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共的專制政權本質，所以一向對香港民主派抱有敵意。八○年代中共「改革開放」，器量也大一些，趙紫陽就表示九七後可以「民主治港」，但就是如此，在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五十九名的委員中，香港民主派只有李柱銘和司徒華兩個人，扮演「花瓶」的角色。
六四後，民主派與中共決裂。李和司徒退出草委會，中共視香港為「顛覆基地」，所以把民主派人士當作敵人，拒絕與他們來往，並且千方百計加以打擊。由於民主派支援末代港督彭定康擴大香港民主的政改計畫，遂淪為中共眼中的「漢奸」與「反華勢力」。於是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主權時，民主派議員均被迫「下車」，由親共議員組織「臨時立法會」，到九八年立法會進行規定中的普選與小圈子選舉，民主派才重回立法會。但是北京仍然拒絕與民主派接觸，而特首董建華體會上意，也拒絕與民主派溝通，或者表面接觸，但是完全不考慮他們的任何意見，並且千方百計排斥他們。
一直到二○○三年中共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引發超過五十萬的香港市民出來遊行，立法受挫，深深刺激了中共領導人，加上江澤民下臺，所以新的中共領導人才有可能以「新思維」來處理香港事務。於是從原先的強硬改為懷柔政策，也就是加強統戰民主派，這從後來主管香港事務的曾慶紅在去年七一前夕從南非放話，聲稱與香港民主派沒有衝突作為「和解」訊號。同時拋棄無能的董建華，換上被「愛國人士」斥為「港英餘孽」的曾蔭權出任特首，以改善香港總體的政治環境。
精於權謀的中共，因為與「老民主派」鴻溝太深，彼此缺乏信任，所以先著手統戰「新民主派」，這是一批在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中湧現出來的大律師，後來組織了「四十五條關注組」。他們的專業精神，他們的溫文爾雅，他們問政的「理性」，在市民中擁有很高的威望，在去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除吳靄儀與以前一樣由功能組別選出外，再有三名經一人一票的普選選出；而他們的書生氣，也被中共認為比較容易接受統戰，而且不會做出令中共尷尬的事。因此中共對他們基本上是待之以禮，沒有把他們列為黑名單，保持一定的接觸。
在曾慶紅聲稱願意與民主派接觸後，民主派為了避免被分化，所以堅持一定的底線，那就是要見一起見，特別是原先中共要把最激進的「長毛」 梁國雄排擠在外。經過多次的彼此試探，最後由新任特首曾蔭權提出先訪問廣東，以後再根據情況發展作進一步接觸和溝通。於是才最後拍板有這次廣東之行。在這以前，也有一次「熱身」，那就是曾慶紅九月十二日來香港為迪士尼開幕剪綵，在一場晚宴中與民主派全體議員同堂，但是沒有同枱，因此彼此沒有交集，長毛雖然也有抗議呼口號，但也比較克制，曾慶紅比以前的中共領導人有肚量，沒有因此翻臉。
重頭戲是民主派訪問廣東。首先解決回鄉證的問題，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曾被拒絕入境而失去回鄉證。在這個問題上，中共的「區別對待，分化瓦解」統戰伎倆沒有改變。一些人可以申請十年一期的回鄉證，十個人只給一次性的通行證。這顯示了在中共眼中，哪些是有望爭取的對象，哪些是「頑固分子」而必須「孤立」。這十個人是李永達、何俊仁、李柱銘、張文光、楊森、李卓人、梁耀忠、劉慧卿、鄭家富、梁國雄，他們大多是支聯會的成員。其實所謂的「一次證」他們也沒有看到，只是填張「出入境登記卡」後上交。
中共的統戰招式自然是組織他們參觀「祖國」建設的偉大成就。他們參觀四個城市的多項建設，從製造磁頭到汽車的工廠，還有地鐵、展覽館、科學園、大學城等等。這是中共亙古不變的統戰招數。五○年代對東南亞華僑，七○年代後對美歐日華僑，現在對臺灣人和香港人，都是如此。對十六年沒有入境的部分議員來說，自然是百感交集，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就說好比「大鄉里出城」。他們面對新起的建築物，面對他們不熟悉的工廠，有的人難免表現出「驚嘆」，於是被中共和他們的同道宣傳為祖國的驚人成就而大加渲染。在現在世界，十六年不見，自然有大變化，何況本來是窮困而又有外資大量注入的地區。十六年，小孩都變成成人了，有何大驚小怪之有？就如不懂軍事和沒有見過航空母艦的人，見到炮艇都會感到新鮮。這就是中共抓住被統戰對象心理拿來宣傳的伎倆。
而真正的戲肉則在與張德江的會見上。見面說什麼，民主派內部有不同意見。既然是多元化的民主，有不同意見很自然，但被某些傳媒渲染為「內鬨」，徒見他們「一言堂」的思維。根據不同意見的討論，終於還是堅持表達要求六四平反和○七年特首與○八年立法會普選的立場。有的議員如李卓人在見面時還提出為何不讓組織工會？（不是沒有工會，而是只有御用工會）張德江回以「話不投機半句多」，因此雖然彼此沒有「不歡而散」，但是沒有取得任何妥協。所以會面一結束，劉慧卿就立刻表示失望。
會面後，李柱銘也表示他們的訪問像是落入中共的圈套。這個「大實話」立刻受到「愛國人士」的撻伐，再度給他加上一連串的「漢奸」帽子。有的民主派人士也不以為然。應該怎樣理解這句話呢？在出訪前，李柱銘肯定這是「破冰之旅」；有人說，「圈套論」與此相矛盾。其實這有什麼矛盾呢？破冰之旅指這個行程是破冰，因為過去沒有過。至於此旅結果如何，那是另一種評價。如果中共官員接受民主派的意見，對民主派而言就是「圓滿成功」了，但是這次並非如此。特首曾蔭權因為組織這次破冰，所以民望提升；中共因為沒有把長毛抓起來，也沒有翻桌子，所以也算有「雅量」了。民主派呢？雖然堅持自己立場，但是中共傳媒沒有報導，因此對國內民眾毫無影響，他們只知道中共如何有雅量接待民主派製造和諧社會；而民主派的立場在香港早就「眾所周知」，拿不出新東西所以加不了分；而長毛的強硬則被「務實」的民眾認為「犯上」，沒有與中共領導人「禮尚往來」，結果反而失分。在這情況下，民主派正是掉進中共的圈套了，等於配合中共與特首做秀也。
其實，自從香港被決定送回中共手裡，就是掉進圈套的開始。因為「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香港的民意無從體現，由專制的中共解釋一切、決定一切，民主派必然動輒得咎。最通常的罪名就是「搗亂」與「賣國」。如果不是五十萬人遊行震撼中共，香港早被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繩子扎的緊緊的了。五十萬人遊行後圈套稍微放鬆，民主派的空間大了一點，但是遠沒有跳到圈套外，如果應對不當，又會被束緊，也就是被「統一」，這是香港民主派面臨的重大考驗。
那麼民主派應該持什麼態度呢？
第一，這次訪問廣東，是香港民主派堅持鬥爭的勝利。去年曾有一位親共議員轉述中共官員的話說，在中央向香港「派糖」後香港人還不領情，說明香港人「吃硬不吃軟」。但是事實證明，北京的「硬」沒有壓服香港人，所以被迫改變策略。
第二，過去中共沒收民主派一些成員的回鄉證，是錯誤的，是違反人權的。這次是遲來的「平反」，而且吞吞吐吐，猶抱琵琶半遮面。民主派歡迎中共改正錯誤，但不必因此對中共的「寬宏大量」抱感激之心，而是應該繼續督促中共改正錯誤。
第三，既然中共有悔改的表現，或者說他們轉換了鬥爭策略，民主派應當制定出一套對策。可惜這方面做得很不夠，只是就事論事表白什麼立場、提出什麼要求，沒有一個總體的應對策略。特別是在局勢出現變化後，也需要有新思維來與中共爭取群眾。這個問題要多說一些：
為了回應北京的「善意」，香港民主派也必須做出適當妥協，才會被民眾「諒解」，同時提出新的口號來吸引群眾。因此○七、○八普選問題，只要中共提出一個可以接受的時間表，例如推遲到二○一二年，民主派就應該做出適當妥協。六四問題固然可以提出，但不必作為「主軸」而被認為「老生常談」和做秀，而且中共早有標準答案，目前不會有結果。更吸引力的話題是怎樣從興寧礦災中體認「以民為本」？太石村為何罷免一個村主任都那樣困難等等。這都是近期在廣東發生的事件，實際上直捅「一黨專政」的死穴和中共的腐敗肌體。李卓人組織工會之說，張德江就難以回應，他如果說工會早就有了，那麼他們為何不保護工人的權益？也可以從血汗工廠表明重視人權的重要，而不只是捉放異議人士而已。而且這些問題不但可以引起有強烈同情心得香港市民的共鳴，而且可以獲得國內民眾的廣泛支援，樹立香港民主派在國內的威望，達到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目的。因為沒有中國的民主化，香港也不可能會有民主。而為了擴大「戰果」，民主派必須提出要求中共開放傳媒的要求，沒有資訊自由，這些接觸對中國人民來說是「黑箱作業」，對中共當局與香港民主派，也都缺乏應有的輿論監督。
由於香港民主派經歷第一次的重大戰略轉變，應對欠妥在所難免，表現遠比連戰、宋楚瑜、郁慕明的「投共」強。這篇文章也不是事後諸葛亮，而是事前的一些想法和事後的反思。香港民主派有必要組織一個「智庫」來研究應變策略，由鄭宇碩、司徒華來牽頭，吸收瞭解中共而又瀋穩而又具有謀略的學術界與政界、新聞界人士參與，例如劉細良（應該歸隊了），除了提供冷靜、客觀的意見，還可參與協調。如果靠吃老本而沒有變通，前景就不樂觀。
－－《動向》2005年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