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中共治下的民間社會的抵抗

The resistance of civil society under CCP regime

La resistance de la societe civile sous le regime communiste chinois

　　封從德演講稿

　　謝謝主持人邀請。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中共治下的民間社會的抵抗」，主要分以下幾點：
　　1, 中共前的中國主要是一個民間自治的社會；
　　2, 中共統治之外的華人社會都很容易和現代化接軌；
　　3, 中共統治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民間社會；
　　4, 過去民間社會的反抗；
　　5, 未來民間社會的發展和退黨活動的意義。但我首先還是講一講為什麼要談這個題目。

　　這些年，好多人問我：六四後，你們是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北約情報機構利用香港「黃雀行動」救出來的？這個說法曾經相當流行，矇騙了很多人，以為八九民運是海外所謂「反華勢力」操縱的，並以此質疑八九民運的自發性和正義性。但是，這個問題問到我，實在是問錯了對象。因為，六四後我和柴玲在當局的全國通緝下在國內逃亡十個月的過程中，沒有依靠海外哪怕一分錢和任何一個人的援救。當九○年三月底我們突然出現在香港支聯會面前時，他們幾乎不相信我們就是柴玲和封從德本人，還將我們單獨叫到一個房間，問了許多隻有香港到天安門廣場聲援過的朋友與我們自己才會知道的一些細節，核實無誤後，才敢相信。

　　我講這個故事，不是要講我們的歷險經歷，這個經歷當時有人出價五十萬美元希望寫成一本書，被我們拒絕了。拒絕的原因並非因為我們過於清高，而是因為其中涉及太多國內幫助我們的民眾的安全，所以直到今天，除了一些大略情形，這些經歷從未詳細披露過。我講這個故事，是為了向大家證實一個外界一直猜測卻很少瞭解的情況：中共治下的民間社會的抵抗活動，一直都很活躍，而且組織力量相當強大，大大超出外界想像的強大。

　　共產極權統治下民間社會的抵抗活動，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的話題。一個典型例子是東歐、尤其是波蘭。今年，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去逝，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說，東歐共產極權統治的垮臺，約翰保羅二世的功勞要佔一半。他說，在教皇返回祖國波蘭訪問併發表祈禱上帝來「更新大地面貌」的談話之後不久，團結工會得以動員一千萬人展開罷工、示威與談判，而此前他們試圖動員民眾卻未能成功。這個情況以前瞭解的人不多，以致於今天許多人都以為瓦文薩是在誇大其詞，以為民間社會和傳統信仰的力量並沒有那麼大。

　　類似的情形也在中國發生，而且被更嚴重地忽略了。我自己就曾對此完全無知。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是被共產黨嚴密控制的，而中共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極左的一支，對堅守傳統文化信仰的中國民間社會，歷來是採取敵視態度的，要徹底清除之而後快。中共在相當程度上也達到了目標，以致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成長的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我們這些在八十年代成長的學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間社會的認知一片空白，這種無知的程度，在八九民運前夕達到極致，以致於我們都相信《河殤》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的詮釋，因為我們幾乎沒有什麼參照系。當時惟一可資參照的，是剛剛可以接觸到的經過篩選和過濾的西方知識界的聲音，而這些聲音，要麼對中國傳統文化同樣無知，要麼也是採取否定的態度。

　　但是，八九民運徹底改變了我的認知。除了「六四」 一槍徹底打破了我對中共可能自我改良的一絲幻想以外，我在思想上受到最大的衝擊，卻是突然發現，我們這些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和知識份子，對中共治下的民間社會的抵抗的全然無知，我們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和中共幾乎完全一致，有些民運人士對其否定甚至更加激烈，且保持至今。

　　這個認知上的轉變，發生在六四之後。六四後，我們選擇了一種特殊的逃亡方式，即漫無目標地隨機遊走，見到任何交通工具，無論是火車、輪船還是汽車，見到就上，又隨機而下，並不與我們以前認識的任何人聯絡，這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的下一站在哪兒，以此可以確定中共也不可能知道我們的行蹤。這個方式實在有效，中共雖然布下天羅地網，雖然我們所有的親戚朋友，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所有同學的家附件都佈置了便衣，卻在十個月裡面，完全沒有找到我們。事實上，我們很快就遇到了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紹的團體－－中國自發的民間社會中的一個群體。

　　我們遇到的是一個修煉氣功的團體，這個團體中前前後後參與營救我們的人有一百多位，有工人、農民，也有中共幹部和軍人。這樣的團體其實很普通，在中國有成千上萬。他們實際上與學生和知識份子的理念並不一致，一個堅持傳統價值，一個卻是否定的。但在反對六四屠殺這一點上，他們堅定地站在譴責政府一邊，不過，他們營救我們的動因卻主要不在此，而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類的宗教觀念在起作用。他們並不參與塵世的政治，還勸說我們不要參與政治活動。當中的一位大哥，三十多歲沒有結婚，一心一意想出家，後來還把父母給他準備婚事的錢給我們用。在臨走的那天晚上，他對我說，如果能夠出去，希望我們多讀書而少參與政治，如果塵緣實在太深不能脫離，日後回國如果還需要躲避時，還可以去找他們，但絕對不要宣揚他們。這一幕至今歷歷在目，出來後看到很多描述納粹德國時期的電影，我經常將他們和納粹治下的基督徒拋棄信仰的成見而去營救猶太人的那些動人事跡作對比，覺得他們是同樣的偉大。這個群體的力量和嚴密性，比較一下就知道－－許多通過親戚朋友、主要是在知識界圈子內躲藏的被通緝的學生和知識份子，很快就被捕了。

　　對不起，講了太多我個人的經歷。主要是想說，「中共治下的民間社會的抵抗」這個題目並非空穴來風。實際上，我對這個主題的認知，還是後來我通過長年的學習和研究才更加瞭解一些的。到了西方後，我遵循那位大哥的勸告，主要的精力放到學習上，先讀了社會這本大書，再回到學院讀學術這本小書。大約用了五年的時間，參與各種宗教團體的修煉生活，從基督教、天主教到伊斯蘭教再回歸中國的釋、道、儒的修煉團體，再花了八年的時間回到學院生活，直到2003 年完成研究道教和中醫宇宙論的博士論文並取得學位。這裡我簡單介紹一下我通過研究和實踐得到的一些關於「中共治下的民間社會的抵抗」這方面的認知。

　　第一，中共前的中國主要是一個民間自治的社會。1996-98年間，我參加了法國高等研究院和荷蘭萊頓大學的一個合作研究，叫做「聖城北京」 計畫 （Projet Pekin - ville sainte）。據統計，在二十世紀初，北京城內有十五萬戶，卻有至少一千伍佰座廟宇，差不多一百戶人家就有一座，還不算土地公這樣的小祀。這個比例在整個中國都差不多，包括當時日本治下的臺灣也是如此，這些都有案可查。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進入北京城時，還有一千四百多座。也就是說，相當於巴黎每條小街都有一、兩座正規的廟宇，街頭街尾還有土地廟。佛教的寺廟、道教的宮觀、儒教的祠堂，是傳統中國民間社會的載體，大多數宗族組織、香會、行會等等，都設在廟宇和祠堂內，那裡並不只是宗教崇拜的場所，平時更是民間社會的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場所。這是一個相當自治的社會，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在他們幾乎全部一生的時間內的社會生活，都是在這樣的場合中度過的－－除了兩件事，他們與官府幾乎沒有什麼交道：一是納糧，一是訴訟，而民眾到官府訴訟的情況也很少，因為幾乎都在宗族祠堂和廟宇內自行解決了。這種村民自治的情況，梁啟超在一篇回憶中有生動的描述。因此，雖然中國自秦始皇之後施行的是中央集權，但絕大多數人口基本上都是以民間的儒生和佛道人士為核心進行的民間自治。這樣一個「大社會、小政府」的結構，正是現代民主社會要求的結構，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曾經長期領先於世界，應該與這樣的結構有關。

　　第二，中共統治之外的華人社會都很容易和現代化接軌。臺灣、香港、新加坡和其它海外華人社會可以清楚地證明這一點。這方面已有很多人的論述，這裡我舉一個外界不太注意到的例子，是印尼婆羅洲的華人社會，在二百年前建立的一個近乎現代民主的社會。剛才提到，廟宇是華人傳統社會的載體，這個社會是如何連接起來的呢？除了經濟活動以外，主要是靠「分香」（division of incense）制度。一個新的香會，也就是一座新的廟宇，要從老會（老廟）的香爐中取一點香灰捧回去，於是新會就以這隻香爐為標誌建立起來了。臺灣的所有廟宇都可以追溯到大陸的祖廟，比方說，今天臺灣街頭的出租汽車司機崇拜的三太子，其祖廟就在我的老家宜賓。婆羅洲的華人社會也是這樣，他們從大陸潮州和福建的老廟中分香，到了那裡建立新會（新廟），會同時也組成「公司」，再在十四個公司的基礎上成立「總廳」（General Assembly），即和順總廳。這裡，「公司」並非完全像現代所說的公司，而是相當於地方自治機構，而總廳則是聯邦式的共和政府，每六個月召開一次議會，總廳的首腦則由全民普選產生，有自己的貨幣、軍隊和司法系統。和順總廳形成於1776年，比美國和法國的共和政府成立都早，直至1854年被荷蘭軍隊消滅，當時荷蘭海軍司令還寫信給國王詛咒這些中國人「極端民主的政府」（ultra-democratic government）。這是歐洲十八世紀的王室對民主制度極端恐懼的表現。總之，與中共和許多人的說法恰恰相反，中國傳統民間社會非但不是現代化的阻力，實際上反而很容易和現代化接軌。

　　第三，中共統治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民間社會。今天，我們都很清楚中共破壞西藏文化的程度，但從上面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對中國民間社會的摧殘並不亞於對西藏文化的破壞：北京城內除了幾座旅遊觀光用的寺廟外，幾乎全數毀滅殆盡。鄉村的情況比城市也好不了多少，而且無論佛教會、道教會還是基督教的「三自教會」，都在共產黨的直接控制之下，通過土改、人民公社和歷次政治運動，民間的士紳階層或從肉體上，或從精神上，都被中共鏟除。四九年後，遭受中共最嚴酷鎮壓的民間宗教團體是一貫道和法輪功。雖然二者在信仰、修煉方式和組織上都有極大區別，但中共對他們的打壓卻如出一轍。法輪功的情況大家都很瞭解，這裡主要談一下一貫道的情況。去年，中國很知名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去世時才55歲，但他坐牢的時間卻長達十年。他曾撰文說，「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貫道的 『反革命犯』在勞改隊佔相當大的比重」。一九七三年，勞改隊一位恭敬順從的一貫道農民給他講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的《燒餅歌》，其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說那二八胡人就是毛澤東，因為毛澤東三個字正好二十八劃，二八秋意思是毛澤東只能執政二十八年。結論是：毛澤東活過不一九七六年！當時楊小凱完全不相信，直到七六年毛澤東死時才想起這件事。那些一貫道信徒很慶幸自己被抓進監獄，否則在外面，所有的鄉紳都被斬盡殺絕，「那時一個工作隊長就有權殺人，不要經過任何上級批准。」十一年後，一九八四年，現任「中國人權」主席的劉青當時在西安附近的渭南二監，遇到「黑鴉鴉一大夥，彼此熱呼呼的稱兄道弟」的「質樸、善良和樂天安命」、寧死也不沾葷的一貫道信徒（警官常掄著警棍逼迫他們將分到的肉吞下去。飯後放風去廁所，可以看到好幾個一貫道信徒躲在糞池邊的暗處，用手指挖自己的喉嚨，隨著陣陣嘔吐，眼淚鼻涕也落入了穢物裡。有的一貫道信徒，還會從打伙房找到鹼，用來灌洗自己的腸胃），很奇怪為何中共把這些不僅無罪而且還樂觀行善、明天就會被槍斃今天還樂天安命的好人終身關在監獄裡，甚至「從肉體上消滅」 了。當時渭南人口只有二十萬，卻突然冒出三萬多一貫道信徒，監獄都關不下。

　　這裡，就講到第四點，過去民間社會的抵抗。為什麼人口只有二十萬的渭南突然出現三萬多一貫道信徒？為什麼六四後中共沒有辦法抓到我和柴玲？為什麼九十年代突然有幾千萬法輪功學員？這些問題，中國知識份子很難給出答案，甚至不在其思考範圍內，因為他們受到中共教育和思想控制的影響，對中國的民間社會要麼興趣不大，要麼瞭解不多。實際上，雖然中共掌權後施行了嚴酷的打壓，但中國的民間社會並未被徹底滅絕，而是採取了隱蔽的方式繼續存活下來，而且組織也越來越嚴密，正如我那十個月遇到的情形那樣。他們可以採取很多變通的方式，比如淡化宗教神秘內容，將精神修煉用「氣」來表述，以便納入中共意識形態認可的「物質、能量、精神」等範疇，而中共也試圖用「氣功」來取代傳統宗教，將起簡化為治病療養的體操。另外，中國宗教，尤其是道教，特別講究「道隱無名」，因此高師很難從外形看出，從而躲過中共的虐殺，暗中傳授給後輩。實際上文革後不久就出現的「特異功能」熱、氣功熱、濟公熱，和六四後不久出現的國學熱、修祖墳熱、修祖譜熱，直到現在還在發燒的清宮戲熱，背後都有這些高師和民間社會的推波助瀾。無怪乎一九八五年中共司法機構嚴令重申「打擊反動會道門道」，當中非常恐懼「老道首、老道徒重操舊業，或是新道首繼承衣缽的反動會道門復辟活動」－－實際上，中共專制機器的第一個部門（公安部一局）就是專門對付「反動會道門」的。一九九五年開始，中共再一次加緊這方面的打壓，清洗作為民間社會基底的修煉團體。所有的氣功團體都遭受或多或少的打壓，尤其恐懼法輪功，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是因為法輪功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氣功團體，而是具有來世信仰的類宗教團體，一旦成形，就不會像其它氣功團體那樣容易流變甚至自生自滅，而其組織力量也極為驚人，完全可以形成沒有組織的組織，也就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特出的那種完全依靠成員的自發性而可隨時極快擴散的組織形式。而這正是試圖壟斷社會一切公共空間的中共所極不願意看到的。而已，因為有來世信仰，法輪功學員可將生死置之度外，這就更讓中共恐懼。

　　最後，我想談談對未來民間社會發展和退黨活動的看法。上面我提到的民間社會主要是從宗教層面來分析，而民間社會當然還有經濟和政治層面的組織與抵抗。最近幾年，隨著國內的變化，民間維權活動越來越蓬勃。這主要是經濟層面的，如業主維權、工人爭取福利、農民抗稅等等，但也有政治層面的，如罷免村委會和人大代表等。許多記者和律師也公開站出來幫助民間維權活動，如孫志剛案最後導致中共取消收容審查這一惡法。在許多維權抗爭中，英特網和手機起了很大的媒介作用。法輪功為了爭取煉功的權利而聚集新華門，就是依靠英特網和手機進行的。最近的退黨活動，也是在英特網上進行的。所有這些抵抗似乎顯得很紛亂，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國民間社會的空間在極快地擴展，中共已經無法扭轉這一趨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格局，如何導向良性發展的方向而不是導致混亂，是追求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人們必須仔細思考的課題。我個人的看法是：恢復民間社會的活力是一切的關鍵。有人將今天的中國比喻為劫機狀態，即中共劫持了所有的中國人，並宣稱只有中共可以駕駛，一旦沒了中共，整個中國就會同歸於盡。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比喻，我們已經看到，沒有中共的華人社會，無論是中共統治之前還是之外，都比中共治下的社會發展得好很多。現在惟一需要的，是在乘客中組成新的飛行組，而這一組成就有賴於民間社會的組織。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民間社會的支撐和制約，可以預計任何人上臺都很難避免新的獨裁。因此，恢復中國民間社會的活力是一切的關鍵。那麼，如何恢復呢？我認為應該是兩方面的結合：一方面，傳統的民間社會人士從隱蔽中走出來，與維權、民權和民主運動結合；另一方面，維權、民權和民主人士要重新認識到重建民間社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意識地逐步形成和加強能夠持久的民間社會組織。而這種結合最合適的方式是共同進行非暴力抗爭。實際上，這種結合早就在自然進行，非暴力抗爭也已經展開了，只是部分參與者並無清楚的意識而已。

　　今天，我們看到一個最好的例證，就是退黨活動，這正是非暴力抗爭中「公民不合作運動」的一個主要形式。宣布退黨退團退隊、不與當局合作，就是在拓展民間社會的空間。我們的目標是和平地結束一黨專制。我們不能用暴力、也不需要用暴力推翻現政權，因為進行暴力抵抗，統治者總是佔優勢，故很難成功，代價也很大；既便僥倖成功，也很難保障新的統治集團放棄暴力實行民主。相反，統治集團的權力並非空中樓閣，而是靠被統治者的服從與合作支撐的，具體來說就是權威性、人力資源、技能知識、恐懼心理、物質資源和強制力量這六大支柱在支撐的。如果我們不承認統治者的統治和指揮權，抵制或拒絕同他們合作，這些支柱不再支撐權力，那麼這樣的權力不就真的成為了被架空的空中樓閣？因此，依靠非暴力方式逐漸強大的的民間社會一旦成形，任何人也不能再用暴力強加一套專制體系，這時，極權統治也就自然壽終正寢了，我們在許多國家都看到了成功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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