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少曾經到過中國的人，不管他們的走訪是否深入，總是以為「我瞭解中國」。但觀察家們如果只被一些表面現象牽著鼻子走，就會墮入「盲人摸象」那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境地。表面現象看得再多，也畢竟只能瞭解「大象」軀體的一部分。筆者引用這個寓言，是因為許多人往往分不清「見微知著」（從小處觀察大處）與「盲人摸象」的界限在哪裡。毫無疑問，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任何人只要去中國的幾個大城市「走馬看花」式地旅遊一趟，幾乎都可以感覺到這個有古老歷史的國家正在發生巨變。但正是在這不斷奔湧的時代激流下面，中國也有始終不變的東西。而這始終不變的東西，正是被這個國家的政府動用一切力量全力護衛的專制政治制度。
一、中國的「變」與「不變」
中國這些年來發生的變化中，資源分配方式與經濟體制的變化最大，經濟體制由原來的公有制一統天下變為多種所有制並存，但資源分配的權力仍然掌握在各級政府官員手中，結果政治精英集團成了經濟改革中最大的得利集團。中國的政治體制其實沒有任何本質變化，仍然是一黨專政。近幾年總是被不少人鼓噪的那些所謂的 「政治體制改革的前奏」，最多只能算是行政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變革無關。行政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前者改變的是政府的管理方法和部門設置、人事任命方式等，而後者要改變的則是政府權力的來源，即政府權力源自暴力奪權後建立的一黨專制還是源自民主選舉。
2003年12月1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面對聽眾的提問時答道：「中國人民至今還未做好選舉領導人的準備」。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中國民眾素質太低，所以不具備選舉國家領導人的能力。這一說法與20世紀中國歷代政治精英拒絕實行民主政治的藉口如出一轍。然而，過去20多年中國的現實演變卻完全駁斥了上述藉口：正是在中國人口總體素質最低的農村裡，當局為了建立適應於農戶單干狀態下的基層政治結構，不得不允許10億農民實行村委會選舉；但在人口素質相對要高的城市裡，政府至今仍不允許任何形式的自由選舉。這說明，中國沒有民主政治，並非國人素質太低，而是當局至今還未「做好放棄一黨專制的準備」。
就政治體制的特質來看，中國現在奉行的威權政治與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一脈相承。毛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是步蘇聯後塵建立的。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非常精確地描述過這種極權主義政治的特點：「極權主義當權，它必然發展出一套嶄新的政治制度，也在它權力所及的地方，摧毀一個國家所有的社會、法律和政治的傳統。不論任何一個民族的特有傳統，或者其意識形態的精神泉源為何，極權政府往往把階級轉變為群眾，而且，藉著群眾運動，依賴一黨專制體制取代政黨制，同時把權力核心從軍隊轉移到警察手裡，也建立起一個以征服、統治全世界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傳統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識，以功利為目的諸種範疇都無法幫助我們處理、判斷，或者預測它們的活動途徑。[52]」因為漢娜．阿倫特的著作對極權體制的剖析一針見血且深入骨髓，所以她的著作至今未能在中國翻譯出版，因為這些分析會讓人產生許多對當局不利的聯想。而那些對「貧困者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論表示充分理解的外國政治學者，卻能在中國獲得不少被介紹的機會。比如，原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鄒讜（美籍華人，已故），因為他在著作中反覆表示能充分地理解「中國的專制政治存在之合理性」，所以曾很早就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這位政治學者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深情讚美與嚮往，會讓每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瞠目結舌。
以漢娜．阿倫特概括的特點來觀照當今中國，就會發現她所歸納的極權政治的本質特點在中國其實未曾發生變化：
首先，一黨專制仍然是中國政治的基本特徵。從世界各國現有的憲法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部「憲法」：憲法由中共起草，經其提名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這一憲法則賦予中共以「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之永久地位；於是中共及其控制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互相賦予對方以權力的合法性，中共繞了一個彎，把最高政治權力永久性地授給了自己。一旦中共認為憲法條款不符合它的政治需要，會立刻按照自己的意願加以修改。中國的制憲歷史是世界上最長的。日本於1868年明治維新中確立的君主立憲政治體制，曾經成為清王朝效法的榜樣；日本1945年以後的「和平憲法」更是促使日本走上了現代民主政治之路。中國在這一百多年當中雖然有過幾部以「憲法」為名稱的文獻，卻從未建立過真正的憲政。很難想像，由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領導人關起門來自說自話主持修訂的「憲法」可能將中國帶入「憲政民主」。
中共扶持了8個「民主黨派」，它們的所有辦公經費、幹部的工資福利開支甚至辦報刊雜誌的費用，卻全部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編列預算撥給，從政府的財政預算中開支。這些「民主黨派」的主要幹部任命、級別確定與升遷也全由中共的統戰部們掌管。多年來，這8個「民主黨派」作為「政治花瓶」，為「社會主義民主」裝點門面，對中共的任何荒謬決定（如鎮壓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和1999年鎮壓法輪功）都無條件地支持。除了這8只「政治花瓶」之外，中國民間的任何組織，哪怕是單純的學社，都被共產黨懸為厲禁。中共統治的最大「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摧毀了中國社會的中間組織──宗法組織，將原來的「政府─宗法組織─個人」這種社會關係簡化為由「政府─個人」，從而消滅了任何民間的組織資源。
其次，依靠國家暴力工具仍然是中國領導人保持權力地位的最後手段。鄧小平名義上從未擔任過中國的黨政最高職務，依照憲法和中共黨章也沒有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但只要他把持了軍委主席的位置，他就能超越憲法和中共黨章而成為事實上的最高決策者。由此可見，不管中國的憲法和黨章對最高權力作什麼樣的規定，只有掌握軍權的人才能成為中國的最高決策者，雖然這種狀況明顯地違憲。
蘇聯共產黨依靠臭名昭著的「克格勃」全面監控社會，這被視為極權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徵。從90年代開始，中國的國家安全部秘密警察對社會公共生活的干預也越來越多。他們不僅把監控對政府持批評意見的知識份子及其他異議人士作為日常工作，而且普遍滲透到機關事業單位，整個因特網（Internet）系統更是全部由國安部掌控。與此同時，中國各級政府解決社會諸種矛盾的手段也越來越藉助於警察系統的暴力鎮壓，警察執行公務時則越來越隨意地使用暴力。2003年的孫志剛暴死事件即著名一例，許多黑社會組織背後的撐腰者就是警察系統的官員。
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文明的古國，但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卻正好與傳統文明呈斷裂狀態。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執政者對本國的傳統文化否定得如此徹底。即使在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也還對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的文明進步表示尊敬並引以自傲。而中共卻將自己國家的文明作為「封建主義的垃圾掃進歷史垃圾堆」。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被斬斷文明之根的中國人其實已經喪失了精神家園，漂泊無依。
對外開放是國人引以自豪的改革成就，但頗具諷刺意義的是，也正是源源不斷湧入的外資為中國的專制政府輸血，才使這個政權得以延續生命力。從引進外資中得益多的主要是中國大城市的居民，而9億農民生活於其中的農村卻正在痛苦地掙扎。到2003年初中國的失地農民已經高達8千萬人[53]。中國的農民為了擺脫毫無希望的痛苦生活，不少人選擇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據統計，中國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自殺率的3倍，每年有15萬農民服毒自殺，50萬人服毒自殺未遂，而貧困的煎熬與基層政府濫用權力壓迫農民則是他們自殺的主要原因[54]。
不少國人現在也正在為自己的權利作艱苦的鬥爭，其中以農民的反抗最為悲壯。自90年代後期以來，農民的有組織抗爭每年高達1萬多起，但都被政府武裝鎮壓下去。不少農民悲憤地說，現在政府擁有的武力實在太強大，農民們「斬木不能為兵，揭竿不能為旗」（「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是中國古語，意謂「砍斷樹木作為武器，舉起一根竹竿作為義旗，號召天下受壓迫者反抗暴政」），只能忍了再忍。中國政府就是坐在這樣的火山口上，迫使中國的媒體集體撒謊，謳歌「太平盛世」的 「繁榮」。
二、墨寫的謊言塗飾著中國
對中國民眾來說，最有嘲諷意味的是，他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現實：即使他們對社會現實有著種種不滿，甚至生活裡充滿了痛苦，中國的媒體對國內情況的報導卻總是充滿「陽光」。這樣的「陽光」不但普照中國，而且還延伸到國外。如果說歐美國家的記者偶爾還能夠寫上幾條暴露陰暗面的報導，那麼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則努力對中國政府盡美化之能事。2002年12月初，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召集的一次討論會上，我就聽到一位華裔政治學教授用種種他在國內「調查」得來的數據論證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對中國政府與現狀「表示非常滿意或滿意」。面對聽眾的質疑，他解釋道：「連中國政府官員都對我講，你這個調查中談到的群眾對改革的滿意度比例，比我們自己做的調查還要高幾個百分點。我對這些官員打保票，我這個調查絕對沒有問題，是有科學論據的。」其實，中國政府從 2000年以來頒布了一系列涉外調查法規（見第一章注[5]），明確規定境外機構和個人（包括回國為撰寫論文做調查的中國留學生）均不得自行在中國進行任何民意調查，所有民意調查都必須事先申請獲准，由中國官方指定的機構代為調查，並由「有關部門」參與監督。這種完全被操控的「民意」調查是否有學術意義，其數據是否可信，用常識就能判斷，即使它披上了複雜的「分層分階段抽樣技術」之類的「科學外衣」，也改變不了其實質。
中國政府在許多國家設有大使館和領事館，其主要任務並不是協助本國僑民解決困難，而是從事「統戰」（統一戰線）工作，用「統戰」口號來表述，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塑造中國政府的好形象而努力。不少華人曾在文章中抱怨，當自己在海外遇到困難（如因被偷竊而失去證件機票等）、到中國使領館去求援時，往往被冷淡地拒之於門外。由於中國駐外機構「金錢統戰」的結果，海外華文媒體已經有不少日益偏離新聞自由的軌道，對中國的報導越來越與西方主流媒體的價值判斷相反。
2001年11月21日，美國詹姆斯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會刊《中國簡訊》（China Brief）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政府如何控制美國的華語媒體」。該文指出，中國政府花費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體，其主要策略有投資控股、給予媒體在大陸的商業利益、安插人員等。不少中文媒體被收買，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關中國的報導上越來越接近中國大陸媒體，所使用的語言也日益接近中國的官式語言。這篇文章揭示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海外中文媒體現在對中國政府總是一片讚譽，如果偶有批評，那也只是針對枝節問題或底層官員，特別是那些已經被曝光或被逮捕的腐敗官員，屬於「小罵大幫忙」之類。「小罵」只是為了遮掩其真實立場，在讀者面前顯示「我們也是站在公正立場上的媒體」。
2003年12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中國代表團努力運作和一些人權記錄極差的國家的配合下，竟然將5年一度的「人權獎」頒發給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且不論鄧樸方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僅就讓鄧樸方得以獲獎的那個「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來看，這個機構只不過是以幫助殘疾人為名大量斂財，它的活躍與中國人權狀況的日益惡化幾乎是同步的。這個「人權獎」不僅讓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蒙羞，也展現出中共在海外的「形象工程」之成就。中共常把關心中國的人權進步的一些由志願者組成的國際組織指稱為「國際反華勢力」，其實這些非政府組織的力量比海外的親中共勢力微弱得多，因為這些國際組織所憑藉的只是道義的力量，而中共政府的金錢外交已經成功地操縱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三、中國離政治民主化還有多遠？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一些精英總是在不懈地追逐「民主政治」，但「民主」宛如夢中女神，國人只能看見它的裙裾飄動，卻始終無法將這尊女神請入中國的政治殿堂。不過，筆者堅信，隨著信息傳播手段的改進與對外交流的日益開放，中國總有一天能夠實現民主化。至於這個過程的長短，則取決於中國政府與反對力量之間的博奕，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中國的報刊電視臺能否成為自由的媒體，一個信息封閉的國家是無法實現民主政治的。
在民主國家，媒體是社會形勢變化的風向標，也是政府瞭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而在中國，「報喜不報憂」的傳媒管理原則不僅誤國害民，連政府自身也受制於此。因為這種旨在過濾信息、擇情傳遞的資訊管理方式必然導致信息嚴重梗阻，下情無法上達，決策層無法瞭解社會的實際狀況，做出的政治決策自然也總是「藥不對症」。即便是在一個信息不受任何控制的國家裡，社會成員的代際溝通亦非易事，老一代人往往對快速變化的社會和青年一代會有所隔膜。中國近25年來最大的變化就是社會觀念的巨變，年青一代無論是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還是興趣愛好與中年以上的人都炯然各異，中國身居高位的政治領導人最年輕的也有60歲了，很難設想，一群耳目閉塞、垂老且故步自封的老人，能夠在這個人為製造的信息阻滯的社會裏，準確掌握社會動向，勝任地領導13億人口的大國。
通過控制媒體營造出來的「繁榮」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90多年前，中國打倒帝制之後的第一個總統袁世凱想復辟做皇帝，引起了全國一片反對聲浪。他的大兒子袁克定一心想做傳承帝位的皇太子，決意不讓他的父親聽到任何反對聲音，為此假冒《順天時報》的名義，為他的父親一個人編印了一份專登擁戴帝制文章的假《順天時報》，讓他的父親陶醉在頌揚聲中。但這份只有一個讀者的《順天時報》最終愚弄的還是袁大總統本人。做了103天的皇帝之後，一代梟雄袁世凱不得不在全國的反對聲中下臺，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中國政府目前控制媒體的做法，其實不過是效法袁克定的假《順天時報》，聊以自慰而已。
如此嚴格控制媒體言論，恰恰是中國政府極端缺乏自信的表現。筆者現在生活的美國，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任何言論的國家。波士頓（Boston）、舊金山（San 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等好幾個城市都設有「革命書店」（或叫「紅色書店」），專門出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許多左派團體相當活躍，他們熱衷於從理論上批判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禁止過這些組織的活動，更不會禁止它們的自由討論、自由出版、自由傳播。中國政府支持的官方、半官方中文媒體之所以能在美國自由地傳播中共的宣傳，就是利用了美國的這種制度環境。
我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時曾有一個叫做「斯巴達克思」（Spartacus）的左派組織成員來找我討論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言談中這位先生抱怨，美國的 「工人階級」因為活得太舒服，因此缺乏革命精神。我告訴他：「如果工人生活得很好，他們確實不需要革命。中國的工人、農民如果能夠吃飽飯，他們也根本不想革命。由於你們嚮往的社會主義制度讓中國人民吃飽了苦，受夠了罪，中國人民現在的最高理想是擁有一個你們這些左派痛恨入骨的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我還告訴他：「我在中國只是批評了政府的腐敗，就如此為中國政府所痛恨不容。如果你們活在社會主義中國，早就被投進監獄去了，因為你們天天在號召人們推翻政府。中國法律中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與『陰謀顛覆政府罪』，就是為懲治你我這種人設立的。你們熱愛的社會主義制度，從不給人以言論自由；你們痛恨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好保證了你可以痛罵它而不用坐牢的權利。請你們想一想，到底哪個制度好？」
允許各種反對力量活躍在自己的國土上，既是美國充滿魅力之處，也是美國能成為世界最強大國家的主要原因。美國民眾和政治家一直堅信，美國公民必須生活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制度中，他們有獲得各種觀念和思想的權利，當然包括對現存制度的一切批評，只有讓公民充分獲得這些信息，他們才能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因此，美國社會的共識是，公共討論的自由和信息的自由傳播不應受到限制，限制這種自由等於摧毀民主制度的基石。
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做法其實基本上是從蘇聯學來的故智。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Solzrenitzin）曾寫過一部政治小說《第一圈》，描繪的就是特務橫行、人人被迫說假話的「紅色帝國」蘇聯。在這個「紅色帝國」，公民的電話和信件隨時受到監聽，監聽者則以「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冠冕堂皇的藉口公然侵害或剝奪公民的基本人權。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統治者認為，依靠監視、壓迫、暴力與恐嚇，就可以永遠維持蘇共的獨裁統治。中共奪取政權後採取了「全盤蘇化」的建國方針，從制度設計到社會控制方法都處處照搬「斯大林模式」，後來的經濟改革只是想通過經濟上的鬆動來鞏固這個集權政治制度。強盛一時的蘇聯帝國早已化為歷史煙塵，蘇聯共產黨也成為獨裁者的代名詞而受到歷史的唾棄。如果以為蘇聯的垮臺和解體僅僅是因為「經濟不改革」，那實在是愚人之見。
中國有句成語，叫做「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信息，正好比決策者用黑布將自己的眼睛蒙上，成了看不見外部世界的盲人；而中國的媒體則好比一匹馬，駕馭它的決策者按「報喜不報憂」的原則實行獎懲，宛如給這匹馬的眼睛也蒙上一塊黑布。中國就是這樣在「盲人瞎馬」的導引下前行，向「深水池」 一步步邁進。
四、一個民主的中國更能為世界文明做出貢獻
儘管中國政府的「統戰」工作卓有成效，一些海外人士或團體因為與中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無視中國正在發生的種種惡劣情事，對中國民眾的痛苦充耳不聞，一味給中國當局獻上廉價的「讚美詩」，但不管在任何時代，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總有正義人士會超越個人利益，關懷整個人類的福祉。
我無意去評論屈從強權這類行徑，因為在人類歷史上，屈從強權的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我只想提及一些始終不渝地在為中國的人權狀況呼籲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如 「國際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保護記者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記者無疆界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這些組織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蒐集發布的各種真實的信息，始終是那些廉價「讚美詩」的剋星。也因為有這些組織的存在，中國政府用金錢收買的勢力始終不能一統天下。就在2003年12月18日，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了「2004年世界獨立國家自由評比報告」，臺灣被列為全亞洲最自由的國家之一，分數僅次於日本；中國則屬於亞洲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情況只比北韓及沙烏地阿拉伯略好。正因為有這些組織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向中國政府施壓，中國的政治犯與良心犯的待遇才能夠比毛澤東統治時期有所改善。
我同樣欽佩那些在中國國內始終不向強權妥協的人士。我從那個國度出來，深知在中國要想堅持不向強權妥協，需要付出什麼樣的沈重代價，包括「知識份子」群體被迫或主動地孤立這樣的人，因為與「異端」的交往可能會令人陷入不測之境、喪失安全感。本報告列舉的那些因揭露腐敗而身陷囹圄的記者們所做的努力，始終是照耀中國人良知不泯的一盞明燈。還有其他一些人士，也為信息的自由傳播做出了獨特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例如，「法輪功」的劉成軍先生曾於2002年3 月5日在長春的8個有線電視頻道插播了「是自焚還是騙局」等法輪功真相資料片，因此被捕入獄，在歷經21個月的殘酷折磨後被迫害致死。劉成軍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許多人因此得知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
中國的希望在一些為了自由與強權抗爭的勇士身上，這些勇士當然包括書中所列的那些為了新聞自由而付出犧牲的人，正是他們的努力在一點一點地改變著中國。我曾看過不少「二戰」時期迫害猶太人的歷史資料片，發現當初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歐洲不少國家都得到呼應，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時一地的短暫利益，可恥地順從了法西斯強權。我真誠地希望國際社會少一些為了利益而放棄原則的公司、團體或個人，因為中國人民需要國際社會的民主正義力量的熱誠幫助。
希望這本書能夠有助於揭開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神秘面紗。
只有認識一個真正的中國，才能夠有效地促進中國的進步，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社會。一個建立在民主憲政基礎之上且政治清明的中國，比目前這個正處於極端腐敗、視本國人民如草芥，且在外交中毫無原則、唯利是圖的專制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對於世界文明所起的作用要積極得多。
最後，我要提到美國的「中國人權」這一非政府組織，在它的資助下，我完成了這個關於中國的媒體管制的研究項目，該項目的研究報告已經由中國人權印刷出版。正是因為這一研究項目，我才有機會清理自己在中國媒體業從事多年工作的種種體驗，並且閱讀了大量文獻與資料，從而加深了對新聞自由原則與中國近50多年媒體管制歷史的理解，這些都有助於我撰寫這本書。在此，我向「中國人權」表示真誠的感謝。
[1] 見中國網際網路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十五次中國網際網路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tech.tom.com，TOM科技，2005年1月19日14時51分）。
[2] 陳虹、周慶安，「網際網路：我們與世界同步」，載《國際新聞界》2000年第4期，第27頁。
[3] 網易科技報導（http://tech.163.com, 2005-03-23, 15:19:47），詳情及調查結果請訪問CNNIC網站（http://cnnic.cn）。
[4] 王錫松，「中國網路媒體走向何方」（http://www.media-china.com/zynr/mtzt/wlsd/zxhf.htm）。
[5] 「網路霸權：你為刀俎，我為魚肉」，載《世紀中國．世紀沙龍》，發帖時間為2003年2月24日。
[6] 此為深圳市安全局採取的措施。據筆者所知，其他省市相繼實行了這一規定。
[7] 1996年3月14日新聞出版署令第6號發布，《電子出版物管理暫行規定》。
[8] 新聞出版總署、信息產業部令（第17號），《網際網路出版管理暫行規定》。該規定2002年5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9] 見《南方週末》2005年5月22日的報導。
[10] 來源：北大三角地 bbs.beida-online.com。下載日期：2002-7-02,18:40:46。
[11] 「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原文見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12] Ethan Gutmann, 「Who Lost China's Internet? Without U.S. Assistance, It will remain a Tool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not a Force for Democracy,」 The Weekly Standard, 02/25/2002, Volume 007, Issue 23（http: //www.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000/000/000/922dgmtd.asp）.
[13] http://fangyingkan.yeah.net，代理伺服器技術與中國政治宗教自由論壇。來源：北大三角地（bbs.beida-online.com）。
[14] 「China, Google News and Source Inclusion,」 （http://www.google.com/googleblog/2004/09/china-google-news-and-source-inclusion.html）, Monday, September 27, 2004.
[15] BBC，2002年7月5日，「報稱中國網路響應『自律』」。
[16] 新華社北京2003年10月25日電。
[17] 見「世紀沙龍」2001年8月的上貼：「天涯縱橫暫時關閉的聲明」。
[18] 出處同注[10]。
[19] BBCNEWS，2001年10月17日。
[20] BBCNEWS，「中國關閉三千多家網吧」，2002年12月27日。
[21] 見李永剛於2000年10月14日晚發表於「思想的境界」上的關閉網站聲明。
[22] 「香港民主之聲」：香港專題討論，2001年6月，「內地封殺網上論壇」。
[23] 北冥，「中國大陸思想網站的作為及其所面臨的困境」，引自《議報》2003年11月25日（http://www.chinaeweekly.com）。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令第33號，2005年2月8日頒發，見中國信息產業部網站（http://www.mii.gov.cn/Mii/homepage.nsf/documentview/2005-02-16）。
[25] 「水木清華BBS對外關閉所引起的話題」（www.54tsinghua.cn/online.php），Mar 26, 2005；「bbs關閉風波始末」 （www.donews.net/greyrainbow/archive/2005/03/18/305508.aspx）；「德國之聲」，2005年 3月25日。
[26] 資料來源：VOANEWS，2002年12月3日，法新社華盛頓2002年12月3日電。該文載自《觀察》（http: //observechina.net/info/da.asp），A Story with Interesting Detail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ednesday, September 4, 2002, 「Probe into Blocked Net Sites,」 ANH-THU PHAN。
[27] 多維新聞社2002年9月1日轉載《網易快報》文章，「GOOGLE被中國『冷處理』？」。
[28] 「GOOGLE居然又被封了」，博訊2003年10月20日。
[29] 「China, Google News and Source Inclusion」 （http://www.google.com/googleblog/2004/09/china-google-news-and-source-inclusion.html）, Monday, September 27, 2004.
[30] 多維新聞社2002年12月15日稿：「中共的網際網路IC卡」，作者為「少不丁」。
[31] 本段部分參照了綦彥臣本人寫的「綦案上的國家罪錯解析──兼論中共統一意識的雙重性」。
[32] 出處同注[10]。
[33] 此資料來源於萬延海本人釋放後於網上發表的信件，該信寫於2002年9月22日。
[34] VOA News（2002年12月6日）：「『不鏽鋼老鼠』──北京師大學生劉荻網上議政被捕 」。
[35] 《大紀元時報》2001年12月21日-27日第5版：「中國信息流通管制更趨嚴密」。
[36] 自由亞洲電臺2003年12月25日消息。
[37] 中青在線，2003年11月21日，http://bbs.cyol.com/。
[38] 新華網2003年7月14日10:35：「河南15歲少年網上發布反動言論影射政府是妓女，受到處罰」。
[39] 自由亞洲電臺，2003年11月25日。
[40] 《開放》（香港），2004年11月號。
[41] 出處同注[11]。
[42] 出處同注[11]。
[43]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Rand National Research Division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 published 2002 by Rand.
[44] 出處同注[10]。
[45] 出處同注[10]。
[46] 出處同注[10]。
[47] 《大紀元時報》2002年7月1日∼7月7日，新聞簡訊。
[48] 出處同注[11]。
[49] 中國網2003年9月18日（www.china.com.cn），全文見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 2003-9-17）。
[50] 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信息網（http://www.stats.gov.cn/），2001年3月23日。
[51] 《北京之春》2003年10月號。
[52] Hannah Arend,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聯經出版公司（臺灣），1982年出版。該書譯自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art Three, Totalitarianism。
[53] 應笑我，「中國土地憂思錄」，《泰山通訊》增刊第36期，，2003年9月30日。
[54] 《中國青年報》2003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