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快結束的時候，索爾仁尼琴因寫信批評史達林被捕，在服役期間被關進他後來稱為「古拉格」的蘇聯集中營。他在傳記中寫道，被捕的那天，是認識到悔改並走向神的開始；他的第一間牢房，是他的「情人」，在那裡他才開始瞭解自己的內在生命，傾聽靈性的聲音，最後找到上帝。在蹲監禁和做苦力的雙重煎熬下，禍不單行，他又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禍兮福所至」，在手術做完的後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張手術臺的一位基督徒囚犯進行了對他一生來說最關鍵的交談。據他回憶，雖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對方的臉，但那位同樣反對史達林專制的基督徒醫生，詳細講解了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怎樣從猶太教轉成基督徒的心路歷程。在那個漆黑的夜晚，索爾仁尼琴不僅聽清了那洋溢著福音的聲音，而且那些話語，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鹽，給了他後來作為作家試圖治療人類心靈腐爛的永恆藥方。
也許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基督徒醫生和他講完話後，第二天清晨就死在手術台上，榮歸天國。正是由於索爾仁尼琴的宗教情懷，使他的作品繼承了俄國偉大的基督徒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高揚的道德傳統。索爾仁尼琴在1970年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書面致詞中，曾極力讚賞陀斯妥也夫斯基，稱他是一個具有「洞見真理能力的作家，一個很奇妙、充滿智慧之光的人。」
陀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夠在十九世紀中葉就預言了二十世紀的血腥暴力，是因為他從歐洲知識份子開始拋棄上帝、走向純理性和物質主義之中，看到了其背後的恐怖：「不信神，就什麼都信」。隨後的歷史迅速證明了：史達林們，希特勒們，尼採們，黑格爾們，弗洛伊德們，馬克思們，以純理性改造社會的烏托邦，把世界拖入無盡的災難。而索爾仁尼琴，則由於親身經歷了二十世紀人類的深重苦難，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憤、控訴的色彩，描繪那個挑戰上帝的黑暗時代。
美國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在《索爾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書中說，索爾仁尼琴是「一個燃燒著理想、信仰，具有動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國作家中對共產主義最有進攻性、批判性。但他的反抗，和其他東歐異議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和文學層面的反抗，更不是從經濟角度控訴共產赤貧，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進行道德－－良知層面的反抗。
索爾仁尼琴認為，是由於無神論，造成了史達林的烏托邦和暴政。共產世界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世界，沒有愛，沒有公義，沒有信仰；它只要宣傳口號，用所謂階級平等，改變了外在的社會環境，而根本沒有改變人的內心，反而使人心的惡更為氾濫。索爾仁尼琴認為，善和惡的界線並不在於國與國、黨與黨、階級與階級、或種族、地緣、血緣之中，而在於人的內心。革命可以摧毀承載惡的人的肉體，以及其生存的外在環境，但摧毀不了邪惡本身。因為人的惡（原罪）是與生具來的，是人類始祖偷吃禁果的後果。不管有沒有「革命」，邪惡都會存在。但革命會打開潘多拉的盒子，導致邪惡更大範圍地蔓延。
相信上帝的索爾仁尼琴根本無法接受西方啟蒙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對人類進步的解釋，因為邪惡不是經濟狀況的產物，而是濫用了神所賜給人的自由。索爾仁尼琴曾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認為「時間沒有救贖的能力」，反而會帶來更大的不幸和悲劇。也就是說，對於一個人而言，如果沒有基督信仰，沒有屬靈的生活，不論他有多少「時間」，活多長，經歷多複雜，閱歷多豐富，其心靈成長、愛的能力都不會隨年齡而自然成長。時間本身，壽命長短，並不能自然地帶來救贖和人性的提升。不僅不能，反而還會因為「時間」的延長，也就是經歷和閱歷的豐富，而使人心負面積澱增多，慾望和原罪更蔓延。
人類整體和世界的發展也是這樣，如果沒有了神，那麼人類不論繁衍幾千年，世界不論有多麼久的歷史，最後社會不僅不會真正進步，反而會爆發更多的災難，二十世紀就是典型的例子。因為失去上帝之「光」，世界只能更多陰影，丟掉了耶穌的道德之「鹽」，人類會加快腐敗。說到底，沒有上帝，就沒有了絕對的道德標準，人類就會為所欲為。因此索爾仁尼琴一生都在其作品中傳播基督信仰，主張作家要做的，是幫助人明辨是非、善惡；並強調，基督教不是空洞的教條，而是治療人心靈的源頭活水。「而只有在靈性和道德的基礎上，公義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爾仁尼琴對文學創作的定義是，小說必須能夠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準則才行。因為人同時具有行善和做惡的兩種能力，而人這兩種能力的表現，在《聖經》裡被表現的淋漓盡致，所以應是藝術家的永恆主題。
因此從索爾仁尼琴最早期的作品，就滲透著對這些永恆價值的探究。在他初期的劇本《風中之燭》中，就探討了這種主題。該劇本的原名是《你的心內之光》，就是引用路加福音中的話，比喻人的良心好比是燭火，而二十世紀啟蒙運動後的人生觀象是外來的強風，它以人類自由意志的名義將人心中良知的燭火吹滅。劇本的主角叫 「亞力」，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同名；經歷也相似，很像是索爾仁尼琴的精神自傳。亞力經常說，「上帝祝福你，監獄！」他認為，「苦難是靈魂成長的槓桿」。
該劇否定了兩種價值觀：一是科學烏托邦主義－－世上所有問題都有理性的解決之道。二是倡導感官享受，及時行樂，畢竟人生苦短，而且只有一次。索爾仁尼琴認為，這兩種觀點殊途同歸，最後都是肯定現世，而不是信仰的境界。在哲學上都是物質主義，而不是服從上帝、遵從耶穌的靈性世界。這個劇本是所有索爾仁尼琴的文學作品中唯一沒有以蘇聯為背景的，但卻是最早以上帝和信仰為探究中心的作品。
索爾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伊凡．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並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部藝術性並不十分強、描寫蘇聯勞改營生活的短篇小說，之所以能夠引起重視，主要在於索爾仁尼琴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本質性的問題：並不是史達林對人不人道，而是人對人的不人道；史達林並不是歷史上人性進步過程中的某個失常狀態，人類心靈中的邪惡是一個永恆的世界性主題。小說的主人翁伊凡這個形象的閃亮之處，是他那種忍辱負重、堅守最起碼的人性尊嚴底線的努力，他展示，無論共產主義的殘暴把人貶低到何等地步，都無法把人性徹底泯滅。人雖在原罪驅使下墮落，但上帝的影像依在；本來屬靈的人心可以被邪惡敗壞，同樣也可以藉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贖；「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更有價值。」
後來索爾仁尼琴寫的《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這樣，提出「人為什麼活著」，也是人類生存的終極問題。在這些作品中，索爾仁尼琴對蘇聯共產制度的譴責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惡，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惡。索爾仁尼琴認為：人類只有通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靈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為「道德植根於靈性」；人類只有經由它，心靈才可能更新，才會有愛、憐憫、公義、寬恕等神性；只有對上帝的信仰，才能作為人性道德的基礎。所以索爾仁尼琴在領取諾貝爾獎的書面演講詞中清晰而堅定地表示：我絕不相信這個時代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義和良善的價值觀，它們不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動無常的，它們是穩定而永恆的。而這個價值觀，就是基督信仰，就是《聖經》中的絕對道德標準。
索爾仁尼琴和那些著名的東歐異議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僅看透了共產主義的邪惡，也看清了尼採們以「上帝已死」為口號的啟蒙主義所帶來的災難性；同時以巨大的道德勇氣，隻身挑戰龐大的史達林政權和共產帝國，因為他堅信：「極權主義社會絕非永久和不可動搖的」，「減弱它們穩定性的因素，就是宗教意識的復甦，它是極權主義要求全面控制人類精神制度的天敵。」美國作家斯卡梅爾（Michael Scammell）曾說，蘇聯解體後的克格勃秘密檔案揭示的索爾仁尼琴，是「個人與巨石搏鬥」的英雄傳奇，展示了一個知識份子獨力抗爭共產專制的智慧與勇氣。蘇聯解體後，索爾仁尼琴寫的第一本回憶錄，書名就是《牛犢頂橡樹》，由這個書名可以想像到，一個倔強的老人，一肩抗著人類的道德旗幟，一肩揹負著俄羅斯的苦難，韌性地跋涉，絕不回頭，絕不妥協；像一隻牛犢，執拗地頂著堅硬的橡樹，在歷史長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恆的抵抗形象。他之所以堅守在道德層面而不是政治層面的反抗，就因為他的準則是：永恆的比暫時的偉大，天國的比人間的偉大，靈性的比政治的偉大。
1983年，索爾仁尼琴接受鄧普頓獎（Templeton）演講時說：「超過半世紀以前，我年紀還小的時候，已聽過許多老人家解釋俄羅斯遭遇大災難的原因：『人們忘記神，所以會這樣。』從此以後，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時間研究我們的革命歷史，在這過程中，我讀了許多書，收集了許多人的見證，而且自己著書八冊，就是為了整理動亂後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簡地說出是什麼主要原因造成那場災難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萬同胞的生命，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重複這句話更為準確：『人們忘記了神，所以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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