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鬥爭大獲全勝後的當年，毛澤東自負地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說："去年右派進攻，如果我們不堅決打下去，中國出了納吉，右派登臺，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打倒共產黨，他們都干……"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再次得意地為反右運動作總結："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羅隆基、龍雲實際是反革命，定為右派，以示寬待……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一百萬，匈牙利沒有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
對毛澤東來說，反右當然是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事過四十年，當今的中共中央也仍然堅持此一說法："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與毛不同之處只在於他們承認反右反得過了，"擴大"了而已。
國內黨史界當然也持此一觀點。《１９５７：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是近來關於反右運動的專著。這是朱地先生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黨史專家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的作者）指導下做的博士論文。朱先生的主要觀點之一是：反右的不幸結果是鳴放者過激言論造成的。別有用心的傢伙使得毛澤東犯了錯。"五月及六月上旬的座談會也存在著兩方面的嚴重問題，一是一些黨外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片面地強調批評共產黨所犯的錯誤，一時在一些場合造成了只能提錯誤缺點、不能談成績和反批評的不正常局面；二是五月中旬以後，中央原定的整風方針開始動搖，逐漸地轉向了反右方針，此後的座談會已經背離了最初的旨意，成為引蛇出洞的一個重要手段"。
據朱氏說："我的論文完成後，曾送請十九位國史、黨史界專家審閱"。所以此書似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國內官方的觀點和立場，甚有代表性。如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另一位黨史專家周逸先生也認為，在鳴放"過程中，有極少數人確實乘機活動，散佈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言論。於是，中共中央決定開始進行反右派的鬥爭。從此，整風運動受到很大衝擊難以進行下去。"
但是，這"完全正確"論是站不住腳的。現在僅以北京大學的鳴放為例，看看北大師生的鳴放是不是"放肆地"向中共"發動進攻"、為什麼中共為那一歷史事件作的結論完全站不住腳。
二、否定"肅反"，為胡風申冤
肅反，按毛澤東下的定義，叫"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人民日報》發表的口號則加了個"一切"："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籤，都是"暗藏的"，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北大歷史系助教王承照在肅反時挨斗自殺，罪名是"三青團骨幹"。他是個才氣橫溢的青年，系裡幾位老教授為此痛心不已。鳴放時，該系幾名學生將大字報貼到系黨總支部書記辦公室門口，譴責其"草菅人命"。（反右中他們全部被劃成右派）
因為毛澤東指示將反革命"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象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北大數學系學生孫傳化主張："建立健全的法制，以使肅反中出現的以莫須有的罪名任意鬥爭，以及黨委私設刑堂、逼供等現象不再發生。"
北京大學物理系王書瑤貼出大字報："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斯大林"破壞法制，進行獨裁，進行瘋狂的屠殺……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在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
新聞系蔣文欽同學貼出《與北大黨委書記史夢蘭同志商榷》的大字報："北大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肅反運動，百分之九十幾都鬥爭錯了。錯誤的根源不在於工作方式，而在於脫離群眾，以憲法為兒戲的官僚主義。"哲學系羊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１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斗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２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３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４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本人在肅反中曾被關押，與胡風在同一所監獄呆過。他在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中寫道："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向青年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他還在他的大字報旁邊張貼了一副對聯："鐵窗禁賢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灑地，鬼神俱哭泣"。數學系學生孫傳化則張貼大字報，"要求把胡風問題交待清楚，無罪釋放、道歉，有罪依法公開審判。"
中文系崔德甫同學貼出大字報《最高法院必須向全國人民公布胡風事件的下文》："有人說，毛主席說"胡風不鬧小集團也還可以說話的。"請問主席毛澤東同志，共產黨員何其芳、林默涵等，何曾沒有小集團？何曾不在鬧小宗派？周揚等何曾不在排斥異己？為什麼不反一反他們？為什麼讓他們放炮、不讓胡風開口？"哲學系黃學詩認為："根據已發表的三批材料得不出胡風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歷史系張磊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人民日報公布的信（丁註：胡風集團成員的通信），不可全信。《人民日報》是新聞機關不是法院，不能隨便宣布人的罪名。"法律系助教潘世明指出："在懲治反革命條例中也找不到胡風究竟屬於哪種類型的反革命。""胡風……要當文化部長……不讓胡風當文化部長就行了，何必要扣他一個反革命帽子。高饒事件是黨內爭權奪利的宗派鬥爭，不讓他當就行了（指高想當總理和黨中央總書記──丁注），何必要扣他一個反黨集團的帽子，對黨的威信也不好。"
三、所謂"反蘇言論"
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俄國人乘人之危，入侵我黑龍江流域，揚言要與英法聯合對華作戰，逼迫當地清軍簽了《璦琿條約》。此一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定為兩國"共管"。俄國人搶去一大塊肥肉，舉國歡慶，將與璦琿隔江相望的海蘭泡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報喜城。
當時中國積弱貧窮，不堪一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咸豐皇帝出逃、圓明園被焚而告終。俄國人乘勢逼迫清廷簽署《北京條約》，不僅承認了《璦琿條約》的內容，而且變本加厲，又將條約中劃定兩國"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於一九二○年九月發布第二次對華宣言，宣告"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和永久地歸還中國"。
不幸列寧過早死去，未及實踐此一宣言。斯大林掌權後，先是否認那個"對華宣言"的存在，繼而殺人滅口，將簽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列文•卡拉罕作為"叛國犯"槍決，從此不提這段公案。
辛亥革命之後，沙俄曾一度策動外蒙獨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蘇共又支持外蒙共產黨發動革命，奪取了政權，宣布獨立。當時謂中國本土尚在反動政權統治下，待中共革命成功後自當回歸云云（假設這是列寧的善良本意）。毛澤東三十年代在延安接見外國記者時還說：中國革命成功後，外蒙將自動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斯大林繼承沙皇的衣缽，在二次大戰後又用計逼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承認了外蒙的獨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執政，毛澤東發現，在斯大林控制下，外蒙"自動"回歸祖國的夢想已經破滅。"新中國"要多方依賴蘇聯，毛在蒙古事務上只得放棄原則，服從莫斯科的意志。他步國民黨的後塵，親自到蘇聯簽訂了又一個"中蘇友好條約"，承認外蒙獨立，並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從此，外蒙正式脫離中國，成了蘇聯卵翼下的一個附庸。
當然，毛澤東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兒皇帝，自不肯將國土拱手讓人。只是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他不得不依靠蘇聯。既然蘇共不肯將其沙俄老子搶去的中國領土還回來，毛澤東只好禁止人民發議論。
在鳴放期間，對斯大林深惡痛絕的許多學生提到被沙俄用強權割我土地、蘇聯霸佔至今不肯歸還的事。結果反右中他們大多數成了"反蘇"的右派。北大圖書館正門外擺著莫斯科大學贈送的俄國科學家羅蒙諾索夫的塑像，一些學生建議校方，搬走羅氏塑像，換成李大釗或者魯迅的塑像。因見校方毫無反應，十幾位同學行動起來，自己動手搬遷塑像。參與此事的學生也大多成了右派份子。
北大歷史系學生陳斯駿，僅寫了一篇文章評論沙俄海軍上將烏沙科夫，也被冠以"反蘇"罪名而扣上右派帽子，儘管烏沙科夫是沙俄時代的將軍，並非蘇聯人。北大一個學生在大字報中說，外蒙古的主權是在蔣介石手中丟失的，我們有理由不承認。他並不"反蘇"，更不反共反社會主義，卻也成了右派。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強迫清廷官員簽訂"璦琿條約"，將中國的黑龍江北岸六十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時，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個中國居民村屯，共約兩千戶、一萬餘人，散佈在黑龍江以北、結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東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稱"江東六十四屯"。條約規定，那些中國人"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由中國官員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沙俄決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國人，在海蘭泡一帶"將華民之在俄界者十餘萬人"，"盡行屠戳"。事後，六十四屯人民紛紛避往黑龍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薩克騎兵闖進六十四屯，將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國居民全數殺戳。俄軍將財物搶劫一空之後，放火燒掉全部村屯，從此霸佔了那片土地。
當年十二月，列寧曾著文譴責沙俄侵略者"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可是，如今自稱列寧信徒的中共領導人卻為了向蘇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議論此事。北大歷史系學生雷光漢說了一句"蘇俄霸佔我國江東六十四屯"，便被定為"反蘇"，扣上右派帽子發配到中國最西端的邊境塔城勞動改造去了。
由此可看出，中共一向標榜的"愛國主義"裡，並不包括為中國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義。當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與中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發生衝突時，被犧牲的往往總是中國的國家利益。譬如越南戰爭期間，毛澤東為了支援越共打美國，擅自將北部灣中的我白龍尾島贈與越南。而今自食其果，越軍盤踞該島，對中國的海軍構成莫大的威脅。在此不贅述。
四、反專制，爭民主
共產黨自得到政權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實行的嚴厲控制，從未遇到過挑戰。如今，北京大學的學生激烈地批評道："禁書、禁報、禁新聞、禁聽外國宣傳……這些都是向歷代統治者和外國統治階級學來向人民專政的妙計。……其效果之顯著，秦始皇焚書坑儒、清王朝文字獄也不能相比。""應開放一切禁書，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應該登在報上。"物理系學生王存心張貼大字報《呼聲》，說共產黨與中世紀的教會"有許多極相似的地方，譬如１操縱一切，從國家政權到人民生活；２令人窒息的思想統治；３法制不健全（聖經當法律、宗教裁判所）。細心考察一下，還可以找出不少'一一對應'：耶穌基督對應於馬克思，聖經對應於馬克思主義，各地黨委書記對應於各教區主教，教皇對應於……我希望在我們的時代，多出幾個哥白尼、伽利略式。的真理戰士。"
還有人用筆名"天水心"貼出大字報：
"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略舉一二事例：
"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然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臺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准，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肅反'表明：各級黨組織負責人都有權以黨的名義，限制任何一個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該大字報還提出："反對以'黨主'代'民主'。把民主權給予人民，讓人民享受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的充分保障。"
在大字報《呼聲》中，王存心還呼籲："取消共產黨在政府中的特權。領導權屬於人民群眾自己挑選的領導者（不要自封）。"生物系學生蔣興仁在大字報寫道："黨把自己的領導強加於人民……既不讓人民選擇，更不許人民有另外的選擇對象……不讓競爭，排斥異己，不能不使人懷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先基本決定了才讓大家舉手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假民主，是帶有獨裁性的。……不論大小由黨領導一切事務"先已決定，不許反對，沒有競爭是假民主。"物理系、數學系的大字報中還有這樣的意見："人民代表大會選幾個人圈定幾個人，不時行競選，不民主也不夠味。資產階級民主的舊形式如兩院制、兩黨制、競爭、相互爭辯，應當可以加以利用，加進新的內容，為社會主義民主服務。""應當讓候選人到選民中說明自己的主張。"
新聞系王國鄉同學寫了大字報《北京大學民主運動紀事》，他提出："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他向同學呼籲："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民主是誰給你的恩賜。不，不是的，這民主是我們自己爭來的──裡面，還攙和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物理系學生譚天榮在集會中發言說："我們要研究的是三害（當時中共宣布整風，是要整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簡稱"三害"──丁注）的根源，歷史走向何方"，"（我）毫無保留的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對其他的一切都要探討和懷疑……"哲學系學生葉於生提出建議："讓現存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有同等的活動機會，同等競爭。""嚴格地、具體地規定共產黨在政權機關中的地位。""整風完了用什麼保證三害不再發生呢？必須改革制度。……我認為必須從大的方面著手，比如我們的政治制度、選舉制度、工廠管理制度、法制等等。"
四月間發動鳴放運動時，毛澤東曾將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請到天安門城樓開座談會時，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職權）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北大物理系學生嚴仲強張貼了一張大字報《瘋子的話》，呼籲"取消黨委制，一切權力歸校行政、學生會、班會。"
五、情緒激烈的鳴放
鳴放期間的北京大學，有的學生持臉盆在路邊敲幾下，等人們聚攏來，便發表演說抨擊時政。五月二十九日，學生們組織了"百花學社"，成立"黑格爾－恩格斯學派"。六月二日，部分學生組成"北大訪問團"，到天津南開大學等學校去串聯、點火。他們不僅搞演講，還創辦了刊物《廣場》、《接力棒》，將他們的文章編成"北大民主接力棒"寄發全國各大專院校。他們主張"開展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據當時上海《文匯報》的報導《北京大學"民主牆"》介紹，北大學生辯論的問題有：要不要取消教條主義的政治課？要不要取消黨委負責制？新生入學由校方硬性規定學習的專業是否應改？
共產黨自得到政權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實行的嚴厲控制，把所有的報刊雜誌都當作"黨的喉舌"從未遇到過挑戰。如今，北京大學的學生激烈地批評道："禁書、禁報、禁新聞、禁聽外國宣傳……這些都是向歷代統治者和外國統治階級學來向人民專政的妙計。……秦始皇焚書坑儒、清王朝文字獄也不能相比。""應開放一切禁書，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應該登在報上。"譚天榮在物理系同學的辯論會上發言道："現在的出版自由還不及資產階級社會，比不上希特勒德國……比希特勒的檢查制度還要糟。"人民日報……是一道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
北京大學數學系四位學生貼出大字報《我們的建議》："選拔留學生不要考慮政治條件，完全按照考試辦法選拔留學生，任何人不得享有什麼特權。"
共產黨幹部享有的特權也是北大學生也直言批評的對象："取消共產黨在政府中的特權。領導權屬於人民群眾自己挑選的領導者（不要自封）。""這些特權不僅是經濟上的報酬，還有政治社會地位和各種制度的保證，形成了一個當權集團的整體。……這種特權的存在，使按勞取酬分配原則掛上了虛偽色彩。"共產黨官員"已開始自覺的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北大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先在系裡開了個"控訴會"，由三名在肅反中曾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學上臺控訴。之後，他們又移到學校辦公樓召開大會。校黨委聞訊，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但遭拒絕。顧文選同學在控訴會上抨擊某些幹部："這些名義上為人民服務的，又不與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卻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應該在群眾有汽車作了他才坐；群眾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眾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實上那些人卻享受著特權，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群眾……"
（浴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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