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遲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中共現政權的流氓屬性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但那種流氓是一種政治層面的流氓，亦即流氓化的政治，像最近這樣一幫又一幫窮凶極惡、形象猥瑣的社會流氓大搖大擺地頻頻走入政治聚光燈，直接介入政治事件，還是紅朝「和諧」年間的新氣象。
關於太石村的結局，網際有很多傳言。有說政府失控，造成權力真空，以致流氓橫行的；有說地方官吏對抗中央，縱容流氓為患的……這樣的言論不少還是來自國內觀察者的評述，彷彿隨時準備踏平臺灣的現政權竟然玩不過幾個自己培植出來的鄉長鎮長，滿口要建設和諧社會的中央政府竟然可以容忍雞鳴狗盜之徒橫行鄉里似的。如果這樣的傳言為真，我們就無法解釋，番禺的流氓們怎麼能同時去封了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教授的網站，又何以能夠號令全國媒體對太石村事件三緘其口。也許是因為國內情勢險惡，觀察者不願把話說透，但是我們有責任留下清清楚楚的歷史記載，嚴防那夥大流氓拿這夥小流氓在歷史的審判中為自己頂缸。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必要向世人拆穿這種流氓伎倆，讓大流氓們下次企圖故伎重演時有所忌憚。
流氓，無論政治流氓抑或社會流氓，皆以無視禮、律、法、規，不憚天道人倫為主要特徵，只不過社會流氓欺人、竊鉤，政治流氓欺國、竊國罷了。利用社會流氓引發危機，然後從中漁利，或者用流氓暴民化解危機，將政治事件刑事化，是政治流氓府的治國寶典。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以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揭開了對猶太人進行血腥屠殺的序幕。該事件的起因從表面上看不過是一夥流氓暴徒襲擊猶太人社區，事實上是納粹政府操縱下的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一個步驟。
以流氓暴民化解政治危機，是中共政權的拿手好戲。文革是這樣，四五是這樣，六四也是這樣。也許我們不能說文革的參與者全都是流氓，但是毛澤東刺激、引發了人性中的流氓因素，以全國範圍的暴民統治來維持自己岌岌可危的君主地位，這一點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四五運動中，中共動用了工人民兵對麋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悼念、示威者大打出手，而那些所謂的工人民兵大多數不過是各單位不務正業的青皮混混。六四時中共動用了全副武裝的陸軍來進行鎮壓，但正規軍和兩眼一摸黑的地痞流氓畢竟還有些差別，所以據一些當事人回憶，他們看到的軍人個個面色鐵青，眼窩黢黑，懷疑是中共給他們注射了某種神經毒劑，活脫脫把人變成了嗜血變態的流氓暴徒。
其他流氓政權動用社會流氓維持統治，拓展野心，大多不願公開承認。而紅朝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在這個方面還算流氓得地道。他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工作座談會上面無愧色地坦言：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看來，中共的流氓理論與實踐都相當發達，以流氓來維護統治的理念也是由來已久的。
毛太祖流氓制敵的「光輝」思想，隨著政權的確立自然演化為治國靠流氓，因為中共最大的假想敵人，既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國，甚至連臺灣都不是，而是生活在大陸地面上的十三億各族民眾。只要人們的思想、言論、行為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地位，不管你採取的方式是多麼溫和理性，中共長年積累的戰爭經驗，包括流氓制敵，都可能拿來懲罰民眾。
以流氓手段結束太石村危機，嚇退陳光誠、姚立法這樣的維權人士，顯示出胡政權對於流氓的社會功能的認識與操控一點兒不比毛太祖差。人們對太石村事件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不少評論喜出望外地認為廣東的太石村將成為中國民主道路上的安徽小崗村。中共自然也看到了中國民主化一觸即發的局面，看到了在太石村問題上的退讓將會導致一發不可收拾的多米諾效應。既不願妥協退讓，在國際社會的眾目睽睽之下又不能再來一次天安門屠殺似的瘋狂血洗，讓小流氓們赤膊上陣就成了化解危機的必然選擇。
流氓介入政治，說明中共政權沒有任何民主改革的誠意，也沒有絲毫還政於民的打算，說明我們面對的仍然是一個篤信恐怖統治的專制政權，既非甘地面對的英國政府，更非馬丁•路德•金面對的美國政府。後二者雖然在當時的行政決策和執政技術上有所缺憾，但本質上並非流氓，因此才可能在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步步退讓，最終把自由還給人民。
流氓介入政治，凸現了我們這個民族長期遭受閹割的精神悲哀。中國似乎有取之不盡的流氓資源，只要當權者煽動縱容，總有一些流氓赤膊上陣，悍然踐踏天理人倫。從文革中殺戮婦孺、輪姦女囚、逼迫女「反革命」和公牛交配，到太石村毆打記者、教授、山東臨沂殘害盲人陳光誠，流氓家族似乎綿綿不絕，子孫繁茂。
流氓介入政治，為中國的維權運動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課題。這意味著中國的維權人士不僅要進退有緻地和強權週旋，一點一滴地挽回自己的權利，而且要提防小流氓們蠻橫攪局，造成不敗而敗的局面。也意味著中國的維權之路還很漫長，維權人士不僅要對普通民眾進行權利啟蒙，還要影響、感化那些貪圖衣食之利的市井流氓，逐步斷絕現政權的流氓後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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