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又送來了通知，並有系總支的一位同志當面動員：校黨委三次請你參加座談會你都不去，這不太合適。這樣，他才老大不情願地跟了去。
那時候，中國人民大學校本部，還在北京城內鐵獅子胡同原來段祺瑞執政府舊址、後改稱張自忠路三號的大院內。到了會場，校黨委書記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老套套又說了一遍，並說這是毛主席的教導，請大家打消顧慮，踴躍發言。在一些真正的黨外人士發言之後，葛佩琦才站了起來。他就黨內同志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黨外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等等，給黨委提了一些批評意見，並語重心長憂心忡忡地簡略闡述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報》第二版頭條，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在23日和24日，連續召開講師以上教師座談會的消息，引題為《克服教條主義、宗教主義、驕傲自滿情緒》，大字正題為《中國人民大學趕快前進！》，文後對襯的標題是：《教師繼續座談，踴躍提出意見》。
文中共有五個小插題，比較詳細地報導了八位教授、講師的發言。前四個小插題是：《不要驕傲自滿》，《在學術上要充分發揮獨立工作精神》，《教學和科學研究不能憑「人海戰術」》，《對幾個共產黨員的批評》－－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一些黨員教授、系主任在學術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義情緒，有的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說：「近百年來，中國的科學是落後了；在座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你們是否感到慚愧？」
最後一個即第五個小插題是《葛佩琪（琦）談黨群關係》，其全文是：
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琪（琦）的發言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認為「今天的黨群關係比起1949年差了十萬八千里」，他說「群眾為什麼對我們（黨和政府）起惡感呢？因為我們做的事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好。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產黨」。他甚至提出，現在共產黨工作做得好沒話說，做不好，群眾就可能打共產黨，殺共產黨的頭，可能推翻他。他接著提出：現在學校領導上總愛說這個公式：大家意見很好，能處理的就處理，不能處理的就解釋清楚。他認為有錯就應該承認，當不了校長可以自己申請調動，自己造成的錯誤應該自請處分。今天不是再用這個公式的時候了。
對《北京日報》的這一報導，葛佩琦沒有提出意見。雖然摘發得生硬、不週全，但這和一些領導人也常愛說的「弄得不好，就會亡黨、亡國、亡頭」的憂黨憂國憂民之情，並沒有本質之不同；而且「群眾為什麼對我們有惡感，因為我們做的事情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好」，顯然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語氣。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週報》的報導，他頓即覺得炸了頭。因為它斷章取義橫加篡改地說他說了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
當天下午，他就面見了學校校長、校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週報》的這段話情急氣沖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沒有更正，而且風聲鬧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離譜，在6月8日全國正式「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之前就對他展開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人民日報》第七版，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舉行座談會，教師們從不同觀點提出問題》的報導，並用醒目的小黑體列了五個小插題。其中四個小插題都是某某人說的一句話，都是一般的批評建議，如《楊承祚說，人民大學各級領導應職責分明》、《周作仁說，人民大學要克服宗派主義》、《龐景仁說，我認為辦好大學，首先應該教授多講課》、《曲學文說，人民大學培養出來的幹部做了很多工作》；惟有第五個小插題不但長了好幾倍，而且內容完全是攻擊謾罵－－ 《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在這個小插題之下，說葛佩琦論述了這樣一些話：我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
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汽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物資供應之所以緊張，這是由於執行黨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豬肉哪裡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養豬……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是歡迎他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利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1945年抗戰勝利時，受了日本人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用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匯報得多，就是好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這是組織給他的任務。
……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筆者不厭其煩地將這些讀來頗不通順的文字幾乎全部轉錄於此，就是想讓今天的讀者看看，當年一些人為了「政治」的需要，是如何地斷章取義，故意地曲解人意。
6月5日，《人民日報》第七版以《讀者來信》形式，發表了《我反對葛佩琦的觀點》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連刊出四篇「讀者來信」：《老百姓沒有委託葛佩琦發這樣的言》，《葛佩琦的發言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眾生活水平沒提高嗎？》
6月8日，毛澤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吹響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對葛佩琦的批判也隨之白熾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報》的第七版，就有《中國人民大學教師汪金丁等發言，要跟葛佩琦劃清界限》的長約三千言的報導，六個黑體字小插題中的三個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繼續發表反共言論》、《汪金丁說，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種思想劃清界限》、《趙玉珉表示堅決反對葛佩琦的觀點》。在《葛佩琦繼續發表反共言論》的那一段說：
葛佩琦說，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也許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裡，沒有注意到《人民日報》5月31日至6月7日那幾篇等於率先對他進行公開揭露的報導和批判文章；當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報》，他的腦袋瓜就更大了！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斷章取義橫加篡改的《人大週報》刊登他的發言全文中，也沒有這樣一段話。因此這就不只是斷章取義橫加篡改，而是實實在在的純屬捏造！他當即寫了更正信，並於第二天上午親自送給了《人民日報》社，信的全文如下：
編輯同志：
六月八日你報七版刊登的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這段報導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是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
應改為
「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時候，除了別有所圖的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人都處於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驚恐中，對「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澆油，沒有任何人敢於公開為「右派」澄清片言隻字。《人民日報》對葛佩琦的這封更正信不但隻字未提，而且對他的批判更加連篇累牘。6月14日，該報以南京電、保定電、瀋陽電，發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報導，同時刊發了《葛佩琦的學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馬寅初的《我對儲安平葛佩琦的言論發表些意見》。6月16日，在《堅決粉碎右派的進攻》的大標題下，不但有《農業勞動模範痛駁葛佩琦》的小標題，在《復員軍人號召保衛革命果實》的那一段，還說「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說共產黨員『無惡不作』」。6月17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發了新華社的報導：《人民大學教授抨擊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報》第七版《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北京礦業學院礦工和革命軍人出身的學生座談》，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按不住心頭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總標題下，老蘇區人民、河北一農業社農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會或談話，痛斥葛佩琦的「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臺」……
在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的如此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地劃成了「極右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