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化：並不僅僅伴隨著繁榮和富庶而產生
1920年蘇聯國內戰爭基本結束，由於戰爭的破壞，蘇維埃國家經濟瀕於崩潰，同革命前的1913年比，穀物產量下降55%，工業生產下降了近86%，國民收入下降了75%。由於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排斥個人的生產和經營積極性，在農村普遍發生了農民自發的騷動，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要塞發生水兵叛亂，蘇維埃政權面臨著政治危機。為了遏止政治危機和迅速恢復經濟，列寧毅然轉向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有：以糧食稅取代餘糧徵集制－－農民完稅以後的糧食可以到市場上自由貿易，允許國內私人資本租賃企業和向國外資本租讓企業；將已經國有化的小企業歸還業主以及重建國家銀行等。
根據解密檔案的披露，正是在蘇維埃政權轉入新經濟政策以後，在一些經濟管理幹部中出現了腐化現象。
一、浪費公款和賭博
首先是「交通開支巨大」。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政治社會史檔案館解密檔案的記載：1923年11月5日，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察院主席B.B.古比雪夫在《致蘇維埃與經濟機關領導人》的文件中指出：
「儘管國家經濟形勢嚴峻，每一個共產黨人應該嚴肅周密地考慮每一筆開支，從而使每一筆開支用得最經濟，但是我們的某些蘇維埃經濟機關和企業家卻不經意地對待一些開支，使開支的數額巨大。特別表現在交通的開支上。幾乎每個托拉斯和每個機關的第一件事就是置辦汽車……」
浪費公款還發生在吃、住、玩等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發給州委會和省委會《關於同浪費做鬥爭》的通告信，列舉了「個別負責人的」浪費行為，包括「帶賽馬私人出行，玩賽馬」、「負責人住的住宅裝修得過於奢華」、「去餐館花費了過大的開支」、「玩賭博(賽馬賭、羅托賭、紙牌賭，等等)」。
此外，公款浪費還發生在醫療中，當時「在官員中特別普遍地是去國外治病，去德國治病，甚至派自己的親戚陪同」。有些領導幹部的家屬超期住在療養院裡，浪費國家開支。
二、貪污受賄權錢交易
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俄國恢復了市場交易，托拉斯的物資供應和銷售都通過市場，常常通過私商進行。私商為了得到業務，經常採取賄賂的方式。
1923年，B.B.古比雪夫在《關於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個人成分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提到，根據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提供的情報，紡織工業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斷地收受錢和物的賄賂，包括幾串鑽石項鏈、金錶、金煙盒、帶海狸鼠領的貂皮大衣。……還有資料說明，勃拉戈夫是托拉斯負責人中受賄的組織者。
有的經濟領導人舞弊是為自己謀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登記分配部的報告中談到，有些經濟領導人之間拿本部門生產的產品進行「相互服務的交易」。
也有的利用職權「曲線謀私」，在為家人牟利的基礎上滿足一己私利。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舉了一系列舞弊的行為。其中之一是「工業銀行事件」。即銀行的首腦克拉斯諾謝科夫用國家的資金創造條件，讓自己的兄弟發財，而自己過著放蕩的生活。
三、貪污與盜用公款
貪污是經濟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職務舞弊行為之一，幾乎在各種機關都有發生。關於貪污和盜用公款的情況可以從法庭卷宗中反映出來。在1925年3－9月期間，在莫斯科省法廳接受了786個關於盜用公款的案件，其中發生在合作社的佔28.7%，經濟機關23.9%，民警機關17.3%，村蘇維埃14.2%，蘇維埃執委會4.1%，工會3.8%。1925年7月1日，在俄羅斯聯邦48個省和州主持了對20773件職務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審判，其中6698件 (30%)涉及盜用公款。
合作社是盜用公款最嚴重的地方。1925年11月30日舉行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專門會議，披露了下述數字：在農業合作社基層網中，管理委員會成員的47.8%∼71.2%參與竊取公款或盜用公款。該會議還披露，根據法律人民委員會擁有的數字(42個省和自治州)，在法庭審理中涉及各種形式合作社的案件共10387件，其中基層網工作者8833件，省和州機關767件，在涉案者中，有1708個人是俄共 (布)黨員，291人是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
讀罷這些紙頁泛黃、字跡模糊的解密檔案，掩卷而思，感到80多年以前發生的事情那麼遙遠，卻又如此熟悉：購買公車私用、花費大額公款吃喝、賭博、以錢謀私、以工程謀私……，凡此種種，不也是今天腐敗分子們的所作所為嗎！源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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