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著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而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對其文化的破壞就更是一種巨大的罪行。
「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神農嘗百草」、「倉頡造字」，奠定了神傳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設館授徒，把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與社會。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中華文化變得更為博大精深。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使盛唐時期達到舉世矚目的輝煌。
雖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擊，其傳統文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融合力與生命力，其精華代代相傳。「天人合一」代表著我們祖先的宇宙觀；「善惡有報」是社會的常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為人的起碼美德；「忠孝節義」是人生於世的標準；「仁義禮智信」成為規範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中華文化體現出誠（實）、善（良）、和（為貴）、（包）容等優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涵。中華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和諧，重視個人的修養，以儒釋道的修煉信仰為根，能夠包容，能夠發展，能夠維護人間道德，能夠使人有正信。
與法律這種剛性約束不同的是，文化約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於犯罪之後的懲罰，而文化對於道德的育化卻起著預防犯罪的作用。一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常常是通過文化具體反映出來。
在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達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華國力鼎盛的時期，科學也因此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當時歐洲、中東、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長安學習，周邊國家則以中國為宗主國，萬國來朝，重譯款塞。秦朝以後，中國常常被少數民族佔領，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數民族割據的朝代，但是他們幾乎都被漢化，這不能不說是傳統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畫、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中國文化的「命」。
更為惡劣的是，中共對傳統文化一直採取偷梁換柱的辦法，把從古到今，人在背離傳統文化後產生的宮廷鬥爭、權謀詭計、獨裁專制等等「發揚光大」，創造出一套它們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並讓人認為這種「黨文化」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甚至利用人們對「黨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拋棄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這給中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約束，更被中共強行灌輸了其邪惡學說。
一、共產黨為什麼要破壞民族文化
（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信仰為本道德為尊
中國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黃帝開創的，因此把黃帝稱為「人文初祖」。實際上黃帝也是中國道家思想（「黃老之學」）的創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響，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朝聞道，夕死可矣」。記述天地、陰陽、宇宙、社會和人生規律的《周易》被儒家奉為「群經之首」，其中的預測學連現代科學也難望其項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禪宗思想對知識份子潛移默化，影響巨大。
儒家思想是傳統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視家庭倫理，其中「孝」又佔了極重的份量，「百善孝為先」。孔子倡導「仁、義、禮、智、信」，但又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家族倫理可以自然擴展為社會倫理，「孝」向上延伸為大臣對君主的「忠」，所謂「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悌」是兄弟之間的關係，可以橫向延伸成朋友之間的「義」。儒家倡導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為君主對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傳統得以保持，社會倫理也就自然得以維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則是傳統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可以說無處不在，與道家思想淵源甚深的中醫、氣功、風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國地獄、善惡報應等等思想與儒家倫理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儒、釋、道信仰給中國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穩定的道德體系，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套道德體系是社會賴以存在、安定和和諧的基礎。
屬於精神層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
以四大名著為例，《西遊記》本身就是神話；《紅樓夢》開篇是大荒山無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靈寶玉的對話，這段神話是貫穿《紅樓夢》的線索；《水滸傳》開篇講「洪太尉誤走妖邪」，這段神話是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的來歷；《三國演義》開始講天災示警，以「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觀結尾。餘者如《東周列國誌》或《說岳全傳》也都以類似的故事開頭。
這絕非小說家們在創作時的巧合，而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們的文化作品對於後人存在著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中國人談起「義」的時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個概念，而是關羽這個「義薄雲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約三事」、「白馬之圍」、「過五關、斬六將」、「華容道」，最後敗走麥城，「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等故事。談起「忠」的時候會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報國」，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等。
傳統價值觀中對「忠義」的讚美就這樣通過知識份子創作的精彩紛呈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說教，通過文化的方式具體化，形象化。
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這才是「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二）共產黨邪說與傳統文化的對立
共產黨的「哲學」可以說和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截然相反。傳統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論，相信生死輪迴、善惡有報，共產黨不但信奉「無神論」而且「無法無天」；儒家重視家庭觀念，而《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傳統文化「明夷夏之辨」，《共產黨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視「仁者愛人」，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儒家主張忠君愛國，而《共產黨宣言》卻倡導「取消祖國」。
共產黨要想在中國奪取並鞏固政權，就必須要先使其敗壞人倫的思想在中國立足，正如毛澤東所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產「學說」這個完全靠槍桿子支撐起來的西方思想垃圾無法和中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禮，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華文化徹底摧毀，馬列「主義」方可在中國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礙中共的獨裁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民族文化的存在無疑是中共「無法無天」的巨大障礙。
傳統文化中的「忠」絕不是「愚忠」。在民眾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還有「天」。皇帝並非永遠正確，所以才需要設立諫官指出皇帝的過失，同時中國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為帝王師」，皇帝做得好與不好是用儒家經典來衡量的。甚至在昏君無道的時候，人們可以起來去推翻他，一如成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後，原宋朝皇帝親自出面勸降，文天祥不肯，因為儒家講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都是獨裁的中共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個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還有「天」、 「道」、「神」等在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約束它；它知道用傳統文化的標準去衡量它的所作所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惡極的，只要傳統文化還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稱頌它「偉大光榮正確」；知識份子就會保留「文死諫」、「舍生取義」、「君輕民貴」等價值標準，而不會變成它的應聲蟲兒；全民就無法「統一思想」。
傳統文化中對於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換地」、「戰天鬥地」的障礙；傳統文化中「人命關天」式的對生命的珍視，是中共搞「群體滅絕」恐怖統治的障礙；傳統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惡的最終標準，這等於剝奪中共對於道德的解釋權。因此中共認為傳統文化是它維持政權的巨大障礙。
（四）傳統文化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傳統文化中包含「有神論」和「天命論」。承認「天命」就得證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運」；承認「有神論」，就得承認「君權神授」。而中共的執政理論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中共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宣揚「共產主義」是「人間天堂」，而通往「人間天堂」之路就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即共產黨的領導。承認有神論等於直接挑戰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摘自《九評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