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一九四八年，賈老憤青出生於甘肅省蘭州市郊的一戶農家。
十二年制的高中畢業後，正趕上文革期間大學不再招生，賈老憤青不得不回返鄉務
農。
一次全公社召開「四類分子」批鬥大會，賈老憤青為了顯示對偉大領袖的無限忠誠和對階級敵人的極大憤慨，在批鬥會中，狠狠地扇了一個據說是湖南出身的右派份子朱某人兩記耳光，由於出手太重導致朱某人一顆門牙當即脫落，滿嘴流血。但賈老憤青此舉卻得到公社革委會領導的賞識，不久被破格提拔為村革委會主任。
斗轉星移，三十年後，右派份子朱某人卻在鄧伯樂的安排下，在京城當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於是，賈老憤青對打朱某人的事後悔不迭，常罵自己有眼無珠，錯失陞官發財的良機。
雖然賈老憤青在此事上「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多年來憑著他的機靈和有奶便是娘的處世之道，還是撈到不少稻草。
七四年，年逾二十六歲的賈老憤青作為「工農兵學員」被保送到清華學習；八九年「六四」前夕，已身為某知名大學副教授兼系黨支部書記的賈老憤青，以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出形勢可能對出國不利，匆忙以東渡日本留學為由跳上八十年代出國的最後一班車。
九六年，年近半百的賈老憤青從日本九州大學獲得了理學博士學位時，正適日中關係不斷惡化，賈老憤青審時度勢，毅然放棄日本，移民美國，另闢蹊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十幾年來，事與願違。美國洋老的天下，洋話說得像揚州話的賈老憤青只能按著適者生存的叢林原理，老老實實地為資本家打工賣命。英雄無用武之地，賈老憤青失望之餘，痛恨美國，更痛恨民主制度。
好在賈老憤青全家早已入美籍，兒子大學畢業後，也順理成章地在美國尋求發展，昔日躊躇滿志的賈老憤青而今已然萬念俱灰，除了隔空抒發愛國情懷，別無他求。
唯有一件事讓賈老憤青時常縈懷，就是海內外的法輪功和「民運分子」們與美帝國主義遙相呼應愈演愈烈的「反共大和唱」。
一提起民運和六四，賈老憤青慷慨激昂表露自己的觀點：搞民主國家必然會四分五裂，六四中共殺人是迫不得已，因為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不撤退，該殺！搞民運就不該逃走，逃出國的民運人士都不是好東西。王丹，烏爾凱西民運分子掌權比中共更壞，云云。
一提起中共建國後歷史上對人民所犯下的種種罪行，賈老憤青則慷慨陳詞地替中共辯解：共產黨不是早已徹底糾正了錯誤，怎麼還要沒完沒了地糾纏不清，中共現在不是做的很好嗎？
一提起美國，賈老憤青則歇斯底里地咒罵美國是世界上最邪惡的國家，小布希是世界最邪惡的領導人。當有人質疑他既然如此討厭美國，為何還讓獨生子冒著生命危險留在是非之地，賈老憤青隨即王顧左右而言他。
一提起伊拉克，賈老憤青則幸災樂禍地嘲笑美國已經陷入了伊拉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諷刺美國解放伊拉克人民是假，搶奪石油是真。
一提起臺灣，賈老憤青就隨時有腦溢血發作的可能，恨不得親手用核彈把臺灣美國夷為平地以解心頭之恨。
賈老憤青還常常把美國「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說得一無是處，不如一黨專制合理，當有人譏笑他為何不回去繼續體驗中共的專制暴政，老憤青當即勃然大怒，指責對方對其無禮之極。
在海外，打入不進當地主流社會的華人，或多或少都有賈老憤青這種變態心理，說愛祖國愛中共，都不是真心話，自欺欺人倒是事實。否則，中國中共若好得無比，中國人怎會背井離鄉地跑到外國呢？
在海外，華人寧肯作被邊緣化的二流公民，也要死迄白賴在異國他鄉，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外國的確要比中國有許多優點。至少有自由民主，有講理的地方，有生死病老可以依賴的社會保障。相比之下，中國有什麼呢？只有貪官污吏和沒有終焉的專制暴政。
賈老憤青的「愛國」情結，只能說是為了發泄心中的不平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