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特區就是美國人嘴裡的DC，面積不大，人口不過70萬。沒有工業，無法與芝加哥、底特律相提並論，商業也不發達，較之紐約的曼哈頓也大為遜色。華盛頓也不是海濱城市，沿95號高速公路向南兩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大西洋的海灣，所以又不能與聖地亞哥、夏威夷媲美。但是，DC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她有美麗的波多瑪克河環繞，構成與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的天然分界線。當年華盛頓總統選此處定都，這條在此分叉又合流後匯入大西洋的波多瑪克河便是主要因素。
國家公園是華盛頓的心臟，也是美國的心臟。高聳入雲的華盛頓紀念碑，構成了中心裏的中心，紀念碑正北不遠就是白宮，正南相等距離，坐落著美國「獨立宣言」 的作者、曾為美國拓疆擴土的傑佛遜總統紀念堂，西邊是宏偉的林肯紀念堂，東面是居高臨下的國會大廈。貫穿東西的憲法大道和獨立大道，把沿大道兩邊的聯邦政府機構和博物館、紀念堂串連起來，構成一個東西長、南北窄的長方形，其中除了古典的哥特式建築，便是綠草如茵的大草坪，在此曾舉行過無數次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包括百萬黑人遊行、百萬母親遊行，以及全美同性戀大遊行。 華盛頓是美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跟許多美國大學一樣，GWU既無圍牆也無大門，她與城市自然地融為一體，成為美國政治中心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斷為美國輸送各類優秀人才。
GWU的刑偵系主要培養警察系統的管理人員、偵探、特工以及刑偵技術人才。與其他專業相比，社會對刑偵人才的需求量相對較少，刑偵系的規模也不大，位於法學院與化學系之間，以便於教學和實踐，因為該系的培養目標是既懂法律又懂技術的全麵人才，主修課程都與法律和刑偵有關。
布萊爾教授是刑偵系系主任，也是我的導師。
「我在刑偵系執教二十多年了， 培養出無數專業人才，你是被錄取的第一個中國人，你不會讓我失望吧？」 布萊爾教授一邊看手裡的材料，一邊抬起雙眼，透過黑色的老花鏡鏡框打量著我，好像在問，你小子行嗎?
我不敢怠慢，有了跟文迪在機場見面反應遲鈍的教訓，知道跟美國人打交道得快節奏，便連忙把背了不知多少遍的學歷、經歷和辦案實踐嚮導師匯報，沒等我說完，教授便揮手打斷了我。
「你說的這些都在這裡，」 他把手裡的材料輕輕摔在寫字檯上，然後摘下架在大鼻子上的老花鏡，捏在手裡衝我邊比劃邊說：「我敢錄取你，就是因為你的這些寶貴經歷，我也不懷疑你的能力，關鍵是你的英文，我們從未錄取過外國人，美國執法部門也從未雇佣過外國人，語言和文化恐怕是你們最大的障礙。」
老教授放下花鏡，用食指指著我繼續說：「無論是誰，只要有兩門課得了C，便被淘汰。 另外，我們系不搞論文答辯，而是畢業綜合考試，四個小時，涵蓋所有課程，靠學生當場獨立完成，如果不通過，不僅畢不了業，而且所獲得的學分也全部取消。」
我耷拉著腦袋走出布萊爾的辦公室，臨來時還做著畢業後到FBI當特工的春秋大夢，被人家一盆冷水澆了個透心涼。
開學兩個星期了，還真應了布萊爾的話，語言障礙。頭一天上課，我一走進教室就感到有股無形的壓力，清一色的白人同學，個個都用異樣的目光打量著我這個一身牛仔服的中國人。我想起小時候聽過的一個笑話，說的是一個財迷心竅的人，聽說有個獨眼國，那兒人只有一隻眼，正中間長在印堂穴上。他想，捉一個回來，準能發財。於是，他跋山涉水到了獨眼國，沒想到卻被人家捉起來放在籠子裡面展覽，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人來看這隻兩隻眼的怪物。我看這些金髮碧眼的洋人怪，他們看我這個黑頭髮、黑眼睛、講一口中國味英文的人也一定很奇怪。警察圈子歷來是白人的天下，我真有誤入歧途的感覺。
美國的教學方法很靈活，不光老師講，學生也積極發言，形成師生互動，對習慣於國內填鴨式教育的我來說，極不適應，還沒弄明白人家要幹什麼，已經進入到下個議題，別說發言，筆記都記不全。我只好笨鳥先飛，提前預習功課，找同學借筆記。在吳新玉和文迪的建議下，我還招了一個美國室友麥克，他是醫學院的學生，麥克經常糾正我的英文發音，向我介紹美國大學的教學模式，幫我度過了最困難的第一年。
有一次上課時，老師問我：「石，中國監獄怎樣改造犯人？」
「我們對犯人實行勞動改造。」經過一年多的適應，我也敢在課堂上發言了。
身後傳來一片不以為然的聲音。 一個女同學站起來 ：「我聽說中國的犯人被強制勞動，那是侵犯人權。」
我不想跟她爭論，我給大家講了一個我親手辦過的案子。那是個扒竊慣犯，屢教不改，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一次作案後被拘留，經過警察的教育，痛哭流涕地發誓要重新做人。為表示他的決心，回家後竟舉刀剁下自己右手一段食指，拿著血淋淋的手指回到派出所，發誓從此金盆洗手。誰知沒過多久，便有人舉報他又用那只傷手偷人家的錢包，狗改不了吃屎了。
就是這麼一個惡習極深的慣犯，經過一年勞動改造，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再也沒有重新犯罪。他說，自從進了監獄，才知道勞動是怎麼一回事，本來是一片雜草叢生的空地，經過我們的勞動，在上面蓋起一座座漂亮的房子。在會陷進雙腳的爛泥地上，我們築起一條經得住十噸卡車通過的公路。勞動苦中有樂，但我這雙手以前卻沒幹過有意義的事情，而是用可恥的手段去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回想起來，真是痛心疾首，是勞動改變了我的人生。
同學們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我也沒想到自己竟能當著全班用英文高談闊論。我一講完，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起來，列舉了許多勞動改造的好處，又想出一些鼓勵犯人參加勞動的措施，如適當提高勞動報酬，用參加勞動的天數折成點數，優先考慮假釋等。還有人提出一些限制措施，以防止獄警濫用職權，變相體罰犯人。這些美國未來的執法者，通過那一課都明白了一個事實，中國的監獄也是監管罪犯的地方，而不是關押不同政見者的集中營。
在克服語言關的同時，我還得過金錢這一關。 GWU是私立大學，學費昂貴，加上生活費開銷，必須邊打工邊讀書。 我雖然是全日制學生，但不能像美國學生那樣專心學習，我得半工半讀，把他們喝咖啡、去酒吧的時間集中起來打工。 我每天的日程是，打工、吃飯、讀書、睡覺。
餐館、加油站、圖書館，都留下了我打工的汗水。有一次，有個黑人加完汽油沒給錢就溜了，我還得在交班時用自己的錢補上，大半天的工就算白打了。掙來的辛苦錢，除了交學費，從不敢亂花。剛來美國時，我每天的伙食只有老三樣: 雞蛋、熱狗、方便麵。這都是最便宜的，每天三頓，每日如此。我一個月的伙食費從未超過五十美元，與後來我們一家三口週末下飯館每次一百多元相比，那才叫節衣縮食哪。老三樣成了我的憶苦飯，一想起來就反胃。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不知道什麼是憶苦飯吧，你們的父母小時候都吃過，我有時候也會買一份熱狗憶苦思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