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佔山將軍憤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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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戰命令下達後，最抱不平的是東北的老將馬佔山將軍。記得我在停戰令下以後。到馬佔山的公館，去看他時，他右手端著一碗蛤蟆油，很激動的說：我反對停戰命令，我反對馬歇爾的這項決定，其他你所要問的問題，你隨便寫好了！我相信你寫的會比我說的更好。那一天他表情十分激動，托著碗的手，微微發抖。然後他一會從一個沙發上站起，坐到另一個沙發上，一會再回原座。他的短髯，已經豎了起來，他說東北人民，已經苦了十四年，他們不能再受共匪的蹂躪，我們該拯救他們，因為那些住在松北平原的人民，也是黃帝的子孫。
馬佔山那天穿的是便服，頭帶瓜皮小帽，他的兩眼，炯炯有神。那一年他大約已超過六十歲，但是他說：如果國軍能把他空投在哈爾濱以北地區，他仍願號召家鄉子弟，編組游擊隊。在東北和共匪一決雌雄。
在那次談話中，我瞭解了馬佔山何以被稱為民族英雄，何以在九一八以後，他能在東北北部地區，和日軍一拼，並轟轟烈烈的打了幾次大仗。當時我的感覺是他的寶刀未老，豪氣猶存。
現在讓我把問題再回到五月二十三日，國軍克服長春的當天的情形，那一天杜聿明將軍的參謀長趙家驤，在他的辦公室中，接見了五名往訪的記者，他當時就預言，國軍收復東北全境，有絕對把握，但他所怕的不是松花江以北匪軍部隊的抵抗，而是怕調人馬歇爾將軍，壓迫國軍，不得繼續前進。不幸的是那些話在半個月後。被他言中。
我更能清楚的記起，五月廿三日當天下午我在長春第十四地區空軍司令金恩心瀋陽的家裡，訪問金氏時，他對當時的局面，也表示憂慮，他說：他急須飛往長春，因為長春以北地區的戰鬥，須空軍偵察支援。我們需要速戰速決，否則軍調部的停戰令一下，便給予共匪一個喘息機會。同時他告訴我，四一四的那次長春防衛戰，劉德溥將軍指揮的東北子弟兵七千多人，能夠和四萬多匪軍打了四天，足以顯示東北子弟，保衛國家的戰鬥能力。他也想到他的參謀長曹志瑚在那次戰役中被俘，他十分懷念。
金恩心司令，在四一四戰鬥以前，曾指揮空軍運輸機把劉德溥的部隊，自北平運到長春，他在長春時，就曾坦率的告訴過我，我們運到多少部隊，蘇俄紅軍，都記錄的清清楚楚，有多少彈藥，他們也記錄的清清楚楚。
金恩心是東北人，他在東北行轅進駐長春後不久，即在長春成立了第十四地區空軍司令部，蘇軍自長春撤退時，他奉命飛瀋陽述職，留下了他的參謀長曹志瑚代理他的職務，後來因為長春戰起，飛機無法降落，他只好停留瀋陽待命。
國軍接收後的長春
有家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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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夏天，我離開瀋陽，搭中長路火車赴長春。那時所有到東北工作的新聞記者，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都發給一套美式裝備的軍裝，僅是上衣上，不挂階級，其他的一切和校級軍官，沒有什麼區別。因此坐火車，也不必買票。而且受到相當的禮遇。那是國軍出「山海關」後的黃金時代。當火車停在每一個小站時，穿軍裝的人，購買食物，小販都自動減價。──是出自內心的對軍人尊敬──不過當時車行得很慢，沿路都有「交警總隊」的士兵荷槍站崗──當時的交警總隊，是一個特殊兵團，都著軍隊服裝。
六月的東北農村，高梁還沒有達到「青紗帳起」的程度，從火車上眺望鐵路兩旁的人家，煙囪上冒著縷縷青煙，在田裡工作的農民們吸著旱煙袋，看著火車來了，直直腰露出一些笑容。予人以一種寧靜閑適之感。那是一種經過「兵荒馬亂」以後，邁向「太平歲月」的景象。
我自六歲時，從山東的蓬萊大水坡「下關東」，由孩童時代起，就在遼南平原長大，對於那裡的黃土地帶、高粱地和大豆田，王瓜架，石頭砌成的庭園、特別熟習。我的母親，也就葬在遼南的一個小村莊中，我家後園的白楊樹下。所以在搭車赴長春途中，感慨也特別多，回憶童年時代的往事，不禁熱淚盈眶。但在當時，我卻不能回家，看看我的老父和二哥，以及童年時的遊伴，因為我家的村莊，在一個偏僻地區並沒有國軍駐守，共匪的正式武裝部隊，時常出沒。不過在車廂中，我的腦中，一直出現我住的村莊南邊的桃花林，當春天到來時，開得漫山遍野的花海。在春雪溶化時，青草從地層上長出來，一片綠意，還有毛茸茸的毛菇杜花，秋天的山梨紅，野生的歐粒兒，牛群和羊群，還有秋天的雁陣，山神廟的鐘聲。那裡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外面流浪久了，就是想吃自己家井水煮的高粱米飯和山東煎餅。就是想嗅一下那裡大地的土香。追回童年的那一段日子。
一個懷鄉病患者，一個離家多年的孩子長大了，但所遇到的 是一個離亂的歲月。一路上想了很多，在火車到達長春時，巳是黃昏時候，巿內一片燈火。
不歡而散的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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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隨吉林省政府撤退，離開長春，僅三個多月，但這回所看到的情形不同了，在那裡巳經沒有一個俄國兵，我們三月間撤退時，長春正是冰天雪地，回來後正萬木蔥籠。一切充滿了希望和青春的生命力。
這一次我住在「軍民聯誼社」，也是軍方的一個招待所。那裡邊住了許多軍官和二三十名新聞記者。過去俄軍統帥馬林諾夫斯基的司令部，已改為孫立人將軍的第四綏靖區司令部，長官部在長春有一前進指揮所，由鄭洞國將軍負責。鄭洞國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的副長官，另一位副長官是梁華盛將軍。當時梁華盛巳被中央發表為吉林省政府主席，但仍兼副司令長官，那年他才四十歲左右掛著中將官階，真是威風凜凜，英年得志。這位少壯派將軍和鄭洞國將軍，孫立人將軍，廖耀湘將軍，是當時長春的「風雲人物」。梁將軍主持吉林省政後，長春駐軍曾為他舉行一次慶祝晚會，那一晚，長春的名媛仕女，都參加了那個規模很大的晚會。晚會開始後，梁將軍應邀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給與我印象最深刻的兩句話是「華盛是來做事的，不是來做官的」。在演說之後，接著是舞會開始，一時衣香嬪影，交換舞伴，在玄黃的燈光下，在樂聲悠揚中，使每個人都陶醉在年輕女孩的柔情蜜意中，當樂隊高奏「香檳酒氣滿場飛」，舞伴們並行向前邁步時，突然在一個角落上，掌聲大作，一個青年人站到舞池中央，激動的發表演說。他首先說：「今晚看到這樣盛大的舞會，衷心至感激動，他的良知告訴他，他必須在這個時候，說幾句掃興的話。
接著他痛哭流涕的說：東北同胞淪陷於日本軍閥的鐵蹄之下，已經整整十有四年，受蘇俄紅軍蹂躝也已九個多月，在悠長的歲月中，同胞們天天盼望中央政府來接收。現在我們來了，我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應該是撫揖流亡，慰問父老，但是我們現在卻在這裡跳舞，享受醇酒美人之樂，這樣我們能對得起苦難的東北同胞嗎？松花江北岸，現在猶在共匪盤踞之下，他們正在厲兵秣馬，待機反撲，而我們卻沉醉於歌舞昇平之中，請問這是個什麼時代？大家該不該這樣的狂歡曼舞？......
講話的年輕人，是吉林省教育廳的主任秘書魏際昌。在場中最感到尷尬的是吉林省主席梁華盛將軍，他沒有答辯，也沒有向別人講什麼，會場沉寂得一點聲音都沒有。那一次舞會，自然是在「不歡而散」的情形下落幕。那時教育廳長胡體干先生，還留在瀋陽接洽公務。不過梁華盛將軍事後似未向體干先生提過那件事。體干先生也一直繼續擔任吉林省的教育廳長。
趙君邁換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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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必須向讀者們做一個交代，當東北行轅初到長春接收時期，中央發表的吉林省主席是鄭道儒，鄭道儒是政學系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吳鼎昌任貴州省主席時，他是秘書長。鄭抵達長春後，在第一批人員撤回關內時，便回到北平，因健康不佳留在北平養病。他的主席職務，由財政廳長王寧華兼代，我們第二次撤回山海關時，王寧華和長春市長趙君邁，繼續留在長春，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蘇軍撤出時，共匪立即圍城，長春的保衛戰，隨即展開，在四天四夜的戰爭中，文職人員全部被俘，其中包括吉林省代主席王寧華和長春巿長趙君邁。王寧華被俘後，誓死不肯屈服，破口罵賊，死於共匪的俘虜營中。在那次戰役中，長春防守司令陳家珍少將，也負傷被俘，突圍而出的僅有保安第二縱隊司令劉德溥少將和督察處長崔志光少將。以及中央社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先生。
劉德溥少將突圍後，抵達瀋陽時，行轅主任態式輝將軍，曾經和他握手達兩分鐘之久，讓新聞記者拍照。國軍收復長春後，劉德溥出任五十六師師長，仍統帥整編後的第二縱隊官兵。那支部隊後來棣屬四十九軍。四十九軍的老軍長是王鐵漢將軍，王鐵漢出任遼寧省主席後，由他的副軍長鄭廷笈升任軍長。三十七年秋四十九軍在錦州作戰失敗，鄭廷笈被俘，但五十六師則一直駐防長春。
在四一四戰役被俘的趙君邁，被共匪解往哈爾濱，當時共匪對俘虜的政策是懷柔，除了他們認為「反動的死硬派」像王寧華代主席那樣的人，倍加虐待，對一般官員，則加以優待。因而趙君邁巿長在被俘期間，共匪除了相機加以「洗腦」以外，沒有受到什麼折磨，但那不是共匪的「仁慈」，而是要利用俘虜，作他們的宣傳樣本。
果然那年秋天，他們透過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三人小組，提出交換俘虜，他們要換的人是以趙君邁換回共黨著名作家金人。金人曾翻譯過蘇俄作家蕭洛霍夫所寫的「靜靜的頓河」。但是我方遍找俘虜名簿查不出金人這個人。而共匪俘虜也不透露誰是金人。一直到他們確知金人要被釋放回哈爾濱時，金人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趙君邁換金人」故事。
「趙君邁換金人」，對共匪而言，是他們的勝利，它的影響是使左傾的作家們，死心塌地的跟著共產黨走。給與知識界的錯覺是「共匪尊重知識份子，而不重視官員」。和他們建立偽政權以後，殺蕭軍、蕭紅、清算胡風，整吳唅、鄭拓等的情形，大不相同。
接收、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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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把話題，再引回長春。長春自國軍在五月廿三日收復後，社會秩序，迅速恢復。但那時的軍隊的權力，也迅速膨脹。他們在所有的機關，亂貼封條，並派軍駐守，新六軍先到的地方，貼上新六軍的封條，新一軍先到的地方，則貼上新一軍的封條。許多漂亮的洋房都成為軍官們的住宅。甚至當時的中央宣傳部，想接收日本人辦的官方報紙「日日新聞」的廠房，改為長春的中央日報，也要費很大的交涉。
那時將領們對於辦報，極感興趣，新六軍首先在長春接收了俄軍佔領期間的「光明日報」，改為「前進報」，新一軍則辦了一份「華聲報」。梁華盛將軍則接收了一座銀行分行的建築物和一家印刷廠，創辨「中正日報」。我回到長春不到兩週，胡體干先生也回來了，當時他要我參加中正日報工作，同時也在長春大學教書。中正日報的籌辦工作極為順利，梁華盛將軍從廣州中正日報調來總編輯張知挺，張先生那年巳五十歲，為人和善，他是副社長兼總編輯，社長則是梁華盛吉林省保安司令部的參謀長王候翔將軍。王候翔在吉林辦公，不問報社的事，一切由張知挺全權處理。我當時被聘為中正日報的採訪主任，由軍方撥來三輛吉普車，作為採訪記者之用。在當時吉普車是車子中的「權威」，比轎車更受人重視。那時梁華盛將軍和廖耀湘將軍，都喜歡自己開吉普車，讓司機坐在後邊，前座右邊，則常坐著將軍的貴賓或朋友及家人。
第一做記者，就養成坐車採訪的習慣，應該是受害於中正日報的車子太多。因此到現在，我還未養成記路的習慣，我腦子裡可以記住上百個電話號碼，不必翻電話簿，但現在要我找臺北巿的谷正綱的公館，我還是找不到。雖然我到過谷先生家，不止二十次。這個不記路的習慣，現在巳經無法改正。
「記者」不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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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日報做採訪主任那一年，僅廿六歲，每天可以連續工作十六小時，不知疲倦，那時白天出去採訪，晚上回來看稿、寫稿，彷彿混身是勁。那時各報所重視的是軍事新聞，吉普車開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和各地的師部，因為穿的是軍官的服裝，車子一開進大門，衛兵便喊「敬禮」。採訪上十分方便。
不久長春大學開學了，我是專任講師，開的課程是國際公法、刑法和社會學，而不是新聞。那時我寫的新聞稿文藝氣息很重，常受到張知挺先生的警告，他說：「記者不是作家」，把一件事情寫清楚就夠了，不必用文學筆法去描繪，更不可像寫小說般來寫等寫。這些毛病，以後逐漸改正過來。與我受大學教育無關，因為我在大學時讀的是法律。而對國際公法，特感興趣。
教書時講法學方面的課程，雖是我的本行，但我真正的興趣仍是文學，我在高中時代，是一個文學迷，一心想成為作家，這倒和我的家世有些關連。因為我的伯父是個秀才，他下關東，比我父親早了幾年，是個私塾先生，他的書桌上擺 紅樓夢、西遊記、三個演義、水滸傳等閑書，但他不許我們看，他要我們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和易經以及全本古文觀止。甚至連大學的註解「此章言天道也，此章言人道也」也要背。而我在背書之餘，卻常偷看他的紅樓夢，於是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沒想到後來作家沒有作成，卻做了半生拿筆桿的新聞記者.
長春的中正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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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長春中正日報工作得很愉快，報社除供應三餐之外，還分配給我一間九坪大小的寢室，一具軍用電話，一個辦公桌，一個大牀，四張沙發，於是報社就成為我食於斯、寢於斯、工作於斯的「家」。特別是那具軍用電話，給我工作上的幫助更大，它可以接到駐軍前方的司令部，給予採訪上很大方便。報社真正的老闆梁華盛，每次從吉林到長春來，必定偕同他的主任秘書施白，到報社來「巡視」，也常用毛筆下條子，指示社務。有一次他興致來了：寫了八個大字「節省公帑涓滴歸公」，壓在張知挺的玻璃板下，第二天張先生就告訴鍋爐房的人，午夜三時以後，停止開放暖氣四小時，因為那時各辦公室和宿舍，都設有「暖氣包」，二十四小時輸送暖氣。
當時編輯部大約有十幾個人，採訪記者九人。總編輯僅管編務，不管採訪組，因此採訪主任的權力很大，不像今天臺北各報的「權力集中」。那時採訪主任如果發現記者的程度不夠，或者工作不力，只講一句「明天你不必來了」，或者是「明天你到經理部結清薪水」。那位記者，就要捲鋪蓋走路。
當時那時的採訪主任也夠辛苦，不但自己要採訪，要指揮同仁採訪，而要要看稿改稿。一個人幾乎要做三個人的事。最苦的是晚間的應酬，特別是軍方舉行的舞會。因為在舞會中，可以從高級將領的口中，得到一些新聞。當時的將領中，除了孫立人外，多喜歡發表談話，而且希望見報，那情形彷彿今日的官員們，願意出現電視，願意接受電視記者的訪問一樣。
孫立人將軍，對於記者，採取「被動的友善」態度，不拒絕接見記者，但他和記者見面時，是談生活情趣，談他所看到的日本人在東北的建設，談蘇俄軍隊的掠奪，一問到他所主管的軍事方面的事，則肯定的回答：「軍事無預言」。或者：「無可奉告」。這大約是與他受的美國教育有關。
「主席」召見「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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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日報工作的初期，有兩件我自己認為滿意的事。其中之一，是我訪問了溥儀在長春做「執政」及「康德皇帝」時的宮殿。
那是一所房頂上鑲著黃琉璃瓦的建築，分內苑與外苑，那座「皇宮」，雖經蘇俄軍隊洗劫，裡面仍殘留在許多東西。其中包括「皇帝」的菜單，宮女們的繡鞋，網球拍，鄭孝胥寫給溥儀的書信，羅振玉的奏章，以及掛在正殿的「勤政樓」匾額。
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溥儀倉惶逃往通化，被俄軍俘虜後，一直沒有新聞記者，想到這座宮廷以及宮廷中的故事。
在「宮中」我也檢到了溥儀之妹二格格三格格給他哥哥的信，還有粉紅色的浴缸中，殘留的脂粉盒。雖然都是些「一麟半爪」的東西，寫起來也具有高度的趣味性。
我的「溥儀故宮訪問記」，在中正日報發表後，王候翔社長，還特地自吉林打來長途電話，向我致意。不久後他到長春開會，和我擁抱著，拍拍我的背，對那篇文章，多所稱道。王候翔講起話來，很像黃少谷先生，慢條斯理的溫文典雅。
我的第二件得意的事，是有一天梁華盛將軍，約總編輯張知挺到吉林去談話，發表他治理吉林的大政方針。他的談話指定由中正日報和在吉林出版的省府機關報吉林日報發表。
知挺先生回來自己寫稿，他文中有吉林省政府主席梁華盛將軍，「召見」本報總編輯張知挺發表談話稱：「吉林省將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他稿子寫完後，交給我看，我把召見兩子改為接見。知挺先生怕梁華盛不悅，仍主張用「召見」字樣，我堅持如果寫召見，只能寫召見張知挺，而不能召見一家報社的總編輯。我請張先生兩者選擇其一，因為那是件關係「新聞記者職業尊嚴」的事，一旦發表，會成為報壇笑柄。知挺先生最後讓步了，沒有寫「召見本報總編輯」而改為梁主席接見本報記者。
那時我對於新聞學上的若干問題，是一張白紙，但總覺得新聞記者面對達官貴人們，不能失格，不能卑躬折節。在二十四年後的今天，我想到這件事時，覺得我確是做對了！
政策上的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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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五年瀋陽是東北的行政中心，長春則是東北的軍事重心。孫立人將軍的第四綏靖區司令部所指揮的部隊是自長春起到松花江畔。不過在當時新一軍和新六軍兩支勁旅，常做戰爭勝利的競賽，因為這兩個軍是全美式裝備。甚至作戰的方式，也是美國方式，先使用強大火力，作地毯式的攻擊前進。
這兩個新軍，在收復長春以前，都作了急行軍，希望先到達長春，不過新一軍在瀋陽長春間的四平一帶，和共匪打了很猛烈的一仗。被阻礙了一些時間。後來兩支勁旅，又在長春會師。孫立人第四綏靖區的副司令是賈幼慧將軍，參謀長是史說將軍，賈幼慧將軍是孫立人的老搭擋，他有一個特徵是清瘦得出奇，頭上也是灰髮比黑髮多。史說是個矮胖子，帶著深度的近視鏡。參謀處的作戰科長鄧超和情報科長李明璁，是和長春中外記者接觸較多的兩個人，他們常和記者作友誼式的聊天，有時也作背景式的說明。
在停戰令下達到各軍之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匪我雙方沒有戰鬥，但松花江岸的共匪則大事擴軍，當時共匪的重要軍事據點是佳木斯、牡丹江，他們的地區行政中心，則在哈爾濱，那時軍調部的美國聯絡機常常飛往哈爾濱與長春之間。
三十六秋天在雙方達成換俘以後，吉林小豐滿的發電廠也恢復對哈爾濱輸電，供給敵人動力，當然是一件失策的事，但當時軍方卻無法阻止政治上的決定。
此外政府在決策方面，另一項重大錯誤是：對於日據時代編組的東北軍隊，一律解散，不予收編。那些部隊在日據時代，是專門用作剿共之用，平日灌輸的也是反共意識，政府不要他們，而共匪卻十分重視那些武力，因而林彪的部隊中，中下層幹部幾乎全部是東北的地方武力。而我們的士兵，卻大多來自南方。把生長在江南一帶的士兵，派往寒冷的東北作戰，也不適宜。但這些都未為當時的參謀本部所注意。
「小工頭」伍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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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三人小組，也把重心放在長春。當時在長春的匪方代表是伍修權，伍匪修權在長春的安全，受到國軍的特別保護，有一次美方代表和國軍代表，匪方代表，舉行聯歡晚會，中外記者也被邀請參加，伍匪修權，就坐在一個角落上，記得當時他穿的是中山裝，個子矮小而瘦弱，長春的中央社記者王萬鈞指指他告訴同業們說：那個像小工頭的人，就是伍修權。沒想到這個小工頭，在毛偽的「秧歌魔朝」成立後，竟然跑到美國去大罵美國一通，和我們的蔣廷黻博士，唱了一場對臺戲。伍修權現在巳不知下落，大約已被毛匪整肅。
當年在長春，最痛恨共匪的一位軍人是鄒壁將軍，鄒壁當時的職務，是長春軍運辦公處主任，記者們常到軍運處去找他聊天。因為他在西安事變時，在蔣委員長身邊作事，所以他也被困在華清池。因為早年受過共匪的迫害，所以一提到共匪，他就咬牙切齒。
他主管的軍運辦公處，交通方面的消息，極為靈通，所以他也常供給匪軍調動的消息。他被長春的新聞同業，稱為「記者之友」。有時記者要到長春北部一帶採訪，他也會給大家調動一輛專車。凡是到過長春的記者，直到現在還很懷念他。
青年學生投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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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五年下半年，長春地區的人民，過的是太平日子，那時每天都從松花江北岸，湧來大批逃亡的學生，那些青年，因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國的懷抱，都抱著滿腔熱血，南下參加反共的行列。於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輔導處，輔導處下，並成立了青年訓導班，訓導班似乎像大學的先修班，處主任由姚彭齡擔任，他的主任秘書是刻在內政部擔任科長的劉勝超。有一段時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幾個鐘點書。講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我很喜歡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熱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並在長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聯中，由現在的立法委員王寒生擔任校長。姚彭齡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軍方，去借些軍裝大衣，為那批大孩子們作冬天禦寒之用。那些孩子後來繼續隨政府南遷，大部分到了臺灣。這一批在烽火中長大的人，現在也都巳四十多歲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長春一位親戚家裡，度過一個快樂的舊曆年，也是勝利以後，長春巿民，開始燃放爆竹過年的第一個年。因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蘇俄軍隊佔領之下，人們對於未來的日子，不敢預料。甚至對蘇軍是否要長久佔據東北，也不敢預料。三十五年冬天，總算是真的看到了漢家旌旗，從異族的統治下，被解救出來，所以那一年的過年，居民們著實的大魚大肉的吃了幾天，有些商家並把國軍的軍官們請到家中吃年夜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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