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暴政逼出「暴民」
我們那個鄉自《村民自治條例》頒布以來，從來沒有得到過認真貫徹落實。全鄉僅僅有一個村（京莊村）的村民通過上訪後，選舉了自己的村長；但是前年，這個民選村長還被村支書僱人殺害了。其它村再沒有法律意義上的民選村長。我所居住的村（果園村）也是如此，與其他村不同的是，黨委派的「村長」和「支書」遭到了村民們的抵制，使他們不能開展工作。但是共產黨的幹部就是那麼不要臉皮，他們死乞白賴地行使「權力」，憤怒的村民上訪也無人搭理。結果前幾天，那個被非法委派的「村長」（劉忌民）家中的十多棵樹不知道被誰砍了，另外那個「村支書」（李永海）家門前的樹也在一夜間被刮去了樹皮。刮樹皮的人還向「村支書」喊話：「你的臉就像你家裡的樹一樣，不要皮了，你還活著幹什麼」？嚇得「村支書」連門也不敢出。
誠然，以損壞他人的財產為手段對共產黨幹部進行報復是不對的，但是這還不都是共產黨給逼出來的嗎？試想如果讓村民們民主選舉自己的領導幹部，村民們也就不會以這種方式方法來對待這些非法幹部，看來暴政產生暴民是一個歷史的必然現象，如果共產黨不進行政治改革，類似問題只會有增無減。
二、「地下工作者」
共產黨自奪取政權，其執政都已經56年了，但是他們對民主仍然是陌生的，甚至是害怕的，在日益覺醒的人民面前，他們表現得非常狼狽不堪。鄉親們對我說，那幾個利慾熏心的「村幹部」由於不是村民選舉的，在村民面前總是抬不起頭來。他們有時候偷偷摸摸的到鄉里去開會，碰上人們問他「去幹什麼」時，他們都不敢說去開會，而說「去趕集買東西去」。由此可見，他們僅僅為了那一頓飯、幾杯酒就什麼也不顧了，光天化日之下連偽裝成「民選幹部」的勇氣都沒有了，看來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已經被淹沒在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的洪流之中了。
三、 黨委書記怕群眾
由於鄉的黨委書記（唐士安）既破壞民主選舉，又腐化墮落，他竟然在共產黨開展的所謂「保鮮（先）」教育時，擅自率領各村的黨支書浩浩蕩蕩到海南省公款旅遊，共花費七十餘萬元人民幣。憤怒的村民們去鄉里找到他說理，嚇得他連門也不敢出。鄉親們不無幽默地說：「共產黨不管他們的黨徒黨孫，我們來替他們管管這些中華民族的敗類」。
四、 究竟是誰「忽悠」誰
當趙本山這個家喻戶曉的「忽悠」大王的「忽悠文化」盛行之時，中國人都開始「忽悠」起來，都在選擇適合自己欺騙和「忽悠」的對象。鄉親們向我講起了有關 「忽悠」的二件事情，一件是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忽悠」他們的總書記胡錦濤的真實故事：在2003年的冬天，胡錦濤到山東省定陶縣去視察工作，聽說那個地方盛產蘑菇，便要去參觀，當地官員把他領到了一個叫「王梁鄉」的鄉里，但是由於氣候原因，該鄉根本沒種蘑菇。當地幹部為了讓總書記滿意，便提前到河南省夏邑縣買了一些蘑菇，然後把蘑菇放到塑料大棚裡，告訴胡錦濤說，這就是他們種植的蘑菇。胡說：「此項目可行。」於是在胡錦濤走後，當地政府馬上給老百姓發放貸款，種蘑菇。可是那些不懂種植蘑菇技術的農民們並沒有把錢用到種蘑菇上，不少人都用貸款給自己買起了摩託車和手機，並說：「反正是胡錦濤批的錢，不用白不用」。此事在當地傳為笑話。
第二件事，就是鄉親們講到了共產黨「忽悠」農民們的問題，他們說，雖然是共產黨聲稱「減免農業稅」，但是他們卻通過抬高農業生產資料的辦法把負擔又加給了農民。比如說，過去一噸化肥只需要48元人民幣，而現在卻需要90多元，如果每畝地一年用化肥一噸，一畝地就增加了幾十元的農資負擔，而農業稅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畝地才徵收8元錢，由此來看通過「減免農業稅」的辦法並不等於就能減輕農民們的負擔，相反由於各項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農民們的經濟負擔反而增加了。因此鄉親們說：「如果不算帳，還真被所謂的『減免農業稅』給『忽悠』住了」。
從以上幾則真實的故事中，我們不能不看到農村形勢的複雜化，更加令人深思和可怕的是，這些千奇百怪的事情並被有引起當局的重視，而任其發展蔓延。難怪鄉親們困惑的問我；「他們共產黨政府裡的幹部都在幹什麼？他們究竟還管什麼？！」
我的回答也很簡單：「他們在營造和諧社會，在搞和平發展，如果把權利給你們，那些貪官污吏不都倒霉了？他們完蛋了，誰還幫助共產黨維持這個來之不易的『和諧社會』局面哪？！」其實，這就是共產黨的「硬道理」，至少目前誰也無法碰它和改變它。至於這樣的道理究竟能維持到什麼時候，那就只有讓歷史的發展規律來決定了。
不論怎麼樣，以上這幾則民間故事也足以聊博得人們一笑，並在笑聲中引以思考。
2005年6月1日 於徐州家中
《人與人權》（www.renyurenquan.or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