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看了為之氣結：難道我們竟然就笨到連這點簡單道理也不知道，竟需要外人來指點？近七八年以來，哪年我們沒向政府建議，讓老百姓減少儲蓄，提高消費。難道真是遠來的洋和尚念的才是真經？
筆者倒真是想為中國經濟學界打抱不平：自從十餘年前中國城鄉居民儲蓄超過 35,000億以來，政府智囊與大多數經濟學家們都齊齊將眼睛盯住老百姓的錢包，都想將那點錢摳出來，啟動內需，重振疲軟已久的市場。誰都明白，一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是極其危險的事情，更何況目前中國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了37％。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80％，大大高於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啟動內需才是經濟發展的長遠之計。
從90年代中期以來，為了將老百姓腰包裡的幾個錢摳出來，中國不斷在啟動各種「改革」，將原本是政府欠老百姓的福利變成改革對象── 這裡必須解釋一句，中國人的工資在改革以前及80年代都比較低，那是因為這工資只包含生活費，比如吃飯、簡單的衣著與生活用品，舉凡住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的費用，都不在工資裡，而是作為單位福利分配給職工，這也等於是政府欠下老百姓的。計畫經濟下的高積累就是這麼來的。一旦住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都成了「改革」對象，老百姓就不得不拿錢再次「購買」，這就產生了兩個效應：
一是中國老百姓囊中的錢在這些「改革」中逐漸消耗掉。對於自身的消費，中國老百姓歷來就克勤克儉，於是近些年來，不少人有病不敢看，因病致貧的家庭每個地方都能抓住一大把。住房差些也無所謂，只有子女教育不敢馬虎。而中國政府自1999年以來推出「教育產業化」政策，使高等教育收費每年以30％的速度上漲，於是中國一個中等收入家庭都需要傾囊而出，才能勉強支付一個子女的大學學費。窮人的孩子因無錢上學而絕望自殺、家長因無法支付子女學費自殺的新聞每年都見諸報端。最後「教育產業化」成了只有教育利益集團受益而舉國痛詬的改革。在巨大的道德壓力之下，原來向政府獻「教育產業化」之策的經濟學家湯敏，從去年開始要向外界努力辯解他並非「教育產業化之父」。
第二個效應是民眾對未來生活的預期產生危機感，加大儲蓄比例。這些年來，為了弄清中國老百姓為什麼愛儲蓄，國家統計局以及各省直轄市的城調隊經常調查，但所有調查結果都驚人地雷同：儲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費用，為應付本人的養老、醫療等不時之需均排位靠後。這種情況下，除了高等學府與醫院，哪還有什麼種類的消費能夠將老百姓口袋裡那幾個可憐的錢掏出來？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還不在這裡，而是在於佔人口80％以上的普通老百姓口袋裡到底有多少錢？最新數據表明，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已達13.37萬億，按13億人口計算，幾乎是人均一萬元。面對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存款，來自喜好提前消費的美國的斯諾，自然覺得中國老百姓應該多消費，少存款。但問題在於，這些巨額存款中又有多少真正屬於升斗小民？
凡研究中國經濟的人都對下列數字耳熟能詳：中國的金融資產分布極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調查數據，最高收入組佔有的金融資產為66． 4％，最低收入組只佔1．3％，二者的比例為51：1。而實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組的消費早就已經是奢華級的，其子女留學費用的巨額支出流往它國，與本國內需無關。
中國老百姓並非守財奴，有了錢誰都想過好日子。目前這種盡量壓縮即期消費加大儲蓄的理財模式，完全是時勢所迫。這種情況下，中國媒體再廣為宣傳斯諾的六字真言，也無法讓老百姓「多消費、少儲蓄」，以「啟動內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