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三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殊性，即中產階級的財富對政治權力的依附；中產階級沒有群意識，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中產階級沒有參加公共事物的管道和能力。這使得中產階級的依附於政府權力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使中國的政治變革。
她說，「這種觀點也不是今天才有，在中國已經產生了20多年，從改革之初就一直這麼說，包括本人80年代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也曾經堅信這一點。但根據後來幾年的研究和觀察，發現這個想法不適用中國，我在90年代後期寫了不少文章談到了這個問題。」
何清漣從三個方面論證她的觀點：
1, 中國中產階級對政治權力的依附
中國中產階級的產生與生長與政治權力密切相關。目前除了那些大的城市，就是四個現代化櫥窗，還有省會城市，它們有一些高科技、新興產業，它們的白領跟政治權力稍微疏遠一點，其它的一般層次的中產階級基本上是政府工、國有壟斷企業的成員。從全國來說，這是大多數。包括一些地方的技術精英，他們的經商致富很多都是靠和地方政府的官員個人結合，才能夠保證他們的利潤，這一點從房地產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中國中產階級沒有群意識
「中產階級」這個詞在西方社會，尤其在社會學領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概念，它還包涵著一些政治和社會內涵。經濟上要達到某個界點，這只是其中一個指標，但中產階級要有一個群意識。由於對權力的依附，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沒有群意識，他們不知道自己共同的利益訴求是什麼。
3, 沒有參加公共事物的管道和能力
中共政府沒有給中產階級任何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他們不能成立自己的組織，不能通過自己的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言。
他們和香港的中產階級不一樣。香港的中產階級反對23條的時候，有律師工會、教師工會、新聞從業人員工會等等，這些都是中產階級的組織，包括工會都可以去發言，由非政府組織把這些人組織起來，表達他們群體的利益訴求，但中國現在顯然沒有這樣的管道和能力。
中共的〈社團法〉修改後，更是嚴禁結社。因為沒有管道和能力，沒有這種群意識，他們（中產階級）甚至沒有這種願望。
何清漣最後總結表示，討論某個階層的時候一定要考察他們有沒有群意識和參與社會公共事物能力，如果僅僅是經濟上的收入達到一定水準，而群意識沒有覺醒，不能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成熟了。在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之前，中產階級的依附於政府權力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使中國的政治變革。
(大紀元記者鹿青霜郭若採訪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