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 官辦知識份子是人民苦難的原罪

發表:2005-09-0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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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史屬於自在之物的範疇,自在之物是精神之下的存在。人的文化歷史屬於自為者存在的範疇,自為者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是創造精神價值的過程。因此,自然史在下,人類史在上。這就如同精神高於物性,心靈高於自然。正由於人是精神價值的存在,才形成超越自然之上並獨立於萬物的心靈的命運。
人由自在之物升華為自為之存在的道路艱苦卓絕;人超越自然史進入文化史的歷程驚心動魄。知識則是通向精神價值史的漫長石階。沒有知識的累積,就沒有人的文化史,就沒有獨立於萬物的心靈的命運。
知識對於精神價值史的形成所具有的關鍵性作用,使知識份子──專門發現、創造並傳播知識的人,獲得崇高的社會地位。「民族的智慧之鏡」和「社會的良知」這兩項稱謂,是人類獻給知識份子的最經典的榮耀。知識份子以發現、創造並傳播知識作為職業,以思想作為生活方式,也就決定了知識份子的基本價值在於創造人類文化史。知識份子是自然史之上的人類文化史的原創力。
每一代或者每一個民族的知識份子的思想風格,以及他們發現和創造的知識所蘊涵的價值取向,乃是那個時代或者那個民族的文化歷史之魂。自由而高貴的思想會孕育出偉大而光榮的命運;猥瑣而陰鬱的思想,只能被平庸而墮落的歷史所詮釋。
對於還有雄心保持自己歷史的民族,思想是必須的。然而,對於任何民族,思想又都是奢侈品。因為,思想雖然是精神價值之源,但卻不能直接產生支持物性生存的資料。然而,試圖迫使思想直接創造金錢的年代,卻又是人性最墮落的時期。
正由于思想不直接等同於生存資料,所以,一個民族如果試圖從整體上以思想為生存方式,這個民族便無法保持物性的生存。有鑒於此,為了滿足民族命運對思想的需求,任何民族都只能培育一個創造思想的群體──知識份子。而思想的創造者必須以思想作為基本生活方式。
思想是保持獨立的民族命運所必須的奢侈品,是一項最高貴的社會消費。所以,知識份子群體的養成,便意味著沈重的民族付出,沈重得如同一個巨大的歷史命運的悲劇──至少在中國情況如此。知識份子這個概念乃是中國底層民眾血汗的凝聚。直到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養成,仍然遵循著這個古老的邏輯。想一想有多少農民終生艱辛勞作,只能把供養兒子讀大學,作為在貧瘠的土地上播種的唯一希望。更有悲慘者,竟不得不靠賣血來支付子女的學費!中國的知識份子,是沐浴著民族的血汗成長起來的一群。那麼,他們又為中華民族做了些什麼?
中國古代的知識份子有值得刻在太陽之上的萬年不朽的榮耀,也有需作萬年懺悔的罪行。
文學是關於情感詩意化的學說;藝術是關於心靈之美的學說。古中華知識份子創造的屬於東方的詩意和心靈之美,達到了人類精神價值的極致。那蘊涵真實人性的豐饒詩意,那輝映自由心靈的璀璨之美,才是中華文化不朽之魂。一句古詩便可引發流亡者萬里鄉愁;一支詞曲,即能令人把終身許給中華文化之神韻。正是可以醉倒永恆之時間的詩意和至美,將偉大的榮耀賜給中華文化。以致於面對最悲慘命運的中華兒女,也無法泯滅對中華文化的無盡苦戀。
如果我們相信自由的心靈是詩意和藝術之美的源泉,那就可以推定古中華知識份子的心靈如長風般自由。但是,令人難解之處在於,古中華的知識份子最終也創立了極端違背自由人性的政治文化。一代代帝王是專制政治的象徵,不過,帝王意識也是由知識份子鑄造的政治文化之刀彫刻出的木偶。
宋代,儒學被專制權力奉為國學之後,極端的專制形式──世俗的政教合一體制,便成為中國歷史至今都沒有擺脫的劫數。政教合一體制使專制的鐵手伸進精神領域,它要奴化心靈,把思想變成囚徒。而世俗的政教合一比經典的政教合一更墮落,因為,它內涵中沒有宗教的神聖情懷,卻只有對專制獨裁權力的貪慾。
專制導致民族人格的普遍奴性化;極端的專制則導致極端的奴性人格。民族人格一旦奴性化,就必然受到歷史的蔑視和命運的懲罰。中國近代史的所有苦難和屈辱,其終極原因正在於中國民族人格的普遍奴性化。
神州蒙塵,中華命運之星黯然。古中華知識份子人格中高貴、狂放而自由的基因,再度激發出蓬勃活力,欲挽民族危機之狂瀾於即倒,欲救苦難深重之同胞出人間地獄,欲圖中國之民主自由。從戊戌至辛亥間,一代風流,數番浴血,幾度悲壯。那一代知識份子之情懷,或慷慨悲歌,而又深情似海;或視死如歸,而又兒女情長;或俠肝義膽,而又詩意爛漫;或蔑視皇權,而又溫潤謙恭;或智慧深沉,而又豪氣干雲,或錦繡心胸,而又英勇無畏;或柔情如水,而又意志勝鐵。思之念之,令我悲愴如狂,恨上天不佑我,使我不能早生百年,與那一代英雄兒女,風流才子,共舉義旗,共赴國難,共蹈血海,共醉悲歌──以雷電為槌,以太陽為砧,共鑄中華文人千古榮耀。
人類歷史發展最遺恨深重之處常在於,一個民族與命運大劫難決戰的過程,同時也是民族精英群體消耗殆盡的過程。辛亥之後,風流雖可傳千古,英俊秀美一代文人卻已如風中花雨,艷麗飄落,白駒過隙之間,便已化為英雄一夢。剩下的知識份子,多為猥瑣酸澀之徒,平庸顢頇之輩。
二十世紀上半葉,以暴力和仇恨為圖騰的馬克思主義,被中國文人引入神州。這批中國文人竟要以馬克思主義──這個屬於一位德國失意文人的理論,取代儒學,作為中國的國學。他們首先在命運偶然性的佑護下,促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現實政治領域中最強大的存在,繼而又同魔鬼一起推動歷史之輪,軋過辛亥志士的政治遺產──中華民國,把馬克思主義鍛造成中國現代專制之魂。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教人,中國共產黨,攫取國家權力之後,便用專制鐵手,扼殺殘存的最後一絲古中華文人的自由人性和高貴氣質。六. 四大屠殺之後,良知未泯的中國知識份子因反抗暴政,有的身入黑牢,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主動或被動地自我放逐於專制體制之外。繼續留在體制內的知識份子,不僅從整體上完全放棄了作為社會良知的天職,徹底墮落為專制權力的奴僕,更有甚者,中國知識份子本身就開始專制權力化的過程。在現代中國,不是別的,正是官辦知識份子構成了人民苦難的原罪。
中共暴政乃是人類專制枯樹上一枚最成熟的毒果。其凶殘、冷酷、獸性、偽善,均趨於極端,真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腐敗的權力與骯髒的金錢相得益彰,結成政治黑幫;貪官與奸商沆瀣一氣,國家權力由此淪為權貴階層看門之犬。
暴政蠻橫,以專制之鞭馴化知識份子;暴政狡詐,以物慾虛榮引誘知識份子。專制之鞭使文人怯懦,物慾誘惑使文人卑鄙。怯懦與卑鄙之間,知識份子已是腐敗官權與骯髒金錢的雙重奴僕。
暴政只須頤指氣使,百萬御用文人便心領神會,爭相逢迎,唯恐不及,以為專制粉飾辯護;暴政只須拋一塊物慾,千萬知識份子便垂泣頓首,歡呼雀躍,如群蠅逐臭,以謝專制者恩賞。此皆奴僕之醜態。
然而,可悲之甚者,尚不在於知識份子已成權貴者之玩物,而在於知識份子專制官權化漸成大勢。
君不見,滾滾貪鄙之狗官,為欺世盜名,為附庸風雅,亦為壟斷知識,便用專制權力之網,捕捉博士、碩士之名;君不見,紛紛如塵之文人學者,鎮日狼奔矢突,只以獲得官位為光宗耀祖之榮。知識份子專制官權化,侮辱了知識,卻不能令權力崇高;專制權力知識份子化,使官權更加偽善,同時也貶低了知識。
今日之中國,專制官權乃萬惡之根,苦難之源。知識份子把自己的形象彫刻在專制權杖之端,中國文人成為人民苦難的根源。知識份子泯滅良知,滔滔論證專制的「合理」,受貪官奸商欺凌摧毀的億萬百姓,還能到哪裡去尋找社會正義?知識份子把熱戀的目光投向官權,而把冰冷的屁股留給真理,中國如何能走出專制鐵幕的陰影?
知識背棄追求真理的誓約,把靈魂出賣給暴政,知識份子由此成為人民苦難的原罪;如果說知識份子是人類文化史的創造者,中國文人就正在創造屬於罪惡的歷史。知識異化為苦難和罪惡的孕育者──這乃是令鐵石之心都欲哭無淚的大悲哀。不過,對現代中國文人的歷史性譴責,還不能到此為止。
我曾有言,中國最深刻的危機在於民族人格的墮落,在於民族道德原則的崩潰。人的命運本質上屬於心靈的範疇,而道德是心靈的基本要求。因此,道德的危機是人類根本命運的危機。中華民族正處於心靈的危機之中,十三億人的心靈正在絕對的私慾和貪得無厭的物慾中腐爛,中國已經變成拒絕相通道德的國度;中國人已經沒有能力相信生命的高貴與神聖。古中華文化所創造人格的絕世之美,被現代中國人的曠世之醜所凌辱。
腐敗的專制權力直接導致民族道德的崩潰。因為,權力一旦腐敗,就是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個社會墮落。但是,應當對中國人淪為沒有道德能力的民族負最終責任的,乃是現代中國文人。正是知識份子對自由真理的背叛,對真實人性的背叛,對生命美學的背叛,對生命神聖感的背叛,對民族責任感的背叛,徹底湮滅了中國人對道德的信心。「民族的智慧之鏡」已經迷戀於物慾,「社會的良知」已經埋葬了良知,誰還會相通道德的崇高?!
大多數文人毫無道德內疚地與專制政治同生共存。他們不以公開向官權作精神賣淫為恥,這雖然粗俗可鄙,卻還有炫耀無恥的勇氣。更有另一類文人,連無恥都要偽善。他們居於人性腐爛的專制體制之內,卻還要自命清流,有的自讚為「公共知識份子」,有的自稱為「自由主義者」。這類文人一方面迷戀於專制者賞賜給他們的功名利祿、虛榮地位,另一方面卻還要通過如貪官嫖妓般亢奮而又怯懦地談論有關「自由主義」或者「公共知識份子」責任的話題,對專制政治作撒嬌調情般的批評,並試圖以此欺世盜名,博得社會和歷史的尊重。
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中國改良和革命之間的界限;六. 四之血也早已洗去現代中國改良與革命之間的界限。中國黑暗至極的現實正頓首泣血,向蒼天和大地召喚政治大革命。自命清流的中國文人卻仍然向人民叫賣改良主義的幻想。
六. 四之後,中共暴政迅速褪變為政治黑手黨。這個政治派別剩下的唯一衝動,就是利用腐爛的國家權力,肆無忌憚地壓榨社會,攫取私利。它永遠失去了通過政治改良,走向民主和正義的可能。當然,它也永遠失去了自我拯救,並得到歷史寬恕的可能。
自命清流的中國文人製造出一系列令民眾眼花繚亂的政治名詞,諸如新權威主義、權威政治、後極權時代等等。他們這樣作的目的,無非是試圖讓人們相信專制政治已經軟化,從而為他們的改良主義思潮提供政治概念的論據。但是,刻在鐵幕上的現實是,中共暴政乃是有史以來最成熟、最凶殘、最無恥、最詭詐的專制政治,在專制原則的範疇內,中共暴政根本沒有絲毫軟化。當中共暴政日益趨向專制主義的極致之時,在沒有任何政治改良可能性的情況下,喋喋不休地散佈改良主義,只能意味著試圖延長中國人民的苦難;只能意味著以極為精巧的方式,為中共暴政的繼續存在,提供思想的支撐點。
以中共暴政為衣食父母的文人自讚自許為「公共知識份子」或「自由主義者」時,他們是希望人們相信,中共暴政的精神豬圈和思想禽欄之內,可以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彩鳳和「自由主義」的神駿生長的地方。然而,真實的情況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公共知識份子」不在鐵牢之內,就被迫流亡海外,或是處於其它形式的嚴酷政治迫害之下,而決不可能如今日改良主義者那樣,在中共暴政的精神豬圈和思想禽欄之內,油頭粉麵地扮演偽「公共知識份子」老旦和偽「自由主義者」的花旦。
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榮耀只屬於同極端專制主義血戰的英雄。至於那些一邊美滋滋地品嚐專制者恩賞的物慾和虛榮,一邊哼自由主義小調的酸澀文人,只不過是「有色心,沒色膽」的一群,他們根本不可能得到高貴精神價值的垂愛──自由主義風華絕代,她只會把自己許給願為自由百死不悔的鐵血男兒。
知識份子淪為人民苦難的原罪──這正預言著前所未有的大悲劇。中華文化將最終由於心靈的墮落,頹然崩潰為萬里廢墟。那精神領域內的崩潰將比喜馬拉雅壯麗的群峰的崩塌,更令歷史扼腕悲嘆。因為,崩潰中化為塵霧的,乃是生命難以再次達到的文化之至美。
一個剛硬如鐵鑄、冷峻如堅冰的問題是:你是否忍看中華文化最終死於知識份子對心靈的背叛?──這是一個只屬於堂堂中華男兒,而與多如蟻群之庸人無關的高貴之問。
在人性普遍腐爛於物慾的時代,在知識背叛了良知的時代,思索高貴的問題,只能承受孤獨;回答高貴的問題,必須面對艱難。不過,真理的命運也常起步於孤獨,成就於艱難。
為了在中共暴政造成的精神廢墟上,重建民族心靈的家園,我們首先應當通過中國文化復興運動,重鑄中華知識份子的自由精神,重鑄中華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這樣作,並不僅是為了拯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榮譽,更是為了盡早結束中國人民的苦難。
如果有一日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從整體上,用懺悔的淚,或者獻祭的血,洗去刻在額骨上的奴性,我會為知識重歸良知與真理,而高舉烈酒,邀太陽共飲。
(首發於《自由聖火》網站。《自由聖火》網站網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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