一提議又遭到了他大姐的強烈反對。在電話裡她說，「他（指她的親弟弟）沒家沒業的，回來誰管他呀。」甚至說「他這樣拖個10年20年的可怎麼辦？」好像擔心他拖太久不死似的。我心想：10年20年，他還有可能拖那麼久嗎？
這時，我想起了他還有個另外一個姐姐。於是和她聯絡。她倒是一下就答應了來接她弟弟回去。於是給她辦好一切手續，她也很順利的拿到了簽證。而就在她二姐準備來的過程中，他大姐居然不斷的給她打各種「預防針」。一是讓她堅決不在美國多呆。最多隻待15天。再就是病人接回去之後，堅決不能進她們兩個任何一個人的家門。我知道這個時候在她們的眼力，生病的弟弟與其說是自家的親人，不如說是一個背上就甩不掉的包袱。多麼冷酷的姐姐們啊。
至此，我對他的親人們是徹底的失望了。我真替他這個掙紮在死亡在線的病人難過。
●計畫回國，卻未能成行
就在他二姐到達紐約的當天，先生發燒住院了（11月27日）。以後的數日，他情況急轉直下，回中國已成為不可能了。就在他生命垂危的那幾天，醫生護士都和我說他隨時可能去，而他的二姐還在唸唸不忘地計算她回國的日子。我真不明白這一家人的親情都跑到哪裡去了？！我實在忍不住告訴她，你如果不願意出席你唯一一個弟弟的葬禮，你馬上可以走。我的朋友和同學會幫我。況且，你又不懂英語，什麼忙也幫不上。你走不走我無所謂。只要你覺得對得起你的弟弟就行。總算這個二姐比那個大姐還有點人味，留下來直到葬禮之後才走的。
12月16日，他已經昏迷。臨終關懷院的護士對我說，根據他們的經驗，「He is dying。」16日我晚上沒睡，17日傍晚，同學夫婦來醫院接我回家吃飯，讓我稍事休息以後，17日夜裡可能還要守夜。我回到家，勉強吃了一點東西，想躺下休息一會就去醫院。我躺在床上雖然很累，卻難以入睡。我想到護士的話，想到這個從74年就一直在我身邊的人可能就要走了，想到他的親人對他的無情無義。我哭了一陣子之後，想到他現在在想什麼呢？他不會放心不下我，因為他知道，在美國都是我主外，是我照顧他。但我想他會不放心他的母親。我當時想，你放心走吧，你的老母親我會一直給她寄錢的。如果說世界上有心靈感應的話我相信。我剛剛想到這裡，電話鈴突然響起來，我拿起電話，是護士。她告訴我先生的情況很不好，讓我快點去醫院。幾分鐘後同學來接我，我們一路沉默。幾分鐘後到了醫院。我一進臨終關懷院，一位志願者迎著我走過來，告訴我大約十幾分鐘以前他去世了。我已經有了精神準備。令我驚訝的是，是不是我心裏默默的告訴他我會在經濟上替他照顧他媽媽後，他才放心的走了呢？
●永遠翻過去了的一頁
之後的幾年我每年給他的母親寄錢。每次他大姐都來封信。信裡總是老一套，除了感謝我就是讓我「原諒」她。我整整十年沒給他回一個字。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想得到我的原諒。難道她自己原諒她自己了嗎？她這輩子又如何能得到她唯一的一個親弟弟的原諒呢？我認為，這當中我的「原諒」是最無關緊要的了。說到感謝就更不沾邊了。我替先生瞻養母親與她們毫無關係。我是在履行先生臨終時我對他的承諾。
今天，他們的媽媽也已作古，想他們母子也見面了。我完成了對他的承諾。而且我自認為在他生病的18個月中，我盡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他的生命。我無愧於天。
寫於美國德州 （曹長青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