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反運動
*發動根源和起因
中國旅美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認為，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唯有農民造反政權，才有打土豪、分田地和鎮壓反革命的行徑。而在世界近現代的形形色色革命中，卻只有馬克思為發動歐洲共產革命，提出了一整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共自建黨起，就承襲了俄國共產專制與中國農民暴動的雙重傳統，中共的本性是發動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內在動因。由於傳統農民革命皆具有嗜殺的特徵，再加上靠嗜殺成功的蘇俄，又曾直接命令並派人指揮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因此中共有著嗜殺的本性。它既成為中共奪取政權而實行的主要手段，又成為它在奪取政權後為鞏固政權所採用的統治方式。此外，經濟上的困難使人民生活困頓。中共為了轉移視線，決定掀起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鎮反中的血腥屠殺和後果
中共在建國前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國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的約為二百萬人，另有特務份子六十萬人，反動黨團骨幹六十萬人，共三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以往的運動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但是唯恐殺得不夠的中共中央於1950年3月和7月，又下發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斷言「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上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偏向，以致還有大批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份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要求各地「當殺者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
上述「反革命」的總人數已被嚴重誇大，加之中共還要糾正右傾偏向，所以，在正式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前，就已經製造了大量的冤殺和枉殺。這與歷朝「封建、反動的開國帝王們」(中共語)因開國而大赦天下，並盡量任用前朝賢能相比，實有天地之別。
而中共鎮壓的「反革命」 大多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反之，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什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中共這筆賬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廳長、主任委員之類高高在上，在基層沒有半點實力，留著他們無害。反之，基層力量控制在縣長以下的區、鄉、保、甲長手上，所以對這一階層非殺不可。
在發動土改和城市工商改造不久，中共於1950年10月10日發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掀起了鎮反運動。1951年1月30日，毛澤東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殺人較多的地區應停一下以便總結經驗」外，又指示「其他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2月21日，中共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該條例將死刑擴大到了十數行，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遂在全國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狂潮。有些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刑，三年、五年勞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時不說任何理由，一律重審，即時槍殺。
配合中共中央關於「沒收反革命份子」財產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奪，在政治和財政兩個方面均達到了目地，從而使得人民從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為。
顯然，中共在鎮反中製造了曠古未有的冤假錯案。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餘萬人，實則遇害的軍公教人員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 1953年，公安部長羅瑞卿曾說「鎮反的缺點和錯誤，最突出的是存在著亂捕、亂壓、刑設逼供、誇大和造假案」。而上述「錯誤」在中共的歷次運動中都並不罕見。1954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擴大會議上稱：「鎮壓反革命共殺、關、管二百至三百萬人。」1957年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稱：「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殺了七十萬，以後三年又殺了不到八萬人。」毛堅持在對鎮反運動的評價上「根本沒有錯」，並拒絕甄別平反。
八十年代，中共終於部分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這樣一個事實。一大批曾在抗日戰爭中英勇殺敵的國民黨官兵，被當成歷史反革命份子而慘遭殺害；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因起義、投誠而參加解放軍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2.2萬人。
據一位在新疆勞改部門工作的中共幹部稱，四川省被判處七年以上並送至新疆勞改的反革命犯就有7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農。到1979年8月上旬止，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類份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份子帽子的，就有329853人，佔這類人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點五，其中官方承認錯劃糾正的僅有14846 人，佔摘帽人數的百分之四點五，也就是說，擴大了二十倍以上。其中許多地方富農和有些歷史問題的人，因對朝鮮戰爭和國內形勢發牢騷等而以反革命處死者，只能算罪有應得，根本不在平反之列。
上述數位和比例雖然已經能夠證明，中共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殺人幾達數百萬以上，並且絕大部分是冤假錯案，然而，由於上述數位還僅僅是由今日仍然在當權的中共所統計，特別是由於反革命案本身在歷史和事實上的根本不能成立，所以，中共究竟在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冤殺、冤判和殘害了多少人，那就只有等到中共檔案徹底解密之日才能盡知了。
鎮反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加強了中共的極權統治，也使中國人在經歷了土改和鎮反運動後，開始對中共的統治噤若寒蟬。
「五反」下的工商改造：城市資產階級的被消滅
中共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和鎮反的同時，在城市中也開始了打著「五反」名義的消滅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改造運動。
在此，我們首先說說「 三反」運動。該運動主要是針對腐敗的中共黨人的。建國後，大批在農村苦了幾十年，出生入死的中共黨員，進入城市接觸了花花世界，思想頓時徹底改變，覺得天下是老子拚命打下來的，享受也是應該的，於是吃喝玩耍盡情享受，「換愛人」，更重要的是不擇手段弄錢，竟然染上毒癮。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書記張子善，市長劉青山，兩人不但吃喝嫖賭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鴉片煙鬼。由於天津密連北京，很快被毛澤東知道。儘管毛本人個人生活也極度腐化，但為了穩定建國初的人心，親自下令將兩人槍決。
由此，毛下令展開「三反」 運動。1951年12月1日，中共發布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史稱「三反」運動。當時也確實有一部分中共黨員被判了罪。但此後不久，毛決定徹底改造和清除導致中共黨員「變質」 的根源：城市資產階級。但其根本目地卻是為中共斂取資產，消滅資產階級。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一目標。
在工商改造中，中共宣稱：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對資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殺人」與「誅心」並用。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工商業者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物件。
在工商改造的腥風血雨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壓死。時任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哪一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這樣在幾年內，共產黨就在中國全面取消了資產階級和私有制，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
1953年中共頒布「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強制架構專制權力型經濟、即無計畫的所謂中央計畫經濟。1954年，中共又發布了「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成公私合營的決定」。中共亦在經濟領域確立了專制統治。
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消滅信神民眾
因為共產黨是不信神的，那麼為了達到中共的一黨專制，就要在精神上消滅民眾對神佛的信仰。由此，中共在農村發動土地改革和在城市中進行工商改造的同時，又發動了對宗教的暴虐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全面取締。
1950 年，中共向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文件中指出，封建會道門組織乃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工具。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別是一貫道）、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這次運動打擊了廣大信神向善、遵紀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三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在廣大的城鎮鄉村，幾乎每戶都遭到盤查，連農民供的灶王爺也被砸碎。在殺人的同時，更進一步確立了只有共產黨的思想體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體系，只有共產主義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從此以後，便有了所謂的「愛國」信徒。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如果不這麼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物件。
據統計，僅在1957年之前，就有一萬一千多名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
至此，中共在中國消滅了地主、資產階級，迫害了廣大城鄉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根基。而在上述一系列的全國大規模整人運動中，每次運動共產黨都動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機制連同黨委、總支、支部，凡三人則成一戰鬥堡壘，深入鄉村街道。無處不在，無事不管。這種從戰爭年代帶過來的「支部建在連隊上」的網路式控制結構，在後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一直起著關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