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來，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歷次運動先造輿論，再造紅色恐怖，打擊一大片，人們在膽戰心驚中迷茫，發狂、激進，互不信任，互相揭發，六親不認，打死白打死，冤死活該，受迫害被捏造罪名，老百姓在紅色恐怖的人間地獄裡偷生，黨內外一片惶恐，哪有人權可言？
那天我和爸媽談起「九評」，他們二老講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小故事。土改時，我不滿一歲，媽媽和我在姥姥家住。一天，突然來了一幫貧民團，說是要封我姥姥家門，把姥姥全家趕了出去，那時我小兜兜裡有一塊大洋錢也被貧民團奪了去，我媽一塊新褲料縫在外褲上，也被貧民團的人從身上撕下來拿走了，姥爺被他們強行帶走。姥姥對媽媽說：「這娘家不能呆了，回婆家吧。」媽媽流著淚，我大聲哭喊著。到了奶奶家，才知道奶奶家也被貧民團封了門。爸爸回憶說：「當時貧民團的人叫著我的小名說：『XX，出去吧，這東西（指房子等家產）不是你的啦。』」我們成了無家可歸的淪落人。後來聽說我姥姥村有一戶人家被封了門，主人只穿褲衩被吊在樹上，貧民團的人拿棗樹枝子（帶一厘米長的尖刺）沒頭沒腦往死裡打，打得人家滿身是血，晚上他妻子連油燈都沒有，摸黑用手給她丈夫拔刺，一晚上拔出了半碗棗針刺。後來要打我姥爺，我小舅嚇得大聲喊：「甭打我爹，我知道我家場院裡埋著大洋錢，我們拿出來。」就這樣小舅急中生智才救下了我姥爺。其實我奶奶家、姥姥家也只是個中農。
爸爸還告訴我說：我們附近村的貧民團把一個只有6母地的人家當成地主，主人被一根繩子拴住兩腳繩子另一頭被栓在打驚了的馬背上，整個人在大街上被活活拖死。
一村看一村，貧民團互相取經，運動一展開，一發不可收拾，每次運動大都如此。這一切的發生，都是被毛澤東肯定了的，說是矯枉必須過正，屈死、打死、冤死、氣死，這都是共產邪黨的政策所至。我上小學時，邪黨號召知識份子給它提意見，說是不打棍子、不揪辮子。結果，給提了意見的，哪怕是給書記提了意見，都被打成了右派。我非常尊敬的、受同學歡迎的、教課水平很高的兩位老師，一位孫老師、一位韓老師都被打成右派，那時我認為：誰好、誰有才能就是右派，我不為他們恥，而為他們榮。
我村有一位80多歲的老人，她兒子在北京工作，被打成右派後，流放到東北邊疆給凍死了。老人總問為什么兒子不來看我，可憐她一直到臨死都認為是自己兒子工作太忙了。
在街上我遇到一位73歲的老人，給我談起他大學畢業後，老老實實從事自己的教學工作，反右派時，自己是因為單位右派人數比例不夠，領導想來想去，讓這位老實人為湊數被劃成右派，窩囊了一輩子抬不起頭來，這樣的惡黨給這位老人帶來一生的痛苦，又有多少家庭被惡黨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大躍進時，人們又被惡黨搞的發了狂，母產皮棉千斤，母產糧食萬斤，天天放「衛星」，毛澤東是農民出身，怎能相信這鬼話？既然母產千斤、萬斤，按產量交公糧後所剩無幾，農民自然沒的吃了。村村鬧飢荒，家家不夠吃。當時正長身體的我放學回家，早已飢腸碌碌，掀開鍋，鍋裡煮的是一鍋榆樹葉子，再餓也難以下嚥。村幹部逞臉說我村糧食吃不完，生產隊裡開會讓各家報自家的糧食數，社員們也都是有一報十。那時我父親在北京部隊工作，我們弟妹四個，只靠媽媽一個勞力養活，年年拿錢從生產隊裡買基本口糧。我媽說我家沒糧食吃了，開會時隊長當著社員的面斥責我媽，並打了我媽一巴掌，我媽就這樣被當眾凌辱。回到家，已是深夜，四個孩子已睡熟，被媽媽的哭聲驚醒，我知道媽媽是個能吃苦能忍耐的人，一定是受了大委屈。我抱著媽媽哭，幾個弟妹也跟著大聲哭喊，媽媽無法言語，滿臉淚水。第二天，媽媽又去下地幹活，結果餓暈在地裡，被社員用小車推回了家。我聽門外亂哄哄，就跑出去看，只見車上的媽媽臉白得像死人一樣，我大聲哭喊著：「娘！這是怎麼啦？」醫生給我媽媽打了兩針葡萄糖，半天媽媽才慢慢活過來。醫生說：「這是肚裡無糧，飢餓所致。」檢查團來我村，幾家的糧食放在一家，其實大罈子裡放的是被子。罈子口上鋪上一碗綠豆，逞強逞到這份上，告訴檢查團：「看！我家光綠豆就有一大罈子呢。」我小妹妹會走路了，餓得又不會走了，我小舅生了一個兒子，舅媽餓得沒奶，兒子自然也餓死了。可這情況被說成是還蘇聯債，三年自然災害的原因，其實是大躍進時，虛報畝產千斤、萬斤，按虛報的產量交公糧的結果。為了保住毛澤東的權利，全體跟著撒謊，你騙我，我騙你，騙人者也自欺欺人，謊言滿天飛，人們被騙著，寥寥幾個清醒者，有話不敢言，彭德懷經過家鄉調查寫了萬言書，最後自己在被打倒的文件上簽了字。一言堂。一人說了算，在這騙人邪黨領導下，餓死多少人，中華民族的災難啊，有說清楚的那一天。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被帶動得狂妄得不知自己姓什麼，被抄家、被打死、跳河自殺者比比皆是，河邊死屍旁飛來飛去的蒼蠅，被一個破席蓋著的事情時有發生。我們班51名同學，17名同學的家庭被觸及、被抄家。有的同學嚇得求同班出身好的同學去抄自己的家，期望是熟人，受迫害輕些，那知善良的同學看到打人的慘狀心驚膽戰，看到耀武揚威的紅衛兵，有的穿著軍裝，拿著鋼鞭，簡直就是土匪。有一天，有一個轉業到我們班的同學，站在30多人的隊伍前邊聲嘶力竭地喊叫：「地、富、反、壞、右的狗崽子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給我聽著......」那時我們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聽這位轉業軍人的訓斥，無一人敢動、敢言語。
然後就是斗走資派，武鬥，學生不上課，工人不做工，社會一片混亂，想打倒誰，上邊一句話，幾天就倒。人整人，人斗人。我奶奶拿著小紅書（毛語錄）去開會，書上有土，奶奶用手拍拍土，被說是不尊重毛被批鬥一通。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師把劉少奇說成毛澤東，純屬口誤，被學生批鬥，搞得無法見人，只好另投它校。在這樣的社會裏，人們戰戰兢兢地過日子，在這樣的日子裡，被掛牌批鬥、遊街，牌上寫著侮辱自己的話，嘴裡罵著自己，手裡敲著鑼，成群的人看熱鬧，被強迫剃成光頭。批鬥會跪在台上，發言聲聲咒罵，心裏是啥滋味？
在邪黨領導下，中國人半數以上都受過各種迫害，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啊！怎麼現在才認識這個邪惡的黨？怎麼現在還有那麼多人只承認它造成的災難，而看不清它的邪惡本質呢？甚至有人聽都不願聽呢？
六四反映了中國人反腐敗、反貪污、求民主的心聲，老百姓從未那麼心齊過，大家伸出食指和中指對著遊行者表示讚許，滿街是支持者。然而鄧小平下令開槍打死許多人，坦克從學生身上壓過去，長安街變成屠殺場。說是要換來20年穩定，人們遭此慘案，人人過關，個個表態，造謠電臺又開始忙起來，說沒打死一個人。又有誰相信呢？我有一位同事住在木樨地，他鄰居家一兒媳在廚房做飯，被不長眼的冷槍子給打死了，公公是個有頭有臉的人，上告卻無人理睬。我的單位在此事件中死一人、傷一人、失蹤一人。這位同事去醫院，醫院一屋子橫七豎八地羅了一羅一絲不掛的死屍，足有50多人。一次次屠殺，一次次迫害，驚醒了少數人，嚇壞了多數人，迷惑了不少人。國民黨時期，它一次次欺騙鼓動學生運動，後來害怕學生運動，鎮壓學生運動，一有風吹草動，就嚇得忐忑不安，三人上訪都算違法，可是卻擋不住滿街的罵聲。點點面面的全國性反迫害經常發生。
人們難道就這樣在邪黨假、惡、鬥的領導下的社會裏生活嗎？紛紛出國避難、躲災成為一種潮流，雖然熱愛自己的祖國，但不得已只好選擇更有人生價值的大逃亡，大家以各種方式追求著自己所追求的。
當我得到了法輪大法後，我猛醒，我驚呼：「這就是我所要追求的！」這絕對是天理。師父的每句話都穿透了我的心，我覺得我是三生有幸，祖上積德，讓我遇上了這一高德大法，我認同我就是為同化大法才來到人間。十一年來，我天天看師父的書，那麼多書反反覆覆看，師父講的法如此圓容，無懈可擊，令人心服口服。他使我心靈深處的改變，精神境界的升華，人的執著的放下真是無法用語言說清，十一年我沒吃過一粒藥，我受益無窮。99年開始江澤民利用共產黨用各種流氓手段迫害法輪功，至今已迫害死1600人以上（政府統計7000人以上），而且人數仍然不斷上升著，到今天已達六年之久，我沒有一點動搖，雖然看似度日如年的迫害中，我堅信大法，堅信師父。為什麼？因為一切宣傳是謊言，師父的法在我心裏，我不相信它們。從歷次運動中，我也能識別它們。說三個月要滅掉法輪功，可六年了，法輪功卻傳遍世界。只是因為這些人要做好人，因為煉法輪功的人太多了。對這些手無寸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煉功人都可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政治上搞垮、肉體上消滅，這樣的政府可怕不可怕？在這樣的國度裡生活，邪黨怎能不次次在世界人權大會上遭譴責？江澤民怎能不成為世界五大人權惡棍之一？這樣腐敗、墮落的黨怎能讓人再相信？怎能不遠離它？怎能不遭天譴？令神為之震怒？不是誰要打倒它，是它病入膏肓，氣數已盡，何況它迫害的是走在修煉路上的大法弟子，天不容它了。
警察幾次到我家騷擾，並威脅說：「不許這，不許那，否則連累我下崗，你也甭想好受。」逢年過節，逢開什麼邪黨會議，逢敏感日子，電話騷擾，來家騷擾，在小區裡跟誰說句話，送點東西都有人盯哨，匯報家委會，並盤查有關人，這社會不是人間地獄？我只好漂泊度日。有一學員被命令不許去天安門，該學員只問了一句：「天安門為什麼不能去？」就被關了一個月。原來它們策劃了春節前的天安門自焚慘案要栽贓法輪功。在監獄裡各種慘無人道的刑罰五花八門，有的罰站36小時，困得學員直挺挺的幾次摔在水泥地上，十幾天不讓上廁所，憋得人渾身腫脹，人都變了形。進勞教所好好的人，幾天送出的是屍體、骨灰，說是自殺、暴亡，親人上告無門。它們心虛，不公開的濫殺無辜，草菅人命，殺人如麻，這就是共產邪黨統治下的暴政。
共產黨的末日就要到了，我勸明白人趕緊和它一刀兩斷，當有人清算它時，為保平安，別給它當墊背的。我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仇恨，因為我和我家算不上什麼，多少家庭受的迫害那才是謦竹難書，我只是看了「九評共產黨」後，聯想起一些事，隨便把我親身經歷和知道的事寫出來。當人們從理性上認清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後，再看它近百年來的歷史是多麼荒謬，那些貶義的詞彙安在它身上，我以為一點也不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