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我出生於河南省禹縣梁北鄉大席店村。據歷史傳說，堯舜時期，這裡是以大禹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約元西前二二O八年，大禹就是在這裡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家天下」的專制王朝即夏王朝。可見，早在四千多年前，這裡就是中國最適宜於人類居住的區域。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在紅色魔頭毛澤東的統治之下，這裡卻成了死人無數的重災區，我的爺爺張天霖和大爺爺張木霖，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冬天被活活餓死的。
爺爺是「笑」著餓死的
父親生前很少談到我的爺爺，只記得有一年冬天，父親在爺爺去世的紀念日裡，不經意地告訴我們，爺爺是被村裡一個叫「老母豬圈」的蔡某人帶頭批鬥之後才餓死的。
一九八二年父親因車禍突然去世，我當時只有十八歲，正在河南省漯河師範讀書。畢業後被分配到外鄉任農村中學教師，從此很少在村子裡逗留。一年夏天回村幫家人收割麥子時，偶然聽到一位老輩人講起我爺爺的故事：「你爺爺是笑著死去的。凡是餓死的人，臉上都抽搐得厲害，看起來和平常人笑的時候一模一樣。他那天挨了鬥，一天沒有吃東西。臨死時還在往牆上爬著要扒老牆土吃，爬不動的時候就對你大爺爺說了一句『哥，我不行了』，然後就笑著斷氣了。他是死得最早的一批人，還是在大庭廣眾餓死的。你大爺爺過了一段時間也餓死了。」
因為事前沒有精神準備，我一下子給驚呆了。對方發覺我神色不對，立即改變了話題。等到一九八九年我懷著逃荒避難的決絕心情來到北京時，只能依據零散得來的片斷記憶拼湊出極其簡略的家族史。
我們家在太爺一輩就絕了後，太爺是從十里開外的黃榆店抱來的外姓人，當地的民間土著，把從別人家裡抱來用於傳宗接代的養子叫做「買官兒」。我太爺雖說是個「買官兒」，卻一直嬌生慣養，長大後又抽上了鴉片煙。我爺爺和我的大爺爺十三、四歲時便一人一條扁擔走村串鎮，靠著當貨郎做小買賣贖回了房產，後來才有了我的父親，再後來也就有了我。
據老輩人講，我爺爺和大爺爺都是著名的孝子。我的精明強幹的姥姥即曾祖母，經常要從兩兄弟手中勒索血汗錢供她自己的男人即我的太爺抽鴉片。稍不如意，她就要在村子裡撒潑罵街，有如遊行示威，而且行之有效。
我的爺爺、奶奶都是信仰一貫道的善男信女，讀過幾年書的我的伯父，也因此到一貫道中充當了一名帳房師爺。土改時期，因為舍不下自己用血汗錢置買的一點田產，爺爺回到鄉下參加土改，身上還帶著做生意賺來的一百多塊現洋。正當他再一次挑起貨郎擔二次創業的時候，一貫道被宣判為反革命組織，我的伯父被判處死刑緩期的重刑。我的奶奶因此哭瞎了雙眼，我的當小學校長並在積極爭取加人中共的父親，因此受到株連被共黨拒之門外。我爺爺在村裡也成為供父老鄉親發泄革命獸性的罪犯家屬。在他活活餓死的那些天裡，餓瘋了的壯漢們，僅僅為了以革命的名義多吃一個饅頭，就時不時地把他圍在核心拳打腳踢，帶頭者是人稱「老母豬圈」的一名光棍漢。所謂「老母豬圈」，就是像對付發情母豬一樣野蠻凶狠地打人斗人。而那些掌握生殺大權的村幹部們，更是經常要在「社會主義大食堂」裡當為踢翻我爺爺的飯碗，以證明他們享有欺男霸女、草菅人命的革命特權。
由一貫道聯想到當下的法輪功，一黨專政的殘暴野蠻並不是萎縮軟化了，而是進一步擴大加強了。信仰一貫道的善男信女，並沒有像現在的法輪功學員那樣，被大規模地強制洗腦和關押。
反《東方紅》的讖語童謠
一九六一年的「七千人大會」召開之後，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欠下血債的農村黨員和基層幹部遭到清算，當時的高縣縣委書記刁文和南陽地區專員路憲文等人，也曾被判處死刑，隨後又被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親自赦兔。到了一九七六年前後，刁文曾擔任蘭考縣委書記，還號稱是第二個「焦裕祿」。焦是甚麼貨色？也就可想而知。
童年時玩「扯羊尾巴」遊戲時，唱過一首「日頭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脫」的宗教讖語式的童謠，據說是從土改和「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流傳下來的。所謂的「日頭落，狼下坡」，其實就是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被共產黨的五星紅旗所取代，結果是最可憐的「老人小孩」，在大飢荒中活活餓死。我一直把這首民謠當作「反東方紅」來看待的。與這首童謠一起陪伴我的童年的，還有一首詛咒村幹部的「孩兒，孩兒，快點長，長大當個大隊長，穿皮鞋，技大氅，抓著喇叭哇哇響」。
聽老輩人講，在「社會主義改造」初期，為了抗拒財產充公，許多農戶流著眼淚殺死了自家的牲畜，然後聚在一塊偷吃牛肉，邊吃邊說：「這大概是最後一次吃牛肉了。」事實上，牲畜被大批宰殺和農具被大量破壞，只是共產人禍的極端表現之一種。
瞎眼奶奶只望死後吃刀頭肉
我的父親連同母親，都是中共建國後的第一屆師範畢業生。母親還是禹州縣城的大家閨秀。她的一個哥哥也就是我的二舅父，曾是國民黨中央政府的一名官僚，當年是有資格坐飛機去臺灣的，只是為了照顧數十口內親外眷才被迫圉下。「三反五反」運動中在東北某大學被無端鎮壓，像儲安干一樣不知所終。
師範畢業後任小學校長的我父親，一直是「爭上游」的積極份子，反右時曾經理直氣壯地把一名女同事打成右派。在一九六二年的下放運動中，他自己反過來遭受報應，連累妻子兒女與他一同操持起中國大陸最低賤的一種不成其為職業的職業：務農。從而使飢餓像沒有盡頭的噩夢，伴隨著我的整個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黃不接的關口，我放學回家後找不到食物，只好用髒手到咸菜缸裡偷出一塊大頭菜充飢，並因此挨了一頓毒打。
我的瞎了雙眼的奶奶，去世之前總是在重複一句話：「等我死後，每個週年給我燒一塊刀頭肉，就一年不飢了。」所謂刀頭肉，就是從豬的腰部割下來的肥肉塊，煮熟後可以拿到死人的墳頭去燒紙祭祖。一個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忍飢挨餓幾十年的瞎眼老人，活在世上吃不上肉，只能把吃肉的希望寄託在死亡之後的陰曹地府。
一九七八年，十四歲的我離家到鄉辦高中讀書，最好的口糧是帶著幾點意花的麥麵餅子，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只能吃玉米麵饅頭。因為自己矮小瘦弱，每到中午或傍晚開飯的時候連開水都搶不到手，只好用溫水浸泡長滿黑毛的乾糧充飢。半年下來，我開始頭暈眼花，經檢查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貧血和近視，只好到附近的親戚家中寄食。一九八O年參加高考時，十六歲的我，體重只有三十八公斤。
時光流逝，發生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的大飢荒，迄令已經半個世紀。那些飢餓的痛苦歲月至令難忘。
(開放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