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農民仗義執言的安徽著名作家陳桂棣,去年因出版《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披露安徽農民被壓榨的黑幕,被當地官員告上法庭。陳桂棣的這宗官司至今還沒了結,最近卻又碰上兩件搞得他「很鬧心」的麻煩事。一是新來的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月前公開指他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抹黑安徽」,省會合肥的《新安晚報》不久之後馬上停止連載他的另一本新書《包公遺骨記》。
陳桂棣碰到的第二件麻煩事,是新書連載被腰斬的同一天,他在合肥市政府院內的住宅,遭到磚頭和石塊的攻擊,報案之後,肇事者被公安拘留一天之後隨之獲釋,又再次進行攻擊,且身份被公安保密,當局說是一個「精神病人」,沒有辦法。這種精準的攻擊至今已經進行了半個多月,陳氏夫婦無奈之下,只能帶著五歲的幼兒離家躲避,「躲到(合肥)郊區寫東西」。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七月十四日,境外媒體報導了他和律師浦志強對省委書記郭金龍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抹黑」說的回應之後。陳桂棣告訴亞洲週刊,這是自去年《中國農民調查》被官方從全國的書店撤下書架後,出現的最新狀況。他表示,自去年該書被當局查禁之後,官方一直沒有人對這本書有個說法,「沒有正式文件,沒有一個官員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
圖:省委書記郭金龍
陳桂棣說,當《中國農民調查》去年被禁時,他曾向出版該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打聽是怎麼回事,這家出版社社長只是輕描淡寫地回答:「是我們主動不印了。」但實際上,《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在去年被從全國書店「下架」,並不是出版社「主動不印了」這麼簡單。陳桂棣說,他只知道有個「三不」,好像是「不宣傳,不轉載,不批評」。
被中共高官公開指責
但不久之後,這種暗裡封殺的做法已經不再掩飾。去年十二月接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郭金龍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主持人吳小莉訪問時,主動談到《中國農民調查》,認為「這是一本很不好的書,抹黑了安徽人」。省委書記郭金龍的說法,被認為是第一次有中共高官公開對該書的表態。
對此,陳桂棣進行了回應,表示有人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進行批評,本來是很正常的,但郭金龍作為省委書記的身份,「認為我們在書中把安徽省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來已經了結的事,又翻了出來,這就不是簡單的批評,而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了」。
他表示,《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他們花了三年時間,歷盡千辛萬苦,反映了安徽農村重大現實問題,而且都是沒有解決的事情,比如書中提到的四個涉農大案,「有哪一個是安徽主動並且是已經解決了的」?
陳桂棣說,他書中提到的原阜陽地區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村民丁作民,因質疑路營村亂收提留款而被派出所工作人員活活毒打慘死案,就是地方當局欺騙中央,後來被新華社記者「捅到了中央」,之後安徽省再欺騙。
到底是誰在抹黑安徽
北京高層即根據新華社記者的材料,直接主動插手調查該案,不久即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和《關於涉及農民負擔專案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
陳桂棣認為,這些問題是中央調查之後處理的,而不是安徽省解決的,而他書中提到的不少涉農問題,事實上安徽省至今都還沒有解決,很多農業稅費政策還是有缺陷的,「我們經過調查之後,把事實公布出來,是希望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解決問題,怎麼能說是抹黑呢?到底是作家在抹黑安徽?還是這些損壞農民利益、壓榨農民血汗的貪官污吏在抹黑安徽」?
而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新來的省委書記,「對於我們這本書所披露的問題,首先應該進行調查,或找我們談一談,瞭解是怎麼回事,但你沒經過調查,甚至連這本書都沒認真看過,就發表意見,作出結論,這是很不慎重的」。據悉,對於郭金龍就《中國農民調查》所發表的批評意見,僅是境外媒體進行了報導,安徽當地和內地的媒體在報導時都把有關內容刪去。
陳桂棣發表了聲明,對郭金龍的「抹黑」說法進行了回應,認為這位剛剛調進安徽的省委書記「不瞭解情況」。但當境外傳媒七月十四日登載了陳桂棣的聲明之後兩天,兩個意想不到的麻煩隨即迎面而來。
七月十六日,安徽省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合肥《新安晚報》突然停止連載陳桂棣長篇調查紀實文學《包公遺骨記》。《新安晚報》是從今年五月三十一日起,以每天一千多字的篇幅,連載陳桂棣這部「通過歷史,反思現實」的新作。陳桂棣說,從整個故事的敘述過程,連載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停下,「因為故事剛剛講到歷史上真正的包公與現在大家所知道的包公的分別在哪裡,應該是到了最精彩的時候」。
他為此向報社打聽怎麼回事。一個說法是:「不可能把你那十七萬字全部連載。」但這個說法不能說服陳桂棣,他認為這背後是否與郭金龍書記說他「抹黑」安徽有關?
報社可能揣摩上意
陳桂棣的律師浦志強則表示,有關報館的這種做法,不見得是郭金龍書記所希望看到的,或許是某些善於揣摩上意的屬下自己的決定,也或許是報紙自己的考慮,但「這是對作者的不尊重,對讀者的不負責」。
《包公遺骨記》講的是合肥發現包公墓及其挖掘,並圍繞包公遺骨所展開的一系列故事,包括包公的後人如何保護遺骨,三十四塊遺骨送到北京監定之後,先後被北京和安徽博物館拒絕的命運,只能由包氏後人偷偷藏在家裡牆邊臨時搭建的一個破棚子下,以及文物工作者如何偷藏遺骨的過程。
陳桂棣和夫人春桃一九九八年就對合肥包公墓進行過現場調查,並到河南等地進行有關考察和研究,終於在去年到北京居住期間完成了這個作品,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陳桂棣告訴亞洲週刊,作為一個作家,應該不斷要有作品,他當時本是要寫《中國農民調查》的續集,但由於寫這個續集的時間和條件或許不合適,所以就暫時放下,寫了這個《包公遺骨記》。他希望藉此引起人們的反思,「為什麼那個時代會產生包公這樣的清官?為什麼包公的遺骨在發掘之後竟被博物館拒絕,要偷偷保存」?
就在《新安晚報》停止連載《包公遺骨記》的同一天,陳桂棣在合肥市政府院內的住宅也同時遭遇厄運。有人隔著圍牆朝他家猛砸石頭和磚塊,「院裡的瓷瓶都被砸壞了」,五歲的兒子受到驚嚇。報案兩次之後,公安來到現場,抓了一個人,但隔天肇事者又來砸了,報警之後發現又是同一人,「公安說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沒有辦法」。
但讓人不解的是除了時間的巧合之外,當有人要對此人拍照取證時,這位所謂的「精神病人」還懂得把臉掩起來,或者躲開,與驅趕者玩起了游擊戰。陳桂棣說,從七月十六日開始,這個人已經連續十多天不斷以磚頭和石塊對他家進行攻擊,「頂棚全是洞」。
肇事者身份可疑
據陳表示,更為蹊蹺的是,他家門外的「一三零路」公車站工作人員和在門口收垃圾的農民都告訴他,七月十六日那天,他們看到這個「精神病人」是由一些穿制服者用車把他運到陳桂棣家門口的。
陳桂棣很不解,他住的這個住宅樓,周圍還有不少鄰居,但這個「精神病人」不砸別家,所有的石頭磚塊都砸到他家,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報警也沒有用的情況下,一家人只好躲到郊區。目前,陳桂棣避開了「精神病人」明著擲來的磚塊,但他憂慮躲得了殺傷力更大的政治磚塊嗎?■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