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佔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災害」這麼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二 80年代起，中國國家統計局頒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表，似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據。請看筆者摘錄的表。
表1 部分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及糧食總產量說明一下表1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還摘錄了其前和其後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從表1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確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都遠遠高於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災年。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面，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後果──糧食減產。從1959∼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只有14350萬噸；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害的後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計年鑑（1984）》公布的數字計算，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面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面積為1295萬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餘萬公頃耕地的「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實現了穩步增長。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基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這4個年頭的產量比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災面積，1972年為1718萬公頃，1977年為1516萬公頃，1980年為2232萬公頃（1968年的數字缺），都高於或大大高於1959年的成災面積，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災面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與那三年比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面積為100，則1956年為68，1957年為67，1962年為74，1963年為89，1978年為97，1979年為67，1981年為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72。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重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平。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歷史最好水平。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及成災面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只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麼多。
其實，從氣象水文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分條件。 這裡有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點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製的，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這80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統一劃分為5個等級，即1度為澇，2度為偏澇，3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4度偏旱，5度為旱。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據綜合整理為表2，選擇的年份與表1相同。為了使情況一目瞭然，表2對原表中的旱澇等級做了符號意義上的對應調整，其中：澇由1度改為－2度，偏澇由2度改為－1度，正常或旱澇相當由3度改為0度，偏旱由4度改為1度，旱由5度改為2度。一般而言，－2度的澇和2度的旱，為氣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氣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中的總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於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裡邊也包含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統計更接近於真實的準確情況。
儘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乾旱」，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數據的支持。1959∼1961年間，中國大地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當正常。 並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驚。
1959年總指數為－9，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康、萬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澇的－2度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平均指數＋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為多。澇的－2度站14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平均指數－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開原、瀋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站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數的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佔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以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有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另外還有29個偏澇的－1度站。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偏旱的1度站還分別為34個和35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儘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大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復甦。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 四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中說：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
……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面積表》更能準確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面積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麼自然災害，而是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麼「自然災害」。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害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曾經指出：「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中國科學院國情份析研究小組，國情系列報告之一：《生存與發展》）50年代末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本文僅論及三年災難的自然層面因素，至於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等等，容當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