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葡萄牙軍事政變導致建立民主制度簡介
現代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無意地始於葡萄牙的里斯本，時值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點剛過25分，這時無線電臺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頌》（Grandola Vila Morena）的歌曲。播這支曲子是向里斯本及其周圍的軍隊發出行動訊號，以執行政變計畫。這次政變是由一些領導「武裝部隊運動」（亦稱作「尉官運動」， Movimeneo das Forcas Armadas，MFA）的青年軍官們精心策劃的。政變進行得果斷而又成功，只受到了來自保安部隊的少量抵抗。軍隊佔領了主要的政府部門、廣播電臺、郵局、機場和電話局。到上午時分，人群如潮，湧入街頭，歡呼士兵，並且把石竹花（又名：康乃馨）插在他們的步槍筒中。到傍晚時分，被廢黜的獨裁者馬賽羅．卡埃塔諾（Marcello Caetano）向葡萄牙的新軍事領導人投降。第二天，他出逃流亡。這樣，在1926年由與此類似的軍人政變中產生的獨裁終於壽終正寢了。而領導這一政權達35年之久的一位作風嚴厲的文職官員安東尼奧．薩拉查（Antonio Salazar）卻同葡萄牙的士兵們保持了密切的合作。
對葡萄牙「尉官運動」發動政變創出世界民主第三波，應注意如下要點。
第一點，政變的軍官們，並沒有「為民主而政變」的思想，你只可以說它是為反專制獨裁或為權力而政變；總之是「為政變而政變」。這樣的政變和原獨裁的死亡並不確保民主的誕生。這些軍官肇始的葡萄牙民主和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是「無意」 中造成的。在政治現代化的這些早期階段，軍官在促進現代化和進步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們向寡頭挑戰，推動社會和經濟改革，推動民族融合，在某種程度上也推動了政治參與的擴大。
第二點，這次政變卻釋放了一大批大眾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力量，這些力量在獨裁期間曾受到了有效的壓制，這是當時葡萄牙社會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基礎，也是葡萄牙能走向民主化的基本保證。
第三點，確實存在「亡葡萄牙之心不死」的「美帝國主義」在外部干涉。請看如下事實：「在許多方面，葡萄牙的革命動盪與1917年的俄國極其相似，卡埃塔諾就是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四月政變就相當於二月革命，青年武裝部隊運動中的主流派就是布爾什維克，而且也出現了極其類似的大規模經濟混亂和社會動盪，甚至與科爾尼洛夫（Kornilov）陰謀事件一樣，斯賓諾拉（Spinola）將軍在1975年3月也代表右翼進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政變。敏銳的觀察家都看到了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在1974年9月，馬里奧．蘇亞雷斯（Mario Soares），這位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葡萄牙的社會黨領袖在華盛頓會見了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基辛格訓斥了蘇亞雷斯和其他的溫和派，指責他們沒有採取果斷的行動以阻止左派的獨裁。
「「你是一位克倫斯基（Kerensky，俄國革命家，1917年任俄國總理，不久被十月革命所推翻。──譯者注）……我相信你的誠意，但是你太天真了，」基辛格告訴蘇亞雷斯。
「「我當然不要當克倫斯基」，蘇亞雷斯答道。
「「克倫斯基也不想」，基辛格又回了一句。
「不過，結果證明葡萄牙的確不同於俄國。克倫斯基派贏了；民主勝利了。蘇亞雷斯當上了總理，後來又成為總統。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寧（Lenin），是一位沈默寡言的親民主的上校，名叫安東尼奧．拉馬羅．伊恩斯（AntonioRa- malho Eanes），他在重大關頭調動了訓練有素的部隊以產生他所期望的政治後果，他於1975年11月 25日粉碎了武裝部隊中的激進左翼分子，確保了葡萄牙的民主前途。」
[二]、中國軍人再次干政的後果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
這裡用了「再次」兩個字，是因為中共建政以來一直都處於軍人干政、執政狀態。毛鄧本身就是軍頭兼黨頭，江胡一當黨頭就兼軍頭，軍人文人執政是統一體，無從區分。名義上是黨頭管軍頭，實際上是軍頭控黨頭。不信，請看，黨頭胡耀邦、趙紫陽從來都受制於軍頭鄧小平，沒有較量的能力；在未掌軍權時的江黨頭屈服於鄧軍頭；未掌軍權時的胡黨頭受制於江軍頭。若現在出現沒有執政的軍人干預既在執政的軍人政權，只能說是軍人再次干政。
第一點，軍人再次干政可否建立民主中國？
軍人再次干政到底會建立民主制度還是保持或建立更專制的制度？是這次由劉亞洲引言論引起的有關軍人干政爭論的核心問題。
反對軍人干政一方提出如下觀點：軍人干政目的是強國強軍，像劉亞洲更公開主張加強一黨專政的執政能力；而不是基於一種以個人為全部主權來源的深層價值觀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政變結果必然是某軍隊凌駕於政府之上，這恰恰是民主要從根本上反對的。所以，軍隊可以幫助改朝換代，不可能導致民主。軍人干政結果是軍人專制勢所難免。他們認為在東南亞、中東、南美洲諸國軍人干政都沒有出現民主成功的經驗。古今中外政變史告訴我們，軍人干政都是重建專制政制（或更專制制度）。
支持軍人干政的理論倒沒有說得那麼絕對。他們只是提出軍人干政可能建立民主制度或比現制度較不那麼專制的制度，而且一般不否定反軍人干政的觀點和理據。軍人干政可出民主，我前面提到的葡萄牙青年軍官政變出民主是一例。此外還有，1973年，在巴西（Brazil），埃米里奧．梅迪奇（Emilio Medici）將軍政府的領導人們在即將去職之前實施了政治「減壓」（distensao，decompression）計畫。在1974年，厄內斯托． 蓋賽爾（Ernesto Geisel）將軍指使他的新政府開始政治開放進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崩潰後，土耳其的青年軍官們革命，實行政教分離，走向學習西方的道路。
反方有一種要求干政者要先有純之又純的民主意向才能保證出民主制度的想法。例如上面提出的「不是基於一種以個人為全部主權來源的深層價值觀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軍人干政就不可能出民主就是。還有人提出基於專制或爭權的目的只能出現與目的相符的結果，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這種觀點在理論上是對的，但放到實際操作就未必是那麼一回事了。軍人干政的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初始目的和終結階段的結果不一致的事有的是。葡萄牙「尉官運動」 就是一顯例。
其次，實際上爭論雙方在理論邏輯和基本理據方面都能成立。問題只是反軍人干政一方把話說絕了。例如說軍人干政一定只能專政不會民主；當然，也可能是支持的一方把對方的道理理解絕對化了。一推向絕對就失去邏輯根據，也背離事實，這只要提出「尉官運動」一例就可以證偽反方的觀點。合理的說法是，目前中國若二次軍人干政，從極端專制，到民主都有可能出現。否定在中國二次軍人干政不會出民主固然不對，但是，我們也得承認歷史的記錄是軍人干政出專制的佔絕大多數。
第二點，我們再進一步探討一下，中國現實社會若軍人再次干政，促進更專制機會大些還是促進民主的機會大些？
這可由兩個因素決定：一是軍人再次干政時被釋放出來的原被壓制的各種社會和民眾力量比例和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二是由之引起的原有勢力集團分化的情況。可以想像的是，中國釋放的能量要比當時葡萄牙大得多；執政集團的分裂也要紛紜多彩得多。
根據歷史經驗和邏輯推導，社會出現獨大獨強勢力集團或壓倒性主流意識型態，那麼就會趨向專制發展；若出現兩個或以上意識型態相異，相互不能吞掉對方，又可避免互相殘殺的話，就會趨向民主方向發展。這與各勢力集團原本謀求的目的沒有必然的關係，或者說各勢力集團的初始政治取向不構成取得政治制度結果的充足條件。上面舉的葡萄牙「尉官運動」得到了證明。理由很明顯，在互相抗衡下，能協調各方利益的唯有民主這個觀念和民主程序，於是民主就超脫各集團的主觀意願成為事實。可見要避免專制獨裁改朝換代，最可靠又可行的方法，是力爭社會勢力多元化和意識形態多樣化。由這個觀點觀之，不應該怕，不應該反對軍人再干政；同理不應該反對法輪功參與或領導某一方面的演變制度的運動。
難能可貴的是，軍人干政十劃還沒有一撇就有人呼喚警惕軍人干政的惡果，是一個非常正常和健康，且極之有益有建設性的行動。主張軍人干政的貢獻是多開啟一條中國政治演變的機會；反軍人干政的最大貢獻是從思想上建立一個抗衡軍事獨裁的力量。這個討論有極大理論和現實意義。當真的出現軍人干政時，就可以避免中共掌權前那樣，民眾一邊倒形成中共一黨一意識型態獨大的事實；也就是防止了像中共奪權後走必然走向獨裁的可能。所以，今天反軍人干政行為功不可抹。
第三點，中國發生政治動盪時是專制勢力多助還是民主勢力多助？
在今天，世界最大的專制力量是中共，但中共已經失去了支持國外專制勢力的能力；從蘇東覆沒到近十多年來，一個個同志加兄弟的獨裁政權垮臺、到今天的各種顏色革命，中共都只能幹著急，全無支援能力。當中共本身遭難時，根本就沒有一個可作外援的國家。相反，支持自由民主一方的則是遍天下。當年的葡萄牙的「尉官運動」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的基辛格「亡葡之心不死」，「干涉」葡國內政。今天的國際形勢比葡國當年不知道要強上多少倍，所以，中國的形勢是變則有望，不變則死定。
第四點，中國現實中，軍人再次干政將促使政治狀況更好還是更壞？
反方的觀點是，軍人干政結果將是赤裸裸的軍人攬權，其結果比現狀更壞，就算不是更壞，但是要人民為改朝換代、一個專制取代另一個專制而作出犧牲和代價，不可取。
支持一方的理據是，在民眾還沒有足夠力量打破這一格局之前，軍人干政是一個選擇。若反對軍人干政，實質效果是斷絕一個（或者是可能性比較大的一個）破局的機會，只能保持現狀，一黨專政萬歲。
正方對軍人干政的期待是有事實和理據支持的。除了上述葡萄牙「尉官運動」等軍人干政出民主的歷史根據外，也可以提出現實的或中國的理據。例如，不反民主敢說真話的劉亞洲當政總比只講假話堅決反民主的現軍人掌權要好。林彪林立果政變掌權不會比毛澤東差。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現在由國回到上世紀初的軍閥統治會更好還是更壞？起碼，學生們在曹宅放了火，並且痛毆了章宗祥。後來學生三十二人被逮捕，三天後，是北洋軍閥政府軟化，就把學生釋放出來。之後也不敢再抓學生和干涉學生的愛國運動了。對照中共今天對愛國學生殘無人性的屠殺及其後絕不手軟的跟進迫害和封鎖訊息，人們有理由相信，若今天是北洋軍閥當政，社會起碼會比中共要寬容與和諧得多。今天的各種顏色革命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軍人干預」：軍人中立或支持民眾一方，沒有這一點成功可能性極低。六四時38軍支持學生，我們應該支持還是反對？若38軍支持成勢，中國就不會出現現今的極權局面。若中國出現某種顏色革命，軍人表態支持民眾，請問，到那個時候，反軍人干政者是歡迎還是反對這種「軍人干政」？
干政軍人，即使它不是民主的朋友，最底限度可以製造出敵人的敵人，總比敵人沒有敵人的情況對我們更有利。
正方的核心觀點是：現在早已經是軍人專政極權格局，已經到了極壞程度，所以，軍人干政結果不可能更壞，倒有可能舒緩或打破這一格局。
（以上關於葡萄牙「尉官運動」，以及其他軍人干政出民主的資料擇選自《第三波 ──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
200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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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1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