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裡有穿正裝的男人；穿校服的孩子；一名建築工人；一位醫生；旅館職員和搖滾樂手；遛狗的中年男子；民工；養鳥者；戴著貝雷帽的男子和剛買了風箏的女人。
看客的七嘴八舌
「也許是家裡出事了吧，要麼是工作不順心，也可能是因為什麼私事」，旅館職員韓青藍（音譯）如此推測。說話的時候她雙臂抱在胸前，自行車車筐裡的麵條已經幹得沒湯了。「她可能自己解決不了，只好走上這條絕路。」
那個下午，南緯路２７號頂層的每個人都有事可做了。每個人都像一面鏡子，折射著這個社會－－曾經宣稱剷平了階級，但在奔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路上，高低貴賤的等級逐步顯現。
看客們就像討論家長裡短一樣不請自來，七嘴八舌。兩個穿著校服，戴著紅領巾的男孩跨上了自行車。「要是她有滑翔設備」，那個戴著波士頓紅襪隊帽子的男孩對夥伴說，「她就能一路滑下來，毫髮無損。」
「她可能筋疲力盡又肚子空空，沒有別的法子了」，一位穿著紅色運動衫的中年男人說，「人怎能沒有惻隱之心？要是沒有類似的經歷，你才不會理解那有多麼痛苦呢。」他補充說道，「這是我第二次看見有人要從這座樓的天台上往下跳了。」
在那女人縱身一躍之前，韓青藍最後向上瞧了一眼。「這種人還得接受教育」，她說，「知識份子才不會做這種事呢。」
難以接通的熱線電話
如果人群安靜得不起一絲波瀾，那只能說明這樣的場景在中國越來越常見了。隨著更多的年輕人在飛速變化的社會和經濟中落入深淵，自殺已成為中國１５∼３４歲人群的頭號死因。中國的自殺案件太多了，全國惟一的自殺干預熱線已越來越難以應付。
「熱線電話的接通率是１０％至１５％，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得打８∼１０次電話才能接通，對此我感到很悲哀」，菲利普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說。他是一名加拿大的研究員，１９８５年來到中國，現在主持北京自殺研究與干預中心。他想在全國再開設９個這樣的機構。
打往中心的電話反映了國家快速發展帶來的副作用：破產、感情出軌、大學裡的競爭、醫療費、每況愈下的國企，這些都讓人絕望。
在這個下午，對面的人行道上開始傳出消息，要自殺的婦女是因為拆遷問題才如此憤憤不平。拆遷在這座喜歡推倒重來的城市已經司空見慣了。但沒人知道更多消息。有些人說她是個一貧如洗的民工。還有人認為，只有那種失去了一切的中產階級才會被逼上絕路。
不少她一個？
兩輛消防車被叫來了，消防員們拉起了一張巨大的橡膠氣墊，氣墊中間是個橙色的正方形，活像一隻公牛的眼睛。那個婦女不時地用手勢，與爬到屋頂附近的兩名談判人員交流。
一些人認為，這個婦女站到樓頂的動機，只是很自私地想獲得關注和援助。
但中國是一個推崇自立的國家。隔壁的保安馬超（音譯）穿著黑西裝，戴著領帶。他說：「她擾亂了社會秩序，應該向警察和那些救援工作者付錢。我覺得她不會跳下來。這一點都不值得。我聽說她有博士後學位呢。」
一個穿著斜紋棉襯衫的男人騎車路過，向上瞧了一眼，嘟囔說：「她就應該跳下來。中國都有這麼多人了，不少她一個。」
第二天早晨，在播報體育新聞和城市新聞的當中，穿插著這樣一條北京新聞「賈蘇黎（音譯）女士在昨晚大約６：２０，終於同意走下疾病控制中心的屋頂了。」
報紙說，她是白菊洗衣機廠的員工。她本想在職工宿舍的幾間屋子被強制推倒後獲得４８０００美元的補償，但是，希望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