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經濟競爭力的主要承載者就是該國的企業。這些中國企業界的寵兒，為什麼到了美國股市竟成了投資者不屑一顧的棄兒？分析這些企業的狀況，可以為透視中國經濟打開一扇窗戶。
國有企業憑藉壟斷做大做強
中國證明中國企業有競爭力的有力論據，是近幾年進入世界企業500強的中國企業逐漸增多。
先來看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是哪些企業。今年7月美國《財富》雜誌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全球500強最新排名，中國共有15家公司入選，入圍前50名的中國企業共有3家，分別為中石化、國家電網、中石油。觀察入選企業名單，幾乎全部是石油、化工、銀行、能源等具有壟斷之利的大國有企業，而且主要是直屬中央的國企。
而中國國內也於9月下旬推出了中國自己評選的企業500強。這「500強」有如下特點：
第一，進入500強之列的大多數仍然是國有壟斷企業。其中，實現利潤超過10億元的企業有83家，其利潤總額為4,271億元，佔500強利潤總額的 81%。這表明中國企業的主要利潤來自於少數大企業，而且主要為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在中國企業500強中的戶數及比重雖然上升到15.8％，但其營業收入所佔的比重僅6.69％。 由此可見私營經濟的實力遠不如大型國有企業。
第二，入選者實力相差極為懸殊。排名第一位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擁有資產6,203億元，實現營業收入6,343億元；而排名第500位的宗申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分別為35.1億元和45.6億元，只有中石化的0.57%和0.77%。此外，在這500強企業中，有1/5的企業利潤縮水，虧損企業達14 家，合計虧損92億元。
第三，在人均利潤方面， 2005中國企業500強的企業人均利潤最高的行業是菸草加工製造業，為24.45萬元；人均利潤最低的是人壽健康保險業。只有5個行業的人均利潤高於10萬元。
中國企業500強與世界企業500強有何不同？
對於中國媒體盛讚中國企業憑藉競爭力走進世界強勢企業這一說，中國國內學者頗有不以為然者。清華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冀生就指出中國企業500強與世界企業500強之間存在三點差別：首先，世界500強大多數都是私營企業、或是家族企業，而中國的大企業大多數都是國有、甚至是國有獨資；其次，世界500強所在的行業大都是汽車等競爭性行業，而中國企業大多數處在石油、電力、鋼鐵等壟斷性行業；第三，從規模上看，2004年中國500強的營業收入、資產總量以及利潤分別只佔世界500強的5.3%、5.61%和5.22%。
事實上，中國的大企業有兩個顯著特徵：第一，它們不是依靠市場競爭做大做強，而是依靠行政命令強行整合。其生存與發展往往依賴強大的國家機器做為靠山；第二，這些企業不是以獨特的技術優勢、服務優勢、產權優勢、價格優勢和品牌優勢，在市場競爭中取勝，而是依靠政府賜予的壟斷優勢獲取高額的壟斷利潤。只有真正瞭解中國國有企業這兩大特徵，才會明白中國企業經過「包裝」在美國上市後，為什麼會淪為無人問津的垃圾股。
一個普遍的誤解：國有經濟的衰敗與私營經濟的興旺
中國這27年經濟改革給外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國經歷了一個廣泛而深刻的私有化運動，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國家。但人們忽視了一點：1990年代末期，在朱金容基任總理期間，他為中國國有企業制定的「抓大放小」以及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策略，最後成為中國經濟寡頭形成的基礎。「抓大放小」策略有兩大主要內容：一方面，所謂「放小」，就是通過破產兼併拍賣轉讓，使中小國有企業迅速私有化，各級政府藉此甩掉了沈重的財政負擔，這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中國蔚為風潮的「改制」運動──這場國有企業改制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至今在道德上還受到嚴重質疑。另一方面，則是「抓大」，即通過各種行政性手段將資源迅速向一部分壟斷國有企業（主要是那些具有戰略地位和重要影響力的國有企業）集中。
簡略地說，「抓大」使得資源向極少數國有壟斷企業迅速聚集。從九十年代末期開始，憑藉政府扶持與壟斷之利，中國一些壟斷行業已經形成了由少數國有大企業寡頭壟斷的經濟格局。而私營經濟則只能在國有企業退出的高度競爭性行業裡開花、結果。
中國政府要「抓大」（即培植大型國有企業），有其政治需要。從九十年代以來，中共的一黨專制一直面臨合法性危機。一些政府智囊早就建議政府將大型國有企業變成「黨產」，為共產黨建立名義上僅屬於黨的龐大資產。有了巨額黨產，即使將來面臨政治變局，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中國共產黨仍可在競選中勝券在握。出於這種未雨綢繆的擔憂，中共決策層一直致力於「抓少數與國民經濟命脈有關」且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為自己在未來的政治變局中保留經濟控制力。
如果將來要回顧這一段中國國有企業瀕死而後生的經歷，共產黨必須要感謝朱金容基。正是由於這位醉心於計畫經濟的「經濟沙皇」最後幾年的苦心努力，才有了今天中國的「經濟寡頭」。
中央企業壟斷了中國經濟
近幾年，中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數量在以每年4,000戶至5,000戶的速度遞減，由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監管的中央企業也由兩年前的196戶減少到現在的169戶，但這些企業集中的資源卻在不斷增大，利潤總額也在節節上升。官方數據顯示，從1998年至2003年的5年間，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數量從的 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而所實現的利潤則從529億元增加到3,784億元。2004年這一數字又進一步增加到5,311.9億元，比2003年增加了42.5％。而這一年全國工業實現利潤最多的五大行業分別是石油開採1,777.3億元、鋼鐵1,038.9億元、化工856.3億元、電子通信821.9億元、交通運輸設備771.9億元，佔整個工業利潤的46.4%。而分析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構成就會清楚地發現一個事實：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7家上市公司所實現利潤共佔中央企業總利潤的78%。眾所周知的是，通信、能源、電力和交通等行業是國有企業壟斷程度最高的行業。由此可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的高增長無疑是行業高度壟斷的結果。
上述事實證明，無論是從行業還是從整個經濟來看，中國工業與壟斷性質的服務業的銷售額和利潤正向極少數中央企業集中。換言之，中國經濟的寡頭格局已經基本形成。目前這種寡頭經濟形成的壟斷格局，使中國政府深受其益，所以中國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再次表示：中央政府的目標是要培養80至100家能夠走向世界的大型國有企業。
中國政府促成寡頭經濟
許多外部觀察家一致認為，從1992年到現在，激烈乃至殘酷的市場競爭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徵。9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宣布國有企業將全面退出競爭性行業。這一事實使觀察家根本沒注意到激烈競爭現象的背後，中國經濟還有另外一種面目，那就是：要素及資源的高度壟斷。正是這個潛隱於市場競爭表象之下的基礎架構，為中國經濟的寡頭格局埋下了伏筆。
從經濟史來看，寡頭壟斷市場形態的出現主要歸因於兩點：一是緣於市場競爭的壟斷，即企業通過自身的競爭優勢所獲取的市場壟斷，這點在西方國家相當普遍；二是政府賜予的行政壟斷，即政府通過法律法規賦予行業中的某個企業以壟斷權力，同時對其進行一定的管制，以改善效率。這種企業形態主要出現在一些具有自然壟斷屬性的行業當中，比如供水、管道煤氣等。從消費者利益考慮，通過行政形成的壟斷遠比通過市場形成的壟斷惡劣。
回顧9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改革，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寡頭的成長軌跡。概而言之，中國的寡頭經濟主要是通過對要素資源的政治性配置，輔之以各種市場化手段催生出來的。如果將範圍縮小到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中國股市，這一歷史圖像會更為清晰。比如深圳股市最初發行股票的五家企業都是非國有企業，而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國資本市場的開始逐漸淪為各類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國有企業的解困場所，而到了1990年代晚期之後，中國資本市場的則進一步成為特大型壟斷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的融資場所。最後這種融資的觸角延伸到香港與美國，中國概念股先後風行於香港與美國，就是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結果。
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直屬企業）憑藉一系列的政策傾斜和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准入制度，成為中國資本市場最大的受益者。在短短的十多年中，中國資本市場清晰的呈現出了一條「為邊緣性企業服務－－再到為國有企業服務－－再到為央企（包括其他特大型壟斷企業）服務」的演進路線。這種格局，並非是中國資本市場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資本市場不斷適應於政治需要的一個邏輯後果。
政治壟斷需要寡頭經濟支持
最後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努力扶持壟斷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
這完全是現實政治需要。
中國現在正由後極權時代的威權政治向新極權政治過渡。觀察者看到了中國當局加強社會控制的各種舉措，以及政府對民間力政治力量的高壓，但卻未看到中國目前正面臨由威權統治向新極權統治嬗變的危險。
極權統治既需要加強思想控制，更需要一個相當龐大的組織系統控制社會，而這兩者都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毛澤東統治時期對民眾那種無所不至的控制力，不僅依賴於政治暴力與意識形態構成的文化暴力，更重要的還依賴於經濟控制。當時的中國人離開中共控制的經濟與文化實體，無法獲得任何生存資源。中國知識份子一直哀嘆：想做歸隱的陶淵明，都無處可遁，因為中國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包括任何一棵樹、一片石頭都屬於共產黨控制的「國有資產」。
胡錦濤治下的中國政府越來越醉心於全面控制社會，加強黨組織的建設只是一個手段，另一個重要手段則是加強經濟控制。但全面回覆到毛時代的全面經濟控制顯然無異於夢囈，所以只能對與國民經濟命脈有關的行業的實施控制，比如石油企業與能源企業，還有關乎到信息流通的電訊企業。中國石油企業的觸角延伸到世界，在世界各國共布有60多個子公司。這固然與中國政府的國際能源戰略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石油這一現代經濟血液的控制，就可達成對國內經濟的控制。今年中國發生的油荒，已經讓中國人見識了中石油壟斷控制的厲害。
分析這些通過政府行政手段扶持壯大起來的國有企業，可以有三套標準。一套純粹從企業績效評價，那就是美國股市的評價；一套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從維持政治壟斷的需要出發評價。但筆者認為，投資於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應該有另一套人道標準：即支持還是反對中國的新極權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