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舊」、立「四新」，老師穿繡花鞋掃街
文革的最初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鄧拓、吳晗、廖沫沙等。當時我上小學四年級，班裡有一份《少年報》，報上都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我和小夥伴也不懂是什麼意思，大夥成天吵吵嚷嚷，互相指著一團一夥的小夥伴是什麼「三家村」、「四家店」。具體是什麼內容根本就不理解。
我老家趙莊村，是河北省雞澤縣二中和縣二高（高級小學，即五、六年級）的所在地。風雷動而樹梢擺，海濤湧且小舟搖，就是這縣二中、縣高小也緊隨著文革的大潮而起伏飄搖。最初是喊著口號上街遊行，敲鑼打鼓，扛著紅旗，上千名學生四路縱隊，高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到各村莊遊行。
再就是學生挨門串戶破「四舊」。文革初期有一個文件叫「十六條」，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這場大革命要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樹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所以學生們喊著「破四舊、立四新」，每到一個村便上房拆除屋脊上的獸頭，砸八仙桌太師椅上的花牙彫刻，收繳一切書籍，包括婦女的繡花鞋，以至發展到剪辮子。那時時興姑娘頭上梳兩根大辮子，就像豫劇《朝陽溝》裡銀環的打扮。在「破四舊」的號召下，女學生們帶頭剪掉了頭上的辮子，一時間剪辮子成風，學生們挨門串戶動員姑娘剪辮子，最後發展到村村設卡，查路口，只要見誰頭上留著辮子，不管願意不願意，強行剪掉。那時，最時髦的姑娘穿戴是綠軍裝，扎軍用寬皮帶，頭上留著和男青年一樣的分頭，弄得人們連男女都難以分辨。還有就是禁演一切「老戲」（古裝戲）。
接著便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到村裡和學校「串聯」、「點火」，號召群眾學生起來成立「紅衛兵」組織，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開展，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滿街亂撒的油印傳單，內容是批判從中央到地方的一些「當權派」。言詞激烈，如什麼「捨得一身剮，敢把×××拉下馬」，「砸爛×××的狗頭」，「×××十大罪狀」等。這些大字報和傳單有署名的，有不署名的，大都是××戰鬥隊等，接著就是將校長、老師們揪出來鬥爭，開批判會，遊街示眾。一些家庭出身為地主、富農、資本家或定為右派的老師，成為主攻目標，專政對象，造反派把他們叫做「牛鬼蛇神」，對其進行批鬥遊街。遊街的老師們頭戴白紙糊成的大高帽子，通常有三四尺高，上面寫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黑幫×××，或壞分子×××（名字）。胸前掛著「黑幫牌」（和現在公捕犯罪份子的牌子差不多）。有的「黑幫牌」是造反派」精心製成的，達10多斤重，用細鐵絲串起，掛在「黑幫」的脖子上。三伏天讓他們捂著大棉襖，有的兜子裡還讓裝上兩個鉛球。許多出身不好、長相俊俏的女老師被誣有作風問題，遊街時脖子上挂兩隻破鞋。
二中有一位天津籍老師叫楊昌希，家庭出身資本家，眼睛高度近視，造反派將他的眼鏡摘掉，用席蔑兒插成眼鏡掛到他的眼上。高小有個教師叫顧振中，是滿族人，在紅衛兵的眼裡，他是皇親貴族，是比地富分子都高級的壞蛋，所以成了主要專政對象，不但讓他戴高帽子遊街，而且還讓他穿著一雙婦女的繡花鞋在村子裡掃大街。顧老師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和侮辱，於一天夜裡服下大劑量安眠藥以求自殺。第二天造反派看他昏迷不醒，就4個人一組用槓子輪流抬著他搖晃。邊晃邊喊著「瞎老顧，醒醒，別裝死，快起來」（顧一隻眼睛有毛病）。顧自殺不成，對他的鬥爭更加升級。
外地的教師如此，本縣的教師又是怎樣的處境呢？教語文的賈老師，最早被戴上3尺多高的白紙糊的大帽子遊街，在經受了數次殘酷的折磨後，他無奈地說：「有誰能讓我睡一覺醒來就成了文盲，那該有多好啊！」孟貫莊一位姓王的老師，被打得遍體鱗傷，他實難忍受，趁造反派不備越牆逃命，當爬上牆時被造反派發現，造反派拽掉他兩隻鞋，沒有從牆上把他拽下來，他光著腳逃到山西，直到「文革」過後才回來。
在農村也是大揪「當權派」和「地富反壞右」，興起了「抄家」風，光趙莊一個200餘戶的村，被抄家的就有十幾戶。時值春節，被抄家戶十幾口人老少幾代被鎖在一個屋內，將他們家的缸、箱、盆、罐擺了一街筒子，少數人忙著抬東西，多數人圍觀，人群中大多是表示同情的，但誰敢道一個「不」字？
以上事情發生在文革初期，那時我上高小。
紅寶書、紅袖章，世界一片紅海洋
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全國人民群眾對領袖的純樸感情，導演了神州大地一場史無前例的「造神」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標誌顏色為紅色，如紅軍、紅色政權。在文革中，紅色成了「革命」的象徵，無處不見，無所不在。
文革伊始，先學校後農村紛紛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高唱著「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裡煉紅心」，雄赳赳、氣昂昂地到處造反。參加紅衛兵組織必須是根正畝紅的貧下中農子弟，標誌是臂上戴紅袖章，紅袖章上大都用黃色廣告色印刷上「紅衛兵」3個毛體大字，上面一行小字為×××戰鬥隊，戰鬥隊的名字都與偉人相關，或從毛澤東詩詞中取名，僅二中就有「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在險峰戰鬥隊」、「從頭越戰鬥隊」、「勁松戰鬥隊」、「征腐惡戰鬥隊」等等。開始還有個學校領導組織，後來就完全成了自由結夥，三五人、甚至一個人也自稱一個什麼戰鬥隊、司令部。當時最出名的當數一中的「紅聯」，二中的「紅旗」，紅衛兵把一中改名為「紅專中學」。
毛主席在天安門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衛兵袖章，8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更使紅衛兵一時間成為神州大地的主宰。雞澤縣的紅衛兵和全國各地一樣，有的上北京要見領袖，有的到南方瞻仰領袖家鄉，有的上各大城市周遊，也有的沿當年紅軍長征路線行進。幾個月時間，一切秩序都被衝散。紅衛兵所到之處，乘車不買票，吃飯不掏錢，名曰：「大串聯」。就連雞澤這樣一個交通不便的小縣也設立紅衛兵接待站。名目繁多的紅衛兵戰鬥隊，都打著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旗號，奪取政權是他們的目的。隨著各級黨政機關的被奪權靠邊站，各組織紛紛擴充實力，搞兼併聯合，最後發展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相互爭鬥，「文攻武衛」。他們都標榜自己是真革命、是造反派，指責對方是保皇派（皇是指各級的當權派），最後發展到相互攻擊，大打出手，甚至動用了槍炮，發生了武裝衝突。後來中央文革要求停止「大串聯」，復課鬧革命，中央派軍隊「支左」，持續兩年的「紅衛兵運動」才逐漸消退。
「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64開或更小的精裝本，紅塑料封皮，極精緻，上面印有毛澤東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文章摘錄。當時全國有7億人，幾乎是人手一本。林彪號召要年年學、月月學、天天學，最後形成了「語錄的世界」。每當開會先把「紅寶書」舉過頭頂，一人領呼，眾手揮動「紅寶書」齊喊：「毛主席萬歲！打倒×××！」會場一片紅彤彤。當時放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記錄片電影，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千萬人同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銀幕上真是紅色的狂潮、紅色的海洋。
關於「紅寶書」的故事之一。時為被專政對象的「當權派」副縣長安廣辰一日入廁，不小心「紅寶書」從褲兜內滑出落入茅坑，在當時如被發現將其告發，就會定他個極端仇視領袖的「現行反革命」罪，或許會被判死刑。安廣辰嚇得渾身哆嗦，面如土色，馬上爬到茅坑邊往外掏，因長期被捆綁打鬥，手腳都不聽使喚，加上害怕著急，伸手沒能夠著。他心想，若不見了「紅寶書」，將如何向造反派們交代？此時電影隊的老郝師傅入廁，見狀，馬上爬到坑上掏出了「紅寶書」，擦拭乾淨，交給了嚇得目瞪口呆的老縣長，老縣長急忙把書揣在懷裡。老郝師傅這樣做，可算幫他逃了一劫。多少年過去了，提及此事，老安縣長和子女們還心存感激。
關於「紅寶書」故事之二。一位姓徐的女教師的「紅寶書」前頁偉人像上被人寫了一句謾罵的語言，於是對徐的專政升級，她被剃了光頭，五花大綁，脖子上掛著牌子遊街。當時徐老師懷有身孕，手被反捆，遊走一段路就讓她站在凳子上亮相，造反學生用腳踢倒凳子，使她一頭栽倒在地，前邊挂的牌子碰得她滿臉是血。我母親從街上回來，氣得渾身發抖，痛哭流涕，邊罵紅衛兵喪失人性，邊把我們兄弟叫到跟前，厲聲嚴訓：「誰要敢在外邊捅人家一指頭，回家非揍扁你們不可！」徐老師受盡磨難後被關進了監獄，才保了一條命。後來查出了當時僅十三四歲的紅衛兵司令李建生，他為陷害老師，故意製造事端，也受到了懲辦。
毛主席像章是文革的又一重要標誌，上至中央領部，下到幾歲娃娃，每人胸前都戴著毛主席像章；當然，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是沒有資格戴像章的。像章有鋼質、鋁質、銅質、塑料海綿質、陶瓷質甚至竹製等等，造型各異，大到像碗口一樣，小到紐扣一般。中間印有毛澤東主席各個時期的頭像，大都精美絕倫。人們有的戴一個，有的戴數個，有的則將左半胸襟上掛滿像章，以示對偉人的尊敬。像章風隨文革的消退，逐步降溫、消失。
早請示、晚匯報，三祝願、對語錄
文革中全國出現建「主席臺」熱，從縣城的重要路口到農村的十字街頭，到處都建起「主席臺」，達到了隊隊有「主席臺」，家家有主席像。生產隊每次出工前，全隊社員都集合起來，列隊站在「主席臺」前，手舉「紅寶書」進行「祝願」。
領隊：首先讓我們敬機七億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
群眾（同時前後揮舞「紅寶書」）：萬壽無疆！萬壽元疆！萬壽無疆！
領隊：再祝願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最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
群眾（如前動作）：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祝願」過後才下地幹活。當時，家家街門上貼著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身著綠軍裝臂戴紅袖章親切交談的留影像，像下面貼一個剪紙的桃形忠字，以示「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屋裡衝門口牆上也都在一個剪紙紅太陽上貼上主席像，用紅紙條貼出光芒，要求每吃飯前都要「祝願」。早晨起來還要先站在主席像前進行「請示」，說當天的工作計畫，晚上要在主席像前檢討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鬥「私」字一閃念。這就是「早請示，晚匯報」。
「對語錄」是表忠心的又一種形式。當時大興語錄風，如去供銷社買二斤鹽（當時是計畫經濟，所有商店均為國營），要先背一條毛主席語錄，買鹽的人說：「要鬥私批修。買鹽。」供銷社服務員就說：「要擁軍愛民。多少？」致使一些農村上歲數的老頭兒老太太不敢出門說話。又如哪個村廟會，村裡都會派人查街口，進村走親戚的人要背毛主席語錄才讓進去，背不出來就別想進村。記得一次半夜裡，高音喇叭喊叫全體社員（村民）緊急集合接「最新最高指示」。全村的人都急忙趕到大隊院內，站隊後又敲鑼打鼓上街遊行，半夜裡凍得人瑟瑟發抖，後來才接到最高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也不知何所指，現在想起來真令人哭笑不得。
同時，「文字獄」、「言語罪」盛行，一個詞寫錯就遭批鬥，一句話說差可被判刑。二中小寨村的一名學生說了句：「林彪的臉像個爛黃瓜。」被判了3 年刑。縣醫院一位愛開玩笑的醫生在唱頌歌時，戲濾地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俺老婆親。」他把原歌詞中領袖名字換成「俺老婆」，被舉報後認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罪」，蹲了10年大牢。這種對領袖的崇敬、對領袖的頌揚達到無以復加的狂熱地步。
1971年秋天，在這種活動熱度還沒有退盡之時，突然上級來傳達絕密文件，林彪反黨叛國，林彪、葉群與其子林立果，逃竄敵國，飛機墜毀，自取滅亡。這不啻晴天一聲炸雷！記得當時會場上大眼瞪小眼，誰都連大氣兒也不敢出，連傳達文件的上級幹部也連連用手掐大腿，懷疑自己在夢中。「副統帥」、「親密戰友」、「九大」黨章明確規定的「接班人」，剎那間成了「林賊」，也是文革中最具有諷刺意昧的事件。
十二級颱風與大批冤假錯案
紅衛兵運動發展到後來，經過奪權，兩派武鬥，解放軍「支左」，各地紛紛成立了新的政權組織。這個組織據毛主席原話是：「叫革命委員會好。」在 「革委會」（「革委會」行使政權10餘年）領導下，又有專案組、專政組，對所謂的「階級敵人」的鬥爭形式又升了級，各村、各單位都設立公堂、牢房，將一些有問題的人關押起來，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錯案。
縣稅務局一位局長多次被捆綁吊打，過堂跪磚、上老虎凳，逼其供出反動組織。在實在熬不過的情況下說：「實話說吧，我還有一件大事沒交代呢。」 「棒子手」一聽來了精神，停止拷打，豎起耳朵聽他斷斷續續地說：「那年……那年……八國聯軍進中國是我帶的路，還放火燒了北京圓明圓……」「棒子手」一聽這麼大的事，又讓他再說一遍，寫供畫押之後，這個「棒子手」以百米賽的速度跑到縣革委會主任、武裝部長辦公室邀功：「可抓住大傢伙了！」當他氣喘噓吁吁地將局長供詞學一遍後，當然地挨了稍有點歷史知識的主任一頓臭罵。後來這個局長被折磨得曾吞一把直別針想自殺。類似這種無中生有、望風捕影的冤案層出不窮。
一天早上我去上學，臨街南大牆上貼滿了大字報，近前一看是一牆漫畫，畫得非常恐怖：上千條大小毒蛇，人頭蛇身，張著血口，吐著芯子，每條蛇身上都寫著人名，標題是「楊家黑線示意圖」。再細看我父親的名字也寫在下角一條小蛇的身上，我看得毛髮直豎，腿軟頭懵，踉踉蹌蹌回到家中。沒幾日學校就不讓我上學了。楊家黑勢力是雞澤文革中一大冤案。解放前楊氏家族是縣城名門望族，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楊家以楊直軒、楊廷魁為代表的一批熱血青年，毀家舍業，不怕流血犧牲，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對敵鬥爭中創造了許多英勇業績，解放後又一直擔任著重要職務。所以文革中造反派便把他們和與楊家沾親帶故的許多幹部群眾打成「楊家黑勢力」，「楊家黑線」，涉及幹部群眾數千人。
在1968年，關押打鬥之風十分激烈，高音喇叭上整天喊著：要向階級敵人刮起十二級颱風。緊要時幾乎人人自危，邱縣抓「國民黨」厲害，雞澤就去邱縣取經，在全縣大抓「國民黨」、「迎蔣團」，短短的幾天時間，僅13萬人口的雞澤縣，被誣為「國民黨」、「迎蔣團」者達數千人。
一天深夜，小寨公社緊急發動了五六百基幹民兵，包圍了西木堡村，按名單抓捕了60多名所謂的「國民黨員」。造反派大搞逼、供、信，採取嚴刑拷打誘供逼供讓其交代團夥，只要誰被說成是「國民黨」、「迎蔣團」，就會被立即關押。有的人今天還積極參與打人逼供，明天他也被誣為「國民黨」成了階下囚。一些拒不交代問題的「頑固分子」，造反派用盡各種酷刑慘忍地對其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當時在造反派眼裡，所謂「階級敵人」的生命美草不值。雞澤名醫、縣醫院副院長趙淮源，因不按造反派的要求交代問題，造反派不准吃飯，不准睡覺，腿被打折，腮幫子被打脫落，慘遭折磨致死，被扔到離關押地2里外的井中，造反派以「畏罪自殺跳井死亡」8個字了事。他死後，用排子車將屍體從縣城拉回，村裡造反派不讓進村，找了一個枯乾的大坑，蘆席捲身埋葬。建國前參加革命的雞澤縣法院副院長馬清吉，一家40多人被關押，13位親人慘死。像這樣的實例舉不勝舉。
當時抓「壞分子」定指標分任務，每個生產隊都要抓出幾個「牛鬼蛇神」進行批鬥，有的生產隊讓這些人身背草耙子，寫上當時全國最大「走資派」的名字，讓被稱為「走資派」孝子賢孫的「壞人」，到地裡挖坑「埋人」（草耙子），逼其磕頭、哭爹等等，進行人格侮辱。
縣革委會還在趙堡村東的東鹼地裡設立了「五七干校」，大批的幹部被變相關押在「干校」裡進行勞動改造。
軍隊支左和「反軍派」
在「刮十二級颱風」以前，紅衛兵造反衝垮了各級黨政組織。紅衛兵奪權後權力分配不均，全國各地都形成了兩派、多派紅衛兵組織，中央號召紅衛兵組織「大聯合」，但紅衛兵們根本不聽招呼。當時說法是中央一元化領導，即各組織都只接受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為了奪權，紅衛兵組織之間武鬥升級，矛盾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竟然搶了軍械，裝備了槍炮，局面「天下大亂」（當時的常用語，領袖話：由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亂是亂了敵人，鍛練了群眾）。這時從上面派軍隊 「支左」，部隊都派出軍代表進駐學校和廠礦企業。雙方都激烈地爭奪軍代表的支持，軍隊支持的一派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馬上就成為「站錯隊」，就是「反軍派」。邯鄲兩派主要是「市革聯」和「地總部」（也俗稱「地老總」），以「市革聯」居為正宗，打跑了「地老總」，「地老總」們退居磁縣。「市革聯」和軍隊包圍了磁縣，雙方動用了機槍、步槍，死傷了很多人，這就是轟動全國的「磁縣事件」。
全國各地都在揪「反軍派」，那個時期農村相對平穩些，一些在大城市「站錯隊」的學生紛紛逃到農村避難，趙莊村當時就有從太原來的學生，有在外上學偷跑回家的大學生。我鄰家一個在保定上大學的女學生就躲在家裡，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父親推醒說：「院裡有動靜，你悄悄地出去看看。」我剛一開門，被幾道強手電筒光刺得睜不開眼。有人對我低吼：「回去！不准出來！」恍惚間我看到滿院子人，房頂上也有人。一會兒工夫，聽見北院裡有人大聲爭吵，只聽那個學生說 「不用捆，說去哪裡我跟你們去就是了！」再往後院裡沒了動靜。她母親從牆上翻過來到我家，天不明就讓我去打探消息。我轉到村設的「牢房」，又轉到公社「牢房」，只見她在公社的「牢房」被扣押。經多方打探，原來是學校對立派紅衛兵組織給我縣來了協查，她被抓後，已經通知校方來帶人，苦學校帶走，將難以活命。家裡如熱鍋上螞蟻，千恩萬慮只好鋌而走險，破獄救人。第二天夜裡，她表哥偷摸進公社的「牢房」，將她救了出來，送到石家莊在同學家躲藏起來。她的母親和舅舅被本地紅衛兵扣押了好幾個月，沒問出結果才罷休。在縣裡，武裝部長的話就是「聖旨」，一中的「紅聯」和二中的「紅旗」成了「反軍派」。一般人員「反戈一擊有功」，頭頭們紛紛被抓。記得喬屯莊一同學是「紅旗」的頭頭，他逃走後二中紅衛兵將他年邁的父母抓到學校打鬥遊街。讓他父母敲著銅鑼呼喊「我是反軍小丑 XXX的娘」「我是XXX的爹」，「我死後狗不吃、人不埋」……淒厲的呼號使人為之驚驚。兒子終於不能忍受父母替他受罪，跑回來自首。那天我正在學校，一幫人老鷹捉小雞一般將他提到大伙房改成的「牢房」裡，三下五除二將他吊上房樑，10多個男女紅衛兵抄起木棍，乒乒啪啪劈頭蓋臉地狠接，他開始還哀嚎，後來就沒有動靜，昏死過去。在關押游鬥數天後，他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頭上傷口都生了蛆，扔在牢房角裡奄奄待斃。親戚去送飯，說，「他已死了，別臭了你們的地。」這派紅衛兵才讓把「屍體」拉走，到家後又埋了假「墳」。幾年後才聽說他當時尚有氣息，轉移親戚家救治了半年才活了過來。
老幹部受了冤枉委屈，在上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後還有個平反說法，而這類先斗人造反、後挨整成了「反軍派」的人，受的折磨再也沒人提起來。寫到這裡，我想多說幾句。仔細想來，文革10年沒有「贏家」。一開始紅衛兵斗倒「走資派」；再往後紅衛兵與紅衛兵鬥，一派壓倒另一派，一大部分又成了「反軍派」；10年過後，剩餘的一部分所謂正確而掌權的紅衛兵，又在撥亂反正中被定性為「三種人」（文革期間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受到法律和政治制裁。整整一代人在政治的大潮中被淹沒。
八戲三戰一本書，買啥東西也憑票
文革10年將以前的古今中外文藝作品都視為毒草，一律批判或禁止。戲劇只有經「旗手」江青批准的8個所謂的「樣板戲」，即：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電影只有《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一本小說即為浩然著的《艷陽天》。翻來覆去人們大都看了數十遍，真可為婦孺皆知，耳熟能詳，台上唱上句，台下都能接下旬。
文革中，每個單位、學校、生產大隊（村）都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般由20至30名青年男女組成，大多是「脫產的」專業村級宣傳員。排練的文藝節目，內容是「紅太陽頌歌」類、「樣板戲」選段和結合「大批判」內容的演唱，甚至有的村還排了整出的樣板戲，每開會前總要先演幾個節目。至於公社、縣、地區範圍也常組織匯演，我縣東六方村的宣傳隊陣容最強，常被邀請出村演出。
物質生活在這時期很是困難，物資奇缺，全年條件好的生產隊人均口糧每天1斤，差的為8兩，每人每年17.3尺布，2斤食用油，過年每人半斤肉，都發票。買東西光有錢沒相關的票證也不賣給，何況錢也沒有，許多人家還要省些布票出賣，換些糧食度日。除這些外，大到自行車、縫紉機，小到鹼面、火柴都是缺貨，供銷社貨架上常空蕩蕩的。誰家若有個在供銷社當售貨員的親屬，街坊鄰居也都很羨慕，說人家有「後門」。
當時公社下轄各村為生產大隊，大隊下約百餘口人劃為一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為一個獨立的核算單位，幾十個人在一塊地裡幹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比如每年春天，社員（村民）被組織常幹一種去春白地裡打坷垃的活兒，男女老幼一字排開，手舉坷垃槌，打一下歐兩下，一晌漫過一塊地。有時打完後沒別的農活，隊長就讓再打一遍。還有大年初一要過「革命化春節」，社員們被安排挖坑底土背到田中。大家反正不准請假和欣工，只好磨洋工。誰要做個小生意，如賣個花生、瓜子都要被管被抓，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
農業產量很低，縣開「三干會」（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會）定目標，叫做：「三年過黃河，五年跨長江，糧食上綱要。」過黃河是全年兩季麥子、玉米或高粱加起來500斤，跨長江是800斤，上綱要是兩季400斤。就這樣的目標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為了糧食大上，還多次發生過上級某領導說高粱產量高，玉米產量低，種蔬菜是資本主義等，下邊就組織人到田中拔玉米、鏟蔬菜等荒唐事件。每年春天都要有一些農家缺糧斷頓挨餓，發生飢荒。
還有一事印象很深，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邊境武裝衝突，主席號召「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在這一時期非常緊要。村與村、公社與公社、縣城之間挖了無數的「戰壕」，溝壕縱橫交錯；每村都組織了民兵連，並有「執搶排」，裝備真槍實彈，常搞戰時演習。這當然屬題外的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