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時，中國大約有五百萬高級知識份子，這是毛澤東講話時經常提到的，毛澤東觀察事物的一個典型思維是，他認為無論什麼群體，一般來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好人，百分之十是有問題的，只要掌握了那百分之九十，事情就好辦了。反右的最後結果是有五十五萬知識份子成了右派，這五十五萬知識份子是些什麼人呢？大體可以說就是那些最好的知識份子。不能說沒有成為右派的就不是最好的，但可以說出局的都是最好的。
我們今天都在反思我們的文化，這個文化的特徵就是最好的出局，可以說，我們現在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出在這裡。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學術界後繼無人，學術水平一代不如一代。這些話雖然不能太認真，但這些話裡所隱含的事實判斷卻是準確的，如果現在學術界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那到是一件說不過去的事了，因為從邏輯上講，最好的出局以後，就不會有最好的結果了，這是常識。
先說法學和社會學。這兩個學科在五十年代初就明令取消了，據我所知，中國第一流的法學家，在五十年代的反右中，很少不成為右派的。錢端升、陳體強、譚惕吾、韓德培、樓邦彥、王鐵崖，不用查資料，一數就是一大串。社會學家可以說是全軍覆沒，從老一代的陳達、李景漢、潘光旦到晚一點的費孝通、吳景超，幾乎無一倖免。中央是這樣，地方上也如此。史學界向達、王利器、葉遐庵；雷海宗；新聞界徐鑄成、儲安平、陳銘德、彭子岡、浦熙修、陸詒等等，文學界就不用說了。
對於這些早已成名的人來，他們的右派命運還比那些沒有成名的人要稍好些，因為倒霉時已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日後也許還有東山再起的時候。而那些當時還在大學讀書的學生，一成了右派，一生也就毀了。我曾經在一篇《林希翎和學生右派》的論文中專門說過這個問題。因為這裡有再個相反的事實存在。那些當年在學校成為右派的學生，一般有兩個特點，一是思想活躍，二是聰明（智商）過人。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後來成為右派的那些人，應該是社會各界的第一流人材。現在的問題是那些當年的右派後來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基本沒有成為第一流的專家。因為右派生涯已是非人的生活，二十年後重回社會，他們已經不可能再成為第一流的專家了。比如林希翎、譚天榮。反右在大學裡造成的最後結局是這樣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後，那個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終佔據大學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業務上也還說得過去的人。
我以北京大學為例。反右時北大最著名的兩個文學社團是「廣場」和「百花學社」。這兩個社團裡的活躍人物，本來是最有可能成為日後中國學術界主力的，但現在事實是他們沒有成為學術界的主力，而是那時沒有他們活躍的人最終成了學科帶頭人。比如寫了《是時候了》的張元勛、瀋澤宜等人，二十年後他們也重新回到了學術界，但都沒有再能成為他們所在學科的主力。還有北大物理系的劉奇弟，據說他當年在物理上的才華讓北大物理系王竹溪先生都很吃驚。龍英華（哲學）、陳奉孝（數學）、張景中（數學）、葉於生（哲學）、楊路（數學）王國鄉（新聞）、崔德甫（中文）許南亭（數學）、瀋迪克（物理）、杜嘉蓁（俄語）、李任（中文）李燕生（化學）、譚金水（日語）、張志華（中文）、蔣興仁（生物）這些「廣場」和「百花學社」的主要成員，除了張景中先生在專業上成了學科帶頭人之外，其餘的人可以說，他們後來的成就和他們當初的天資是不成比例的。
去年秋天，我曾在山東曲阜和張元勛先生談及我的看法，他也非常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