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站廁所「高峰時間」 攝影/葉健強 廣州 1991年
一年一度的春運，急切的生存心理，人口在同一時間大量流動，產生了中國特有的民工潮。如此擁擠的如廁場面，讓人可以想見打工者乘火車時的混亂。跑在最前面身著舊方格上衣的（袖口已磨毛了邊）女孩儘管滿臉欣喜，但嚴酷的打工現實已不像她們想像的那麼浪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沿海省市對勞動者的需求量不斷上升，一些不滿足原有土地回報的農民開始到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撈世界」，最終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在廣東，甚至曾上演過80萬民工滯留廣州火車站的驚人一幕。1991年，春節剛過，南下的民工就已如同潮水般地湧入廣州火車站，女廁為此「爆棚」，為了上趟廁所等上個把小時是常有的事。
正值春運高峰期間，廣州火車站的民工連上廁所都造成了擁擠。跑在最前面的女孩子臉上掛著欣慰的笑容，她好像隨時都要衝出畫面。
西部買妻 攝影/文/馬宏傑 2000-2001年
正民在家排行老三，3歲時得過小兒麻痺病，左手和左腿留下了行動不便的殘疾。從他十八九歲的時候起，母親就開始給他物色媳婦,我也是從那時開始跟著他到農村去拍照片，沒想到這一拍就是十幾年，走了無數的村莊，見過的姑娘不少於「一排」，花了數萬元的積蓄。1998年離村子不遠的一個鄉村中有人給老三介紹了一個從小得過腦膜炎、留有後遺症的憨姑娘，哪想到這位憨媳婦就是不和他同床睡覺，用了各種方法也不見效，在結婚滿一年的時候，老三終於提出了離婚，一段不幸的婚姻到此結束。
2000年的一天，一位從寧夏嫁到洛陽新安縣鄉村的媳婦再次給老三當起了媒人，說只要肯花錢，保證給老三娶個媳婦回來，已經60多歲的母親動了心。於是由當地媒人領著先後3 次前往寧夏招媳婦。由於我的特殊關係，得以貼近拍攝到了婚姻也是一個殘疾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看到了另一層麵人的生存方式，看到了心酸、無奈、幸福、渴望及改變命運的方式。
2000年11月1日下午3時30分，我們一行5人登上了上海至銀川的1397次列車。經過16個小時的旅途，早上7時我們到達寧夏的固原縣。固原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是寧夏西海固的一個組成部分（西吉、固原、海原統稱西海固地區）。我們中午時分終於到了大灣鄉綠塬村媒人的娘家。下午我跟著媒婆和她媽媽帶著老三前往10公里外的女方家去相親，女方年方18，也是一個從未上過學的女孩子，家境貧寒。二位媒婆忙著向她的父母介紹男方的情況，是媒不是媒，全靠媒婆的嘴，經簡單的相互認識，女方父母同意了這門親事，約好第二天來談價格。但是由於彩禮價格原因和在付錢方式上雙方有很大的差異，我們雖然幾經周折，這門親事還是沒有成功。
之後我們便和老三轉到開城鄉，幾天之內先後見了幾個年齡從16歲到18歲的當地姑娘均告失敗，人家媒人都說老三的命硬不好找。9月17日已經是第8天了，眼看事情一個個都黃了，便和老三踏著大雪趕回了固原縣，乘兩點鐘的火車返回了洛陽，第二次招親失敗而歸，花費2000多元。
2001年2月4日，立春，這次老母親不顧自己的年老體弱，帶著老三和本地的一個媒婆第3次前往固原縣，發誓這次一定要把媳婦娶回來，固原這次接應的媒人是媒婆的兄弟，2月12日，老三打來電話說，媳婦已經基本說成，如要拍照片最好快來，並且請他嫂子一起去，準備接媳婦回家。
2001年2月13日我和老三的嫂子第3次登上了北上的1379次列車，下午兩點我們才急匆匆趕到了這個名叫大疙瘩的村莊，一進村就看到老母親在村口焦急地張望，當我們的車停在她的身邊，看到我們時她淚流滿面，哇哇大哭，哭著說：「又不行了，給人家掏了1萬5千塊錢，人家還不答應，你看這可怎辦哩？上來3次了都沒把媳婦娶回來，回去了村裡人說起閒話來多丟人哪。」
第二天一早老三和嫂子便將當地的幾個媒人統統趕走，下午兩點鐘又將疲憊不堪的老人送上了火車讓她先回洛陽，我們又回到了開城村，到媒婆的妹妹家想再做最後一次努力。我們在這個人家住了3天，等待著周圍媒人為老三介紹媳婦。
這種來寧夏招妻的現象，十幾年前，甚至更早就有，自然條件好的地方有很多人前來這裡招妻，他們多是在當地找媳婦有困難的殘疾人，年齡大的、相貌醜的或著是二婚、三婚的。這裡的姑娘多嫁到河北、河南、山東、內蒙、天津、北京等地。人的生命有時就像一粒種子，隨風飄落在什麼地方都得生根發芽成長，哪怕這種生長有時是扭曲著的。惡劣生存環境中的人們想要改變生存條件，惟一選擇就是遷移到自然條件好的地方去，現在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理想地做到，所以對這裡的姑娘來說遠嫁就是惟一的出路。家裡既得到了經濟補償，自己又改變了生存環境，應該說是件好事。對男人們來說，掙錢娶媳婦成家傳宗接代是天經地義的事。掙紮在貧困邊緣的人，他們會抓住每一個到來的希望。這種希望有時是不能用正常的倫理道德去衡量的。
2月16日媒人跑了一天，帶來的姑娘都看不中老三，看來是山窮水盡了，老三很失落。回家後的老人打來電話說曾經有涇源縣新民鄉的3個人要飯到洛陽時，老人曾招待過他們，他們也答應老人為老三在當地找個媳婦，現在他們回信說讓去找他們並留了電話，於是當天便和涇源縣的媒人禹全得取得聯繫，他說沒有問題，請我們盡快趕到他那裡。
等到9點多，第一個媒人準確說應叫媒漢禹全得才來和我們接頭，禹全得在當地就是以說媒為收入的人，在當地如果說一個媒，媒人的收入一般可得酬金600元左右，對當地人來說一年如能說成幾次媒，在當地也算是高收入者了。我們跟禹全得到了姑娘家，見到了這位上過一年小學年方19歲的姑娘禹香玲。香玲家中一貧如洗。香玲和老三見面半小時後便同意了這門婚事，之後便是大人們商量著要多少彩禮錢的問題。香玲他爸出口要1萬3千元，而老三與嫂子壓到1萬1千元成交。
2月21日早晨，老三帶著他的媳婦回到了家中，22日家中宴請賓客。
4 月份，村中又有一位無雙臂的男孩從寧夏固原縣開城鄉帶回了一位姑娘成了親，對姑娘來說生存環境的改變將會使她擺脫惡劣貧窮的生活，對男方來說娶到了媳婦，生活和幸福雖付出了金錢，但畢竟是他們完整生活的開始。近日，新民鄉香玲的父親又打來電話說那裡還有兩位姑娘想遠嫁到這裡，請老三盡快幫她們聯繫願意娶親的人家。
攝影/徐晉燕 雲南 1991年
一盆渾水，一個涼水澡，四周眾人熟視無睹的打量，畫面上身處邊遠小煤窯上的礦工，對生存底線的要求顯然比平常人已降格了許多，為了生存，他們別無選擇。洗澡礦工的左邊，一個背煤人在吃力地撐著身體走出狹窄黢黑的井口（工作環境的惡劣由此可見一斑），在他倆中間則站著一個即將下井的渾身煤污的背煤人，在工友爬出井口之前，他還能背著空簍再歇息片刻。
雲南的東北部產煤，分布廣、煤質好、開採容易且方便，向來被稱為燃料基地。靠山吃山，有煤就挖煤，煤礦是這裡最常見的產業。除國有的煤礦外，這裡還有許多集體和個體開採的小煤窯，工作的環境簡陋得令人吃驚。礦工們大部分是來自昭通、會澤一帶的貧苦農民，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從事了這項危險的職業。
在城市的邊緣舞蹈
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開始，中國出現了一批特殊的「藝術團體」－－他們帶上簡單的道具和服裝，開著大篷車（通常是廢舊的大卡車），遊走在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城鄉結合部，以其特殊的表演來維持生存。
其時，中國正處於急劇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轉型期，由主流群眾分離出若干類型的邊緣人，「流浪藝人」就屬其中的一種。
我從1997年春節開始關注和拍攝「大篷車」，從潮州到鶴山，從粵北到粵西……
每到一個地方，劇團就會搭起一個帳篷或租一個劇院。觀眾主要是打工仔和當地的農民。只要花上5元人民幣，你就可以看一場完整的演出。
演出內容包括歌舞、魔術、氣功和雜技等。但這些並不能成功地引來觀眾。於是劇團就會在表演中增加一些涉及性和暴力的內容。雖然這不為中國的法律所允許，但劇團依然能活躍在那些缺乏文化生活和少有政府管制的地方。
演出的收入雖然不高，卻是「演員們」在家務農的好幾倍。當然同男演員相比，女演員們的演出更受歡迎。原因就在於她們是女人。她們的表演相當大膽，就算沒有受過專門的表演藝術訓練，但觀眾們也很少是衝著表演藝術來的。
團員大多是農民。他們主要來自於一些經濟不發達的省份，如湖南、河南、江西等地。由於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這些省份的農村在經濟上與外面、尤其是沿海地區有了很大的差距。既然從事農業的收入相當低，對於這些地方的農民來說，還不如組一個劇團去表演，那樣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順理成章地離開家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由於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土地和環境，他們表現出從未有過的豪放和浪漫。在這個相對保守和封閉的國度裡，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別人的觀念也影響著自身。
「流浪藝人」是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的出現既有自發的一面，又離不開特殊的社會背景。隨著中國農村的不斷城市化，他們的數量也在不斷地減少，不知何時，他們可能就成為某個特殊時期的歷史記憶了。
攝影/王彤、石寶等 1997－2001年
這組照片從不同角度向我們展示了無論是酣睡的麥客、礦工、市民、小商販還是農民，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在沒有床的夜晚裡度過了他們的各自睡眠。
麥客們都是農民，照片上吃苦耐勞的他們就枕著自己的包裹，和衣睡在西安火車站的地板上，出門務工的艱辛由此可見一斑。和麥客不一樣的是，在高高鋼架上和矸石山上入眠的兩位礦工，一位睡在高空的窄板上，全然不顧危險，另一位則睡在傾斜矸石山上，繁重的工作已讓他們疲憊不堪，對於他們來說，只要能睡個好覺，明天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就可以了，至於睡在哪裡已無關緊要，為了養家餬口，他們別無選擇。相比之下，在交通亭下、河灘邊、汽車旁和店舖門前露宿的人們就稍稍好一些。而為了避暑在河灘上睡覺的農民顯然就本分多了，石頭填充的紙盒就是他們安置美好夢鄉的小枕頭，涼爽的河灘就是天然的大空調……而在懸掛著「新疆拉條」「羊肉湯燴面」的小店門前，小店主正在三腿凳拼對的「床」上安臥，他們的店舖沒有門，晚上只是用塑料帆布圍攔了一下了事，在外面涼爽入睡的同時，也看店照顧了生意，小店主對此也早習以為常。另一幅睡在豪華車旁的人，顯然是位窮人，他一無所有的無床夜晚與富人的豪華坐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全家人在一領涼席上酣睡，河灘上廢棄的包裝箱和編織袋裡裝滿石頭就成為了他們的枕頭。
天氣越來越熱，但是，由於農村用電受限、經濟過於拮据，大部分農民家庭仍然無力購買空調等電器。這四口之家為了涼快將床移到了附近的河灘上。
攝影/馬宏傑 陝西米脂 2001年
2001年過年的時候攝影師馬宏傑和幾位影友到米脂縣榆林窪去採訪，恰好遇到了縣支書的小姨子結婚遠嫁，大年初二，早上8時一幫迎親的吹鼓手便在新娘家院中吹了起來。新娘子打扮一新，大紅色的衣服，紅色的手套，胸前一朵紙紮的大紅花，嶄新的皮鞋，滿面紅暈，憨厚、樸實，有山鄉的黃土氣息，有傳統的生活神態，也有現代變革的追求。
姑娘叫李永麗年方19，遠嫁的地方離此約有30公里的山溝路，男方家在橫山縣黨岔鄉，位於榆林河畔，是黃土地上的魚米之鄉。女方陪嫁的是一輛摩托車、四條被子、兩條毛毯、水瓶、衣架和箱子。
上午9時，迎親的婆家和送親的娘家上路，娶親的是一輛老式吉普車，送親的是幾輛拖拉機，顛簸了3個小時才到了男方家門。在陝北有這麼一個風俗，就是每一個送賀禮的親朋好友都可在男方家連吃3天的婚宴，3天之中新郎家熱鬧非凡，新婚夫妻的生活也在這熱鬧的日子裡甜蜜地開始了。
攝影/黃一鳴 海口 1993年
鏡頭裡，四個女錶演者著裝暴露，從她們毫無章法的動作可以看出她們沒有絲毫的舞蹈基礎與知識，其中最右邊的舞蹈者神情冷漠，面帶疲憊，厭倦已悄然襲上了她的眼眸，而緊挨著她的舞蹈者則正自顧自陶醉在忘我的表演中，其餘兩個表演者顯然顧及到了現場觀眾的情緒，動作誇張。有趣的是，這四個舞蹈者穿衣各不相同，最左邊的女子甚至因陋就簡，腳蹬一雙塑料涼鞋倉促上陣，縱觀四人的整個表演，竟連草臺班子也稱不上，而舞蹈者身後的廢墟，似乎加劇了海口這種「街頭舞蹈」的雜沓凌亂。
攝影/文/舟浩 2000－2003年
2000年的3月8日晚21點，呼嘯的警車、救護車和尾隨而來的大隊記者衝進了濟南市北大槐樹附近一個小院，頭戴鋼盔的警察頂著刺鼻的腐臭從一間破爛不堪的小儲藏室裡將一個雙腿嚴重潰爛、腳上露著白骨、不停慘叫著的孩子連人帶被子一起抬進了省立醫院的急診室。10天之後，醫院做出了「雙小腿壞疽」「營養不良、肥胖症」的診斷，並做了雙腿截肢手術。
這個孩子叫李強，13歲，然而他的噩夢並沒有隨著折磨了他多年的病腿一同被截斷，在他永失雙腿之後，一場綿延數月的官司再次像那兩條病腿一樣折磨著李強幼小的心靈。
李強的父親李文平和生母趙廣琴同在濟南一家食品廠工作，趙廣琴當時是一名普通工人，李文平頂替了父親的工作，在廠傳達室作值班員。1988年2月23日李強出生，夫妻二人驚異地發現日思夜想的兒子竟然是一個脖頸側彎的畸形兒！李強出生後的第八天因感染肺炎住進了醫院，在住院期間李強就被診斷為先天性小腦萎縮。
李強的童年是在父母無休止的爭吵聲中度過的。由於嚴重的小腦萎縮、行動不便，李強不但不能躲避父母的爭吵，甚至不能舉手捂上自己的耳朵；李強的發育比同齡的孩子遲緩，走路很不穩，在有坡度的地方走路總是摔跤，一塊小石頭也會把他絆倒。3歲的時候，李強接受了頸部的矯形手術，但手術並不成功。到 6歲上學的時候，從家到學校不到100米的路一天兩個來回走下來就會摔得鼻青臉腫。就在這時，李文平夫婦的婚姻也亮起了紅燈，趙廣琴再也無法忍受整天面對殘疾的兒子和無所事事的丈夫，在無數次絕望的爭吵之後她選擇了離婚。不久她便和同廠的一名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同事結了婚。隨著病情漸重有時李強竟會在教室大小便，萬般無奈之下只得退學。輟學回家後，由於行動不便不能出門，家裡的一臺老掉牙的電視是李強瞭解外面世界的惟一通道。李強很聰明，電視上經常播放的歌曲他聽幾遍後就能哼唱，但李強沒有一個朋友，鄰居家的孩子也被禁止和他一起玩，平時只能一個人孤零零地呆在家裡。一次李強獨自在家不慎從沙發上滾落，由於雙臂沒有力量以至在地上整整趴了半天，險些活活憋死。
雖然李強患有嚴重的小腦萎縮，生活幾乎不能自理，但他依然保持著一個正常孩子強烈的自尊心，他決不會承認自己小便失禁在屋子裡便溺，他從不會主動向父親說大便拉在了褲子裡、沙發上，為了這些事情，李強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打。一次，一個過路人看到他樣子可憐，就把自己咬過幾口的燒餅給李強吃，出乎他的意料，李強用僅存一點動作能力的右手把燒餅丟到了地上。
李強7歲時，父親李文平和母親趙廣琴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李強被送回臨朐老家，一年之後，父親再次結婚，王慶蓮成了李強的繼母，生母趙廣琴也一直沒有來探望。1995年的秋天，8歲的李強再次回到濟南北大槐樹小學重新上一年級，但半年之後同樣的原因再次被學校退了回來，一再的輟學，父母爭吵、離異，父親的再婚給李強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重重傷疤，李強的逆反心理越來越強：他有意在屋子裡大小便；故意把繼母王慶蓮給自己的稀飯撒得滿地都是，偷偷把饅頭、包子扔到床下任其變質發臭，把吃剩的米飯塞到蜂窩煤爐裡，面對人們善意的問候，他則會報以白眼和粗話……
父親李文平單位不景氣，只有農村戶口的繼母也一直沒有固定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全指望李文平的一點工資，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窘迫。為此，父親李文平改行當了一名叉車工，必須拚命幹活才能保住飯碗，繼母王慶蓮也在服裝廠找了一份臨時工作。由於夫妻兩人白天都要上班，只得把李強放在屋子外面的一間臨時搭建的狹小儲藏室裡，中午央求鄰居給熱點兒飯吃。1997年底，李強的腿上開始長水皰一樣的東西，由於治療護理不當加上凍傷，李強的病情逐漸加重，雙腿開始麻木、發黑、潰爛直至腿上露出白骨、全身浮腫。李強在這間不足三平方米的儲藏室裡呆了整整 10個月，直至警察將其救出。
在醫院裡，年僅13歲的李強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為刻骨銘心的一段日子。因為在住院的3個月中，他不僅經歷了從死到生的兩次截肢手術，為了出院後能過上正常生活還在其生母「不說就打死你」「判給房子媽帶你過」的挾持和誘惑下對媒體和所有關心他的人說了謊，並表示要以虐待罪起訴父親。李強的話一時間使繼母王慶蓮幾乎成了歹毒後媽的代名詞，父親也在醫院被人追打。但在住院期間，當生母趙廣琴得知覬覦已久的房產所有權記在李強的爺爺名下，即使李文平敗訴也無法取得房產時，態度陡變，扔下病床上的兒子，攜捐贈的善款從此再沒有露面。幸而，在社會各方的捐助下李強完成了治療。
人們期待著李強能夠走出這個幾乎把他害死的家庭，可是依照我國現行的法律，社會福利單位只能收養「城市中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無生活來源的孤老殘幼、精神病人」。李強的父母均健在並且有經濟來源，顯然不符合福利單位收養的條件；有一家老年公寓同意收養李強，但條件是每月必須交納800元的食宿費。可是當時李強全家一個月的所有收入也不過500塊錢。出院後李強只得回到原來的家，繼續和父親生活，與先前不同的是李強搬出了儲藏室和父親、繼母住在僅有的一間屋子裡，擁有了一把輪椅。李強似乎也懂事了許多，開始改口叫繼母王慶蓮為「媽」。
攝影/謝海濤 陝西省華陰縣 1999年
肩背手提十數個各式袋子的破爛王行走在陝西華陰縣陽光下乾淨的街頭，那些袋子裡的物什是他用粗糙的雙手從骯髒的垃圾中精挑細選來的。
除了攝影師，街頭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面對人們冷漠的目光，破爛王神情坦然。的確，照片上的破爛王太窮了，窮得連個收破爛的車子都沒有，一輛虛化的轎車，凸現了破爛王的別樣存在－－靜悄悄的街頭，一切似乎早已順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