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著盛世主旋律，不止一位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預言，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間超過日本，胡鞍鋼在《中美日俄印有形戰略資源比較》一文中計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購買力來評估，中國經濟總量甚至能夠在2020年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林毅夫認為：按GD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50 年超過美國。中國科學院最近發布《中國現代化報告二○○五》稱：中國將在2100年「經濟現代化水平進入世界前十名」。這種類似大躍進時代的「趕英超美」 的豪言壯語，在知識權威的包裝下似乎越炒越真。
配合著官方民族主義煽情，不止一位社會名流振臂高呼復興中國傳統文化。2004年10月，作家王蒙、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科學家楊振寧、國學家季羨林、哲學家任繼愈等人領銜發表《甲申文化宣言》，號召重評和重建文化傳統，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近兩年，一群中年「儒者」提倡所謂「王道政治」，煽起 「少兒讀經運動」，還有人再次狂妄得目無地球，寫出名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專著；同時，國人開始玩起祭祖宗運動，從「祭黃帝」到「祭孔」，排場華麗和造勢誇張。《2005中國曲阜孔子國際文化節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義和盛世的雙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夢。欣逢盛世，強國威風」。
然而，這種小康，不過是溫飽的「豬圈」；這種盛世，不過是繁榮「娼」盛的粉飾太平；這種威風，不過是官權對民眾的榨取盤剝和大款的富貴攀比而已。最近，不斷發生的民間維權人士遭到官權的逮捕和黑社會的圍毆，更凸現了「盛世」掩飾下的政府黑社會化的末世。
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城市裡，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越來越遠離傳統，特別是高喊「民族復興」的中共權貴和知識精英，他們的衣食住行，他們的賺錢方式和消費方式，他們的家居用品和學術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數生活細節，甚至細節化到內衣內褲。
上世紀八十年代，知識精英們充滿改革激情，他們大都捲入了八九運動，但六四後的中國，猙獰的屠殺嚇破了知識精英的膽兒，使之不得不屈從於官權的收買，致力於權力、金錢與知識的合謀，變成跛足改革的受益階層之一，精英的御用化和戲子化與人文精神的小品化和犬儒化同步氾濫。精英們無法為大眾提供良知示範，也無法為社會提供高品味的文化產品.所以，六四後大眾文化的風靡，既是官方意識形態崩潰後的正常現象，也表徵著知識界的無靈魂狀態的急遽普遍化──既是道義良知的匱乏，也是知識誠實的空白（學術腐敗的氾濫）。
就這麼一群只會專說當今聖上愛聽的話的精英，還好意思拿出一副衛道士的臉來，動不動就指責商業文化和大眾娛樂多麼庸俗。即便拋開官方的普遍政治腐敗對社會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談，把中國社會的靈魂空白、道德糜爛和趣味低下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大眾文化，也是極不公平的。從民間的角度講，事實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眾文化所曾起到的顛覆官方意識形態的作用已經足夠，填補顛覆之後的精神廢墟和文化空白的主要責任，本應該由知識精英群體來承擔。但是，由於知識精英無法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精神食糧，粗俗平庸的大眾文化來填補空白，也就勢在必然。致力於權力、金錢與知識的的合謀知識精英們，沒有資格苛責趙本山們、木子美們、芙蓉姐姐們、超女們、新民謠的作者們、迷戀氣功和商業娛樂的大眾。
從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於民眾精神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和權貴們對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面前，知識精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來精英本身的權貴化。在最恐怖的時刻，普通的學生和平民衝向賭槍口的第一線，而精英們卻逃向安全之地；在貧富日益懸殊的極端社會不公橫行之時，精英們一方面對受到嚴厲打壓的六四難屬群體和法輪功信眾、對利益嚴重受損的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的無動於衷。恰恰相反，他們熱衷於為權貴私有化和權錢交易的腐敗辯護，為「三個代表」 和「胡溫新政」背書；即便那些號稱站在底層立場、關注社會公正的新老毛派，除了避重就輕地聲討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之外，也決不會直面每天在場的獨裁製度，更不會以實際行為為受迫害者仗義執言。
本該在精神上「先富起來」的知識份子，即本該承擔社會批判與公眾啟蒙的責任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成為執政集團的附屬物，成為執政黨操縱大眾的辯護工具；另一方面變成了文化商人，操縱著精神鴉片的生產和銷售。他們在自艾自憐地感嘆人心不古和知識份子邊緣化的同時，卻仍然以獨霸的話語地位進入權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場的漩渦，既當執政黨的高級幕僚又做大資本家的高級馬仔，通過出賣學術誠信和道義良知來完成了知識與權力與金錢的結盟，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資本積累.在商業娛樂越來越成為官方主旋律的包裝的小品化時代，知識精英還營造出一種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學，兩者共同使用著以古頌今的獻媚技巧，臆造漢武、盛唐、康干的盛世狂歡，重溫狂歡中的大一統夢想，煽起夢想中的英雄主義和救世主義。比如，2005年春節晚會的開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聯歡》，收場節目名曰：《盛世鐘聲》，首尾呼應地突出當下中國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題。此一主題，早在以古頌今的古裝戲熱中得到煽情的表達：「統一秀」、「天下秀」、「明君秀」、「青天秀」……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帝王成為影視界搶拍的對象，由此生發的對歷史的再現和詮釋，完全基於成王敗寇而毫無是非善惡的極端功利主義的價值觀，用重溫「帝王夢」和「帝國夢」來凸現當下「大國夢」。
這種偽崇高的英雄主義美學，在名導演張藝謀的《英雄》再上層樓。它既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偽崇高的英雄主義的美學表達，粗糙而牽強的人物關係和情結設置，與最精美的風景明信片的拼湊在一起，對暴力征服的崇拜披上偽善道義的盛裝，如同胡溫的恐怖政治披上「親民」的盛裝一樣。它依靠一種自我改編的歷史和一種自我標榜和的正義，用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天下主義合流的真理來歌頌帝王文明在世界上的獨特地位和天下霸權。所以，它在後極權時代必將取得了准官方的美學地位，在毫無良知匱乏和是非模糊的臣民中進行審美麻痺。具有英雄主義情結的暴君最不在乎犧牲，而只沈迷於悲壯和崇高。因為他不在乎生命而又有太多的百姓可供他任意驅使，來作為他實現帝國夢的工具。央視名嘴朱軍也跟著向皇家看齊，他曾在接受採訪時大言不慚地談及自己的主持風格：「央視作為國家電視臺，就要有皇家的氣派和風範！」
他們製造的文化產品，不再具有任何批判意識與啟蒙功能，而墮落為辯護意識與休閑消費，因為全民調笑有助知足常樂心態的普遍化。當學者和作家變成了小康時代舞台上的明星戲子，學術和藝術自然蛻變為裝點繁榮盛世的晚會上的小品。所謂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知識份子的戲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謂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不過是知識人放棄知識而進入文化市場而已；知識明星成為小康時代最醒目的文化標誌。
後現代的技巧包裝著前現代的腐屍，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筆如同閃亮而柔軟的絲綢，編織出大紅頂戴和明黃龍袍的鮮艷，審美的視覺效果是何等醒目！利用現代媒體傳播前現代價值和獻媚於當權者，巨大投資、百般彫琢和鋪天廣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它們的精緻也把審美上的粗俗和陳腐推向新高。
同時，知識精英也身體力行地加入腐敗行列，九十年代以來的學術腐敗氾濫之所以變成醒目的社會毒瘤之一，就在於知識精英已經淪為金錢和權力的雙重奴隸。一方面，他們成為執政集團的附屬物，成為黨權操縱大眾的辯護工具；另一方面，他們變成了文化商人，操縱著精神鴉片的生產和銷售；所謂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知識份子的戲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
御用精英們一面參與腐敗盛宴，一面又為自己的犬儒性言行進行非驢非馬的辯護。而在沒有基本的制度常識、權利常識和做人常識的畸形社會中，成為知識界口頭禪的「文化多元化」也變成「指鹿為馬」 的鬧劇。一方面，在官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強制性在場的背景下，「多元化」根本沒有法律的保障和文化的依托，而只是知識界刻意迴避爭取自由權利的言說和行動的託詞，所以，知識界提倡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就淪落絕對機會主義；另一方面，在商業誘惑的作用下，知識份子鼓吹絕對化的「經濟人理性」，全社會陷於不擇手段的發財夢之中，泯滅一切價值的「怎樣都行」稱為知識流氓的護身符，十足的犬儒態度成為「以無厚入有間」的利器，無論在怎樣的處境中，精英們皆能逍遙地「游刃有餘」，達致如入無人之域的化境。
所以，知識界找出的種種自我辯護的理由，不過是推卸責任的藉口而已：掩蓋自身品質的腐爛和創造力的萎縮。文人們把「人文精神」的萎縮歸咎為「商業文化」所帶來的惟利是圖，道德家們把「肉身展示」的性放縱歸咎於全球化所導致的西方文化入侵，學者們把文化產品的低俗化歸咎於民眾的文化素質和欣賞品味的低下…… 暴露的恰恰是知識精英已經喪失「精神創造」和「文化重建」的能力，中國的制度也喪失了鼓勵誠信的內在機制和培植高品味精神的文化底蘊。精英和中產白領所提倡的「環保秀」、「民粹秀」、「振興本土文化秀」等人文精神，不僅絲毫無助於精神危機的緩解和恢覆文化原創力，反而在加深這一危機和文化創造上的無能。精英們對「人文精神」的所有言說，不過是與胡溫的「親民秀」相配合的「人文秀」，是靠製造人文精神假相來掩蓋無靈魂的生存。假煙假酒假藥假食品假處女與假文憑假學術假良知假批判正好般配。
無論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能延續多久，無論中心城市多麼像現代化的國際都市，無論中國的權貴、精英、白領等先富起來的階層享受著多麼奢侈而現代的生活，只要中國仍然是個一黨專制的國家，國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現代人的生活，而是傳統的父權時代的坐穩了奴隸地位的生活，主奴關係中的十幾億人人口，仍然像奴隸聽從主人那樣逆來順受，主人仍然像父母那樣教育著、規定著、連哄帶騙地看管著孩子，或像牧羊人那樣放牧著溫順的羊群，至多是孩子的搖籃日新月異，羊群的牧場日益豐盛，但孩子們永遠沒有自己的頭腦、尊嚴和人格，無法獨立行走和獨立思考，羊群也永遠無法成為獨立謀生的動物。父母用糖果、玩具賄賂著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殺恐嚇著羊群，用弱智而冷血的歌舞昇平娛樂著國人的靈魂。希圖「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一黨獨裁，用絲毫不肯讓他人分享的絕對權力，也用 「離開我就將天下大亂」的虛構前景，綁架了全體人民和整個國家。過多的人質，使國人的絕大多數不得不依賴於政權的施恩，也使國際主流社會不得不溫柔地與中南海打交道。
於是，容納著世界上最大人群的國家，且經歷過舉世無雙的災難，但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為「一盤散沙」的社會，官方的禁令和民間的逆來順受，造就了「只知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個體，一個個原子化的個人面對擁有嚴密的組織、全部國家機器和主要社會資源的政權，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無力到蚍蜉撼樹，因而，每個人就只能表現出近乎於宿命般的無可奈何，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只能求助於他們的放牧者兼綁架者。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肯於或有能力付出一舉解救出十幾億人質的贖金，而只能嘗試交往與遏制並行的漸進和平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完全遵循著 「徹底唯物主義」之「經濟決定論」的道路，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經濟高增長的今天，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了大的提高，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也今非昔比，然而，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即便拋開中國的人均收入還很低，貧富分化越來越懸殊，社會公平日益匱乏，……不談，從毛時代到鄧時代再到江澤民時期和胡溫時期，中共獨裁對國人和中華民族的最大傷害恰恰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對人的生命和人的精神的殘酷而全面的閹割，改革以來的物質的進步並沒有帶來精神提升，靈魂貧困遠甚於肉體貧困。
「正在崛起的中國」，一部分人在物質上的確「先富起來」，但並沒有與之同步的精神上「先富起來」。恰恰相反，「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在物質上已經「富足、太富足了」，而在精神上又「貧困、太貧困」了，錢包的超厚度與靈魂的超乾癟形成鮮明的反差。
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金錢和知識之間的同謀。這樣的知識精英群體只能是社會精神墮落的主動幫忙者或被動幫閑者，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良知的象徵和填補靈魂空白的啟蒙者。所以，大眾娛樂明星的名字對平民階層的巨大魅力，既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也凸現了知識精英的啟蒙思想和知識品格的貧困。與其沒完沒了地譴責社會精神的庸俗化和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氣和負責的理性來檢討知識精英自身的犬儒化。2005年10月9日於北京家中（《爭鳴》 2005年11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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