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共與蘇共的決裂發生在斯大林死後，而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儘管毛澤東對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一直不滿，但鑒於蘇共的支持對中共生存的關鍵意義，毛對斯大林採取「陽奉陰違」的兩面手法，一面公開讚美斯大林，一面清洗中共黨內的「親蘇派」。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蔣介石為了獲得斯大林的支持，在外蒙問題上向斯大林做了妥協。當時，出賣外蒙的消息一傳回國內，群情憤怒，所有的黨派紛紛表態，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國家領土問題上向斯大林讓步。而惟有與國民黨水火不容的中共卻公開支持這種出賣，其動機無非是為了在即將開始的國內最高權力的爭奪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二戰結束後，由於美國的立場更偏向於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毛澤東一手主導的中共七大，才開始放棄在蘇、美之間左右逢源的騎牆態度，而確定了向蘇共一邊倒的政策。可以說，沒有蘇共在東北戰場上為共軍提供的便利和武器，林彪不可能取得遼瀋戰役的勝利。１９４９年中共執政後，出於自私的鞏固權力的目的而對斯大林妥協，簽定了出賣外蒙古的條約。這一歷史事實至今還被中共封存（見蒙古公布的外交檔案ＳｕｎＦｅｂ２０２０００年）。
由此可見，中共在１９４９年的暫不收回港、澳和讓外蒙獨立，皆是為了鞏固一黨政權的私利而出賣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賣國行為，甚至不惜以中國的巨大犧牲參加朝鮮戰爭。不僅如此，毛澤東在剛剛奪取政權後的首次訪蘇，１９５０年２月，在莫斯科，中蘇雙方締結一個令人震驚的秘密「協定」。中國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澤東為首，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蘇聯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為首，維辛斯基出面簽訂。這個協定要求雙方高度保密，不得公布其內容。這當然是照顧到中國人的面子，因為出讓自己民族利益的是中國方面，得益者卻是蘇聯。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６日，美國對外政策協會在紐約公布這一密約。從中可以看出，中共不僅放棄了國民黨曾堅持的領土，而且讓蘇聯人在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貿易、工礦、交通、資源等一系列重要領域，完全滲透且控制了中國，已將中國拉入蘇聯的整個戰略體系之中，使中國成為蘇聯征服整個世界的一個忠實的馬前卒。這項秘密協定，幾乎完全順從和維護蘇聯統治者的意旨和權益。從其條款內容和性質看，這個密約對中國國格的侮辱，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朝與外國列強簽定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都望塵莫及的。說它是賣國之最也不為過。不過，如果我們回顧１９２１年中共建黨之後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共對斯大林的讓步有著更不便啟齒的原因：即中共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並最終取得政權，完全是得益於蘇聯的一手扶植。在中共的綱領、高層人事安排和大政方針等關鍵問題上，共產國際的代表長時間內具有最終的主宰權；莫斯科既是中共的幹部培訓基地，也是中共高幹及其家人們治病、保養的海外醫院和療養院。
更重要的、也是中共最不願讓國人知道的方面，即中共在經濟上對蘇共的依賴。早在１９２０年中共正式建黨前，蘇共派駐中國的代表維經斯基就為當時的共產主義小組提供經費，第一筆有明確記載的經費，是在中共「一大」後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從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２年６月，中共機關的支出為１７６５５元，其中國際協款１６６５５元，自籌１０００元。陳獨秀還在中共的「三大」會議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中共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經費按年排列如下（主要以美圓計算）：
１９２３年，中共每個月平均得款１８７５元，共２１０００元左右；另有１０００美金用於救濟受政府迫害的同志，１０００金幣的額外幫助。１９２４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３０００元，全年３６０００元。１９２５年，最初每月平均得款３３００元，全年３９６００元。１９２６年，中共支出大大提高，平均每月得款不少於萬元，全年１２萬元左右。１９２７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３萬元以上，全年不少於４０萬元。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２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５萬元左右，每年６０萬元，５年內３００萬元。從１９２７年開始，中共還能得到處理特別事件的「特別費」，每年不少於幾十萬元。比如：僅就１９２７年來說，援款３萬元用於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援款２．３２萬元用於開辦黨校；援款５萬元用於湖南農民運動；援款１萬元用於秋收起義；援款１０萬元用於廣州起義及善後救濟。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９日，莫斯科緊急匯給中共１００萬美元，並決定日內再匯５０萬美元，以幫助中共組建軍隊、挽救危機。再如，１９２９年僅特別費一項就１００多萬元，１９３０年的濟難費１１。４萬元，團費７萬元等等。雖然，１９３２年之後，共產國際的援款沒有逐年的明確記錄，但是從一些零星的記錄上看，只能越來越多。如１９３６年援助物資１６００頓左右；１９３７年１月，斯大林批准向中共提供援款１８０萬美元。１９３８年，先是王稼祥７月份回國帶回一筆不小的款項，之後，季米特洛夫批准給中共緊急援款３０萬美元和一些武器、藥品、印刷機器和其他物品。１９４０年，僅季米特洛夫批准的給中共的援款就有３５萬美金。（參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以下簡稱《恩怨》；另見楊奎松文章：《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載於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２００４年６月號，第８３期）。蘇共也扶植過國民黨，孫中山在向西方國家爭取援助而不得時，他轉向了蘇共，蘇共對其北伐的軍事支持，換來他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和國共第一次合作。國共決裂之後，蘇共開始為中共的武裝割據提供財政支持。日本入侵中國後，國民黨軍隊成為中國戰場的抗日主力，蘇聯為了防止陷於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開始把主要援助給了國民黨，估計有上億美元。特別是隨著德國入侵蘇聯，美蘇英中反法西斯聯盟的建立，美蘇兩國對中國的援助，中共雖然還能得到蘇聯的一些援助，但是與國民黨得到的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當時中共抱怨說：武器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蘇聯駐延安的特派觀察員弗拉基米洛夫剛到延安時，就因武器援助問題受到中共的指責。當他被同事帶到楊家嶺見毛澤東等高官時，他記述說：
「楊家嶺溝口有兩個穿軍裝的士兵守衛，拿著大刺刀，擺好了刺殺姿勢。客人們被帶進窯洞去見任弼時。接著，依次進來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鄧發以及其他人。禮節性地寒暄過後，任弼時就不客氣地說：『告訴斯大林，我們要武器，要武器打日本人！』」（《延安日記》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蘇」弗拉基米洛夫著，呂文鏡等譯，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內部限量發行版Ｐ１９。以下簡稱《日記》）
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蘇聯的援助又開始向中共傾斜，１９４４年，在中共高層的會議上，毛澤東用手比劃了一個砍頭的動作，信誓旦旦地說：蘇聯一定會援助我們，「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在國共內戰的決定性時刻，蘇聯不但給予了中共大量武器援助（僅４５年─４７年就給了中共３０萬枝以上的步槍），更重要的是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之後，公然違反蘇聯與國民政府簽訂的協議，違背與美英之間的承諾，私下裡把東北和繳獲的日軍武器無償地移交給中共軍隊，共有步槍７０多萬枝，機槍１５０００多挺，各類野戰炮４０００多門，汽車約２０００多輛，坦克約６００多輛。中共取得內戰的勝利後，蘇聯人曾質問中共：你們怎麼能說是靠「小米加步槍」打敗的蔣介石？毛澤東笑而答曰：這樣宣傳有利於鼓士氣、壯軍威和凝聚民心，並讓全世界知道，蔣介石用美援武裝的卻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見《恩怨》）。
二、毛澤東在延安玩弄斯大林
毛澤東是個極端的機會主義者，毛的機會主義又以權力為核心目標。在抗戰時期的延安，已經握有中共最高權力的毛澤東，不僅對黨內玩弄機會主義，而且在美、蘇之間也從未停止玩弄機會主義的權謀，即便蘇共給過中共再多的支持，毛也決不會真心對待斯大林。負有與中共合作使命的弗拉基米洛夫，通過近距離觀察對毛澤東得出如下結論：
「對他來說，不存在什麼道德標準。如果有本事或者有機會撈點什麼（即使使用最不體面的手段），就干！理由嘛，過後總會找得著的！……毛對任何個人或千百萬人都不感興趣。重要的是抓權。至於說，抓權究竟要付出多大犧牲，這個或那個步驟是不是冒險主義的，是不是可以用較小的損失取得較大的勝利，他是很少關心的。確切地說，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計畫的工具而已。有時，我覺得他說起話來，儼然是個救世主。他凌駕於人類、法律、道德和苦難之上。有的時候，他就是用這種腔調說話，說得忘乎所以。他極端無情。對他來說，善惡隨一己之私利而定。他興奮起來，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這時，他平常那種無生氣的樣子就無蹤無影了。」（《日記》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６日，Ｐ１５９）「毛通過拚命奪權來壓制每一個人。他的全部『理論』，只不過是為這種一直縈繞心頭的目的打掩護而已。毛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一心嚮往的事物。他有一些慣常的行動，但他所全神貫注和熱切希望的，只有權力！有了這種權力慾，那就對什麼都沒有感情了。這毀了毛澤東，使他變成了一個毫無人的自然情感的、危險的、專門整人的人。事情如不按他的計畫進行，那就對他毫無意義。凡是與鞏固他個人權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與中共不相容的事──這就是毛澤東的終極的政治信條。」（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５日，Ｐ３５７）
在弗氏《延安日記》中的毛澤東，是個仇蘇騙蘇的極端機會主義者：當著蘇聯駐延安小組的面就讚美斯大林，而在中共黨內就貶低斯大林；蘇共給錢時就斯大林萬歲，而不給錢時就連罵帶怨；對駐延安的蘇聯小組，蘇聯在二戰中打得不順利時就冷淡，而蘇聯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時就熱情。《延安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當日本準備協助德國進攻的壞消息不斷傳道延安時，毛澤東曾對弗拉基米洛夫說：「我已經命令對日本法西斯作好戰鬥準備。讓他們來侵犯蘇聯邊境試試！你們不用擔心。八路軍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調整。」（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３日）而親耳聽到這些誓言的弗氏卻認為毛在撒謊。他通過自己在延安的觀察和體驗認識到： 「蘇聯形勢危急，而中共領導對此漠不關心。他們的行動，確切地說是不動，顯然鼓勵著日本軍閥加緊在我國邊境上進行軍事準備。」（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４日） 「我可以絕對肯定地說，我們如果和日本打起來，休想得到中共軍隊的援助。」（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０日）
王明也證實了毛的反蘇傾向：
「……毛澤東還講過反蘇親德一類的話：『蘇聯必敗，德國必勝』，『二十四年的社會主義不能同八年的法西斯主義爭勝負』，『斯大林不能戰勝希特勒』，『俄國人不能戰勝德國人』。又比如，當時毛澤東高談闊論說：「斯大林保衛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戰略計畫是完全錯誤的。應該主動地放棄這些城市，讓德軍去佔領。」（《中共五十年》，王明著，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內部限量發行版Ｐ６１；以下簡稱《五十年》）
毛澤東對莫斯科的敵意，也可以從「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盛岳先生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盛先生說：
「在分析導致共產黨中國和惡果衝突的早期因素時，我們必須看到，首批俄國訓練的、矢志忠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中國人一回國，就竭力奪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對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這場權力鬥爭持續了二十多年。結果毛澤東甩掉了所有為俄國人尤其是斯大林特感興趣的幹部，如陳紹禹、秦邦憲、陳昌浩和後來的張聞天、楊尚昆等人。他們的下臺，無疑是蘇俄和共產黨中國關係惡化的內在因素，也是表明這種關係惡化的一種徵兆。」（《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Ｐ３；以下簡稱《革命》）
究其原因，毛天生就是權力狂，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極端機會主義者。在長征時期的黨內權爭中，毛先將共產國際代表李德擠出權力中心，之後又擠掉張國燾。到了延安時期，毛在黨內的主要政治對手變成了以王明為代表的親蘇派，極端厭惡斯大林及共產國際對王明的支持。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最終在黨內權爭中獲勝，與二戰時期形成的國內外環境密切相關。首先，就國內環境而言，對中共威脅最大的蔣介石政權，因迫於抗日壓力而無暇繼續圍剿中共，特別是張學良製造了「西安事變」，使割據於陝北的中共有了喘息之機和養精蓄銳的閑暇，毛澤東正好利用中共沒有外來壓力的閑暇而全心全意地經營黨內的權謀。其次，就國際環境而言，對中共最具權威的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因希特勒的壓力和戰時環境而分裂，共產國際隨之自行解散，也無暇顧及中共黨內的爭權奪利，更無法給予王明等親蘇派以有力的支持，使毛澤東可以肆無忌憚地玩弄權術打擊「親蘇派」。在日本侵略者這個全中國人民的最大敵人就在眼前的民族危亡的時刻，毛澤東眼裡的最大敵人卻不是日本人，而是黨內的王明等人和黨外的蔣介石。毛的這一切謊言和兩面派權謀，先是為了戰勝黨內對手、獲取中共的最高權力，繼而是為了戰勝蔣介石、奪取統治中國的最高權力。正如弗氏所言：
「他的目標不變：利用抗日統一戰線來在國民政府中奪取關鍵職位（集中中共的力量來解決這項任務），最後，發動內戰。……實際上，中共中央主席的活動，歸結起來不外是：加緊準備內戰，當侵略者正在蹂躪這個國家時，把國家拖到內戰邊緣。」（《日記》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０日）
毛澤東對蘇共玩弄兩面派手法，也可以從弗氏與毛澤東的關係看出。弗氏把毛對他本人的關係看作是毛對斯大林的關係的縮影，毛對弗氏玩弄的機會主義手法，實際上是針對斯大林的。據弗氏記述，在１９４３年前，毛對弗氏及其蘇共駐延安小組極為冷淡，特別是在希特勒與斯大林之戰的初期，毛預料蘇聯必敗，談及斯大林時常常語帶鄙視。但在１９４３年後，由於蘇聯戰場的形勢開始向有利於斯大林的方向轉變，該年１２月２２日，又有季米特洛夫給毛的電報，除了通報毛的兒子毛岸英得到週到的安排外，更表達了對整風導致的黨內分裂的擔憂，季米特洛夫在電報中說：
「我認為，從反抗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中退卻的方針，以及明顯偏離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戰爭時期，採取這樣的方針，有把黨孤立於人民群眾之外的危險，有導致內戰加劇的危險。這只能有利於外國侵略者以及在國民黨內的代理人。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該把他們保留在黨內，千方百計地利用他們為黨工作。另一件使我擔心的事是，一部分黨員幹部對蘇聯抱有不健康的情緒。我對康生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步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高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Ｐ５８９-５９０）這封電報，不但緩和了王明的危險處境，為整風運動起到了剎車作用，也改變了弗氏等駐延安的蘇聯人的處境。毛開始逐漸對弗氏熱情起來。弗氏本人的記述與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的回憶基本相符。據師哲記述，１９４３年以後，毛經常單獨約見弗氏，花了許多時間來「改造和培養」弗氏，師哲說：「毛主席把孫平（弗氏的中文名字）拉得緊緊的。目的是通過孫的嘴巴把我們的看法匯報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把他變成我們的朋友，讓他宣傳我們的觀點」。（轉引自《紅太陽》Ｐ６３３）從１９４４年夏天到中共七大期間，毛平均每週或隔周就找弗氏長談，每次都有三、四個小時，有一次談話居然長達八個小時。因此，在延安的蘇聯小組也被毛的民族主義所矇蔽，甚至將其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
「中國人民把他們對新生活的希望與共產主義及其領袖聯繫在一起了。他們希望的是一種沒有貧困，沒有民族屈辱，沒有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掠奪的生活。客觀歷史的必然性，使中共成為中國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受奴役的民族接受民族主義，把它當成一種反抗形式，一種堅持自己的權利的表現，一種統一國家的自發力量。但是，只要再向前邁出一步，這種『反抗性的』民族主義就會變成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三十年代初期，德國有幾百萬人投票支持共產黨。但希特勒培植起來的沙文主義，使一切走向了反面。」（《日記》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２日）
而在實際上，毛澤東既不是民族主義者，也不是國際主義者，而僅僅是地地道道的權力至上的機會主義者，他對一切的取捨皆以奪權和固權為標準，所以，他才能不斷地翻雲覆雨，忽而是大義凜然的民族主義者，忽而又是親蘇媚美的國際主義。
三、對美國玩弄兩面手法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一直希望得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承認和支持，他曾充分地利用了斯諾、史沫特萊等美國記者來宣傳自己。毛還指示中共的報紙頻頻發文，高調讚美英美制度及其政治領袖，呼籲美國干預中國內政，幫助中國的抗戰和反獨裁的鬥爭，翻開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凡是涉及到美英兩國的言論，全部是高調讚美，但毛在延安一手操控的整風運動，完全繼承了斯大林式大清洗的衣缽，而與英美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馳。１，一方面在國統區高唱學習英美民主、反對蔣介石獨裁的調子，另一方面在根據地延安進行地毯式整風，清除異己、封殺異見，像檢查行李中的危險品一樣地檢查人的靈魂和思想，連不到十歲的孩子也不放過。意在以恐怖威懾建立起思想一律、言論一律和行動一律的絕對獨裁體制。２，一方面高調讚美華盛頓、林肯等偉大的民主政治家，另一方面大搞個人崇拜，意在確立毛澤東個人在黨內的絕對權威，也就是法統和道統完全合一的極權，毛既是黨的最高權力的佔用者，又是黨的最高真理的闡釋人。３，實力軟弱時就呼籲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實力大增時就趕走美帝國主義。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中共的《新華日報》為紀念美國獨立日而發專文讚美說：「美國……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而國共內戰一起，美國便成為中共眼中的頭號帝國主義，□著中共的節節勝利，毛澤東向美國叫板的底氣也越來越足，終於在進京之後寫下了著名反美華章《別了，司徒雷登！》。由此可見，為了取代蔣介石而成為中國的「唯一人」，毛澤東可以漂亮話說盡，而一旦掌權便惡事做絕，所有關於自由民主的說辭不過是他奪權的工具。多麼典型的機會主義和厚黑的實用主義！１９４４年，毛澤東通過西方記者團來延安訪問的機會，對外宣傳自己並向美國政府傳達合作的意願，聲稱如果美國滿足了中共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要求，那麼中共就可能為打擊日本提供兵力：在政治上，毛希望美國的支持由國民黨轉向中共，即把中共作為未來中國的主導力量；在軍事上，希望美國給中共軍隊提供大量武器及其物質的援助。１９４４年，二戰優勢開始明顯地轉向盟國，軸心國失敗已經指日可待，這無疑也為中國抗日的勝利帶來的希望。鑒於和蔣介石合作的不愉快以及國民黨政府本身的腐敗和無能，美國政府特別想在蔣介石之外尋找能夠與美國合作的政治力量，於是，美國開始與中共接觸。從１９４４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年底，美國先向派出記者團和軍事觀察組來延安，繼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也來到延安。美國政府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在盟國的勝利已成定局的形勢下，儘可能地防止中國在戰後再次陷於分裂，所以，美國既要向蔣介石施壓，推動國民黨政府的民主化，也要向中共軟硬兼施，促成實質性的國共合作，以便在戰後建立一個多黨並存的聯合政府和憲政國家。二是看看中共是否能夠成為符合美國的二戰利益的盟友，如果考察結果滿意，美國就可能拋棄蔣介石而轉向扶持毛澤東，起碼會為中共軍隊提供可觀的武器裝備；。此時的毛澤東正在為與蔣介石爭奪中國統治權而做積極準備，贏得美國的支持也是這種準備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使中共在未來內戰中贏得更多的國際同情，更是為了得到美、蘇兩國在金錢、武器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毛澤東當然希望能夠說服美國拋棄國民黨而扶持中共。所以，美國人的到來，再次為毛玩弄兩面派手法提供了舞臺，在美、蘇之間玩弄平衡術是毛的拿手好戲。毛澤東一面通過駐延安的蘇聯小組頻頻向斯大林示好，經常單獨約見蘇聯駐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大談蘇聯幫助中共對於中國的解放戰爭和遠東問題解決的偉大意義，不斷通過弗氏給斯大林發出獻媚的電報。另一面向美國伸出熱情之手，對來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和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格外熱情，美國人在延安受到了隆重接待，毛親自主持歡迎儀式，會談後大擺宴席，毛還親自寫信向美國總統保證國共合作。毛澤東討好美國人的主要目的有三：１，利用美國管住蔣介石，不讓蔣武力剿共；２，使中共在政治上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承認；３，獲得美國的軍事支持，這一點尤為重要。先於美國軍事觀察來延安的是西方記者團，為了給西方人以良好的印象，毛澤東命令塗掉遍佈延安大街小巷的反蔣反國民黨的標語口號，刷上「團結抗戰」 的新口號，如「加強抗戰統一戰線！」「與蔣總司令合作到底，爭取抗日最後勝利！」「國共合作萬歲！」等，以表示中共一直在與國民黨合作抗戰；同時，他命令３５９旅把通往延安及其冬季營的道路兩旁的罌粟全部鏟除。接著是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美國軍事代表團首批九名成員到達延安，據弗氏日記記載：
「這是毛澤東最高興的一天！」「毛澤東和朱德穿著新制服。他們兩人的出場是有意要表示黨和軍隊的團結。」「毛澤東萬分激動。美國人是否承認中共是中國的領導力量問題（這是美國人到達前毛的思想），畢竟關係不大。主要的問題是得到武器，得到儘可能多的武器！說到掌握武器，那麼，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很明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嘛。」（《日記》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毛澤東為了取信於美國人，甚至與弗拉基米洛夫討論過給中共改名的問題：「今天，毛澤東把我召去，對我說：」我們一直在考慮給我們黨重新起個名字，不叫共產黨，叫個別的名稱。這樣，對特區形勢會更有利，特別是跟美國人打起交道來要有利一些。「（《日記》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２日）
另據５０多年前訪問過延安的美聯社記者記者羅德利克（ＪｏｈｎＲｏｄｅｒｉｃｋ）回憶：
１９４５年我首次造訪延安，意外看到一支旗竿上飄揚著星條旗。這支由少數美國陸軍官兵組成的「迪克西軍事代表團」（ＤｉｘｉｅＭｉｓｓｉｏｎ）幾已被人淡忘，可是成立四年期間，它締造了一個歷史記錄。幾個月後的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他返國向杜魯門總統報告成果，途經延安停留一晚。毛澤東在機場迎接，與馬歇爾搭乘美國代表團提供的卡車一起進城。他們同意擴大停火，並用烈酒互相敬酒。但是，蔣介石自認為軍力比毛澤東強大，拒絕遵守停火，最後敗退臺灣。（美聯社記者Ｊｏｈｎ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特別報導：《美與中共結下一段延安緣》）
同時，毛澤東最初與美國人的接觸，抓住蔣介石在軍事上的失敗、國統區的混亂、貧困和腐敗與延安的有序、廉潔、富於活力之間的對比，甚至向美國人提出成立國民政府之外的「第二政府」：即以延安為中心，把中共控制的陝西、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河南、湖南、廣東等省的敵後根據地聯合起來，成立一個政府。對此，美國人最初的反應是有保留地贊同這一計畫，建議這個政府的名字叫「中國解放區民主聯合委員會。」美國人來到延安，貧瘠的陝北高原上舉行一次次歡迎筵席。據多次被邀請參加這樣的宴會的弗拉基米洛夫介紹：
「威廉．伯金准將頒發獎章給巴雷特上校。中共領導人為受獎者舉行露天宴會。會場上擺了個大桌子。美國人由巴雷特帶領，依次走向桌子，嶄新的勛章在他胸前閃閃發光。人們向他獻花祝賀。在場的人把美國人團團圍住。毛澤東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賀。然後毛澤東就走到美國人中間，擺好姿勢讓記者照像。客人們被邀請入座。葉劍英為祝賀巴雷特，發表了講話。他說，巴雷特上校獲得勛章，這也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嘉獎，中國共產黨認同觀察組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日記》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
美國大使赫爾利來延安，白天談判，午夜時刻舉行盛大宴會。美國人也舉行了答謝晚宴。
「在美國人舉行的晚會上，有威士忌、白蘭地、甜酒、杜松子酒……，當然，還有跳舞大受歡迎。我一想起延安來就一定會想起那架留聲機！還有哢嚓哢嚓地轉著的破舊唱片，以及擠來擠去的人群，他們那嘶啞的喉音，拖著走的舞步，冒著熱汗的面孔……」「戴維斯又一次來到延安。美國人在宴會上狂飲，並要中國同志也參加。」（《日記》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毛澤東及其延安最初給美國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毛也因美國人的信任和好感而歡欣鼓舞，非常明顯地表現出「親美國而遠蘇聯」的情緒。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全力斡旋下，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國共兩黨簽署了一個承諾合作的意向性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是：１，一切抗日的黨派和政治團體聯合起來。２，國民黨政府保證中共以及其他一切愛國的政治力量能夠合法存在。３，將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改組為聯合委員會，所有主要的抗日武裝集團均應在聯合委員會中派駐代表。委員會對盟國提供的武器援助的分配，必須嚴格遵守按比例分配給各抗日武裝集團的原則。４，由兩黨代表組成聯合政府，其最高目標是團結全國愛國力量（主要是武裝力量）來打贏反侵略戰爭。戰後按照孫中山的憲政原則建設國家。一切抗日的武裝力量必須絕對服從聯合政府的指揮。毛澤東還就此親自給美國總統寫信，保證履行國共精誠合作的承諾。美國大使赫爾利在飛回重慶後，還特意致信毛澤東表示對會談感到滿意。
四、美國人不信任使毛轉向親蘇
然而，經過一系列接觸和會談，美國人最終沒有給中共所想要的支持。因為，美國人「對共產黨的恐懼佔了上風──美國人拒不提供武器給中共。」「這件事使毛澤東大發脾氣。」（《日記》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為此，毛召開緊急高層會議，決定給美國政府臉色看，決定撤回駐重慶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來。在毛澤東對美國人失去了興趣時，蔣介石加緊了拉攏斯大林的步伐。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承諾對還在抵抗日軍的國軍給予援助；當年１２月，蔣介石又派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率代表團秘密赴蘇聯會談，主要目的是為了以優厚的條件換取斯大林停止支持中共，只向國軍移交東北主權。蔣介石對蘇的一系列動作，使毛澤東感到震驚，他很害怕出現最壞的結果：雞飛蛋打。所以，毛再次轉向斯大林的蘇聯。在中美蜜月期中受到冷淡的蘇聯駐延安小組，也再次感受到毛的熱情。毛又開始頻繁約見弗氏，頻繁向斯大林發出表示忠心的電報，並且是通過弗氏的電臺發出。毛澤東對弗氏說：「美國人連一個中國問題都解決不了，更談不上解決整個遠東的複雜問題了。這就是說，在最關鍵的時刻，不能沒有莫斯科的參加。通過蘇聯的介入，以及蘇聯東部邊界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的解決，也就『解決了中國的棘手問題』。蔣介石顯然反對莫斯科的這一行動的。」（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日）特別是到了１９４５年，當蘇聯對希特勒的勝利已成定局之時，拿不到美國人武器的毛澤東便開始對蘇聯極盡獻媚之功。弗氏說：
「毛畢生一直在有意識地為抵制共產國際的影響，為修正馬列主義而鬥爭著。這個湖南人真狡猾！這裡有一封給斯大林同志的賀電。電文下面有兩個熟悉的簽名：中共中央主席和新四軍與八路軍的總司令。１９４１年秋季，毛澤東對他的支持者通常只是冷嘲熱諷地告訴我們，而這份賀電中，這種口吻連一絲痕跡都沒有了。現在是１９４５年了！所以毛澤東要吹捧斯大林了。中共中央主席寫到了蘇聯軍隊的輝煌勝利！按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當今，蘇聯軍隊是不可戰勝的。蘇聯軍隊贏得了不朽的光榮，而他（毛）確信，他們還會由於其他許多功勛而贏得光榮。然後，毛澤東向斯大林保證，他的天才的經驗使毛確信，最偉大的解放戰爭將取得最後勝利。」（《日記》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５日）到１９４５年，由於二戰的勝負已見分曉的形勢下，更由於美國人拒絕了毛澤東要美式武器的要求，毛對斯大林的態度變來個大轉彎，開始對斯大林、蘇共和蘇軍大加讚揚，要求蘇聯一定要介入中國及其遠東事務。毛甚至說：如果沒有蘇聯的介入，美國人對中國及遠東的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七大結束後，毛又盡快約見弗氏，向他介紹大會情況，請他按照毛提供的提綱向斯大林匯報。毛的提綱的核心內容是：「七大路線」得到全黨的一致擁護，特別是大會一致擁護毛澤東為一把手和劉少奇為二把手，現在的中共是高度團結的。同時，為了討好斯大林，毛澤東還修改了「歷史決議」中關於幾次黨內鬥爭的評價，改變了對王明代表的蘇聯派的徹底否定的調子，破例把王明和博古選進了中央委員會，甚至將身患重病的王明抬進七大會場。由此確定了中共徹底倒向斯大林的對外政策。而斯大林這個兩面派，一面讓蔣介石和美國放心，蘇聯不會幫助毛澤東打內戰，不會把東三省交給共軍，而蘇軍佔領中國東北以後，斯大林在私下裡決定把東北交給共軍。於是，蘇軍繳獲的大量日本武器被移交給共軍，給予共軍以經濟和技術支持；蘇軍為國軍進駐東北設置重重阻礙，卻全力幫助共軍盡快進駐東北，最後幫助毛澤東組建了擁有百萬兵力的民主聯軍。
參見：「俄」Ａ。Ｍ。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陳春華等譯，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可以說，毛澤東在國共內戰的最關鍵的東北戰場上的取勝，沒有斯大林的全面幫助是不可能的。這也是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後完全倒向斯大林的主要原因。（２００５年７月３日於北京家中）
據《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