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表示，從今年起，免除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的書本費、雜費，並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到2007年，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這一政策，使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學讀書。此後，各省也陸續出臺了一些配套措施，扶持農村教育發展。
然而最近半月談記者在河北省採訪時發現，部分地方農村教育的狀況依然不容樂觀：由於教育費用高昂，許多孩子被迫輟學；由於教育經費被擠佔、挪用，一些學校舉步維艱。這些觸目驚心的現實，在無聲地鞭策著有關部門：落實扶持農村教育的政策腳步還要更快一些，措施還要更得力一些，畢竟還有許多孩子不得不告別心愛的學校，他們無法也不應該再含淚等待！
「舍一取一」：農村教育的辛酸淚
讓子女通過上學改變身份和命運，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家庭最大的心願。許多農民告訴記者，目前，教育已成為他們最沈重的負擔。如果家中有兩個孩子，那麼，昂貴的教育支出，就會迫使他們不得不做出人生最為艱難的抉擇：保一個孩子上學，強迫另一個輟學。這種辛酸，被農民們形容為「對手心手背的痛苦取捨」。
父親心中永遠的痛：兩個兒子，兩種命運
對於農民王洪印來說，最讓他自豪的是兒子，最令他心酸的還是兒子。當說起剛剛考上大學的大兒子時，他眉飛色舞，滿面笑容；當說起已經輟學的小兒子時，他又一臉的悲慼和悵然。
王洪印是河北省故城縣青罕村的一名普通農民。他告訴記者，他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孩子能考上大學，跳出農門。去年9月，他的心願實現了－－－大兒子考上了省內的一所大學。可是，與此相關聯的，卻是小兒子在上初中時就被迫輟學。
王洪印家有7畝地，種莊稼一年大概能收入五六千元。他每年農閑時外出打工，可以掙3000元左右。在大兒子上高中時，家裡供兩個孩子上學就已經緊巴巴的。這時，剛上初三的二兒子對父母說：以咱家這條件，即使我考上了高中也供不起，不如我出去打工，供哥哥好好讀書吧。面對懂事的孩子，經濟拮据的父親沒有堅持，答應了他輟學的請求。
如今，王洪印對二兒子滿懷愧疚。他對記者說，二兒子的學習成績一直比大兒子好，如果給他機會，應該能考上個更好的大學。但這個機會可能這輩子都沒有了。
離王洪印家不遠，是付更生家。付家的情況是王家的「複印版」：一個孩子上了大學，一個孩子離開了中學。付更生每次和王洪印聊天，總愛說：「誰家有孩子上學，誰家知道困難」，王洪印沉默地點頭。王洪印說，在他們這一帶農村，供一個孩子勉強，供兩個孩子肯定供不起。
王洪印家住著20年前蓋的房子，到現在還沒有頂棚。他無奈地說，先不說蓋新房子，即使是裱一個頂棚，也得等孩子畢業以後才能緩過手來。
「手心手背」割捨哪個
王洪印家的故事並不特殊。記者採訪發現，由於教育費用高昂，在農村尤其是較為貧困的農村，許多農民像王洪印一樣，在割「手心肉」還是「手背肉」中做出了痛苦的選擇，而孩子們的命運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別。
望都縣固店鎮十五里鋪村，是個典型的人多地少的村子。村民付盼福全家四口人，人均只有1畝多耕地，基本靠他打工為生。付盼福說，由於供兩個孩子上學太吃力，大兒子16歲初中沒畢業就退學去呼和浩特打工了。二兒子今年剛上初一，住在學校，為了省飯費，每天中午都跑回家吃飯。
說到動情處，40多歲的付盼福竟像孩子一樣哭了。他對記者說，他知道這樣對老大不公平，也並不是偏向老二，手心手背都是肉，做出這種選擇實屬無奈，他一直覺得對不起老大。孩子從呼和浩特寫回的信中說，在餐廳打工的同事都叫他「小不點」，因為他在那兒年齡最小，還是個孩子。付盼福哭著說：「讓這麼小的孩子出去打工，這不是父母造孽嗎？」
作為教師的袁希軍對當地農民的這種選擇非常理解。他是故城縣饒陽店鎮東曾小學的教導主任，女兒今年剛剛考上研究生，兒子初三畢業後就退學了。他說，儘管當初兒子是因為沒考上高中才退學的，但現在想來，兒子當初若考上的話，那麼現在輟學的就會是女兒，兩人同時上學是不可能供得起的。「我每月至少有700多元的固定工資收入，家中還小有積蓄，即使這樣也不敢保證能供得起兩個孩子，何況一個土裡刨食的農民！」袁希軍說。
「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
從去年中央發布「一號文件」後，農民負擔大大減輕。今年從中央到地方繼續重視「三農」問題，一些省份全部減免了農業稅，河北省在去年的基礎上，農業稅再下調兩個百分點，40個國家重點扶貧縣農業稅全免，農民負擔進一步減輕。
被採訪的農民對記者說，農業稅已經算不上負擔，現在最沈重的負擔是醫療負擔和教育負擔，但兩者相比，大病不是常常生、家家都會攤上的，可下一代的教育卻家家有份，因此，教育負擔最為沈重。
採訪中記者隨機走訪了一些農民家庭，看到有的家庭為了供孩子上學，已經到了極其艱難的地步。定州市三十里鋪村村民陳三岔是貧困戶，全家4口人只有3畝地，還供著一個在外地上大學的兒子和一個在縣城上高中的女兒。記者進他家的時候，女主人正在給兒子補褲子。她抹著淚告訴記者，按理說現在的孩子哪有穿補丁衣服的，但家裡實在是太窮了。大孩子剛上半年大學，就花了大約9000元，姑娘在縣城讀高中，一年也得三四千元，所有花銷全靠她和丈夫打零工一年七八千元的收入，現在已欠了5000多元的債。
有的家庭已經貧困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在望都縣十五里鋪村，一名村民對記者說，郝俊山年後家裡只剩一塊錢，買了醬油後再也掏不出一分錢，已經窮得快揭不開鍋了。在郝俊山家，記者看到，全家四口人擠在一個土炕上，屋頂連頂棚都沒有。郝俊山告訴記者，之所以窮，就是供兩個孩子上學鬧的，他已經58歲了，在城裡已經是該退休的年齡了，但為了交上學費，不得不和年輕人一樣在工地搬磚頭，活得很艱難。
「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尚義縣黃腦包村村民李靜說。為了供大孩子上大學，李靜已經強迫二孩子輟學。他告訴記者，村裡人過日子，過得好也能過，過得壞也能湊合，但就怕家裡有孩子唸書。不念吧，兒子會像老子一樣，種一輩子地，受一輩子窮，沒出息。念吧，費用高得實在是很難承受，砸鍋賣鐵也湊不齊。
輟學，一個無法迴避的選擇
「舍一取一」的過程就是一個輟學的過程。我國自「普九」以來，農村教育大為發展，九年義務教育輟學率也大大降低。但近年來，新一輪的輟學潮正在一些地方抬頭，人數已遠遠超出國家不超過3%的規定。
在河北省滄州市某縣的一所農村中學，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該校輟學率已達到驚人的地步。從初中二年級開始，輟學率達到10%，初中三年級開始，直線上升到 20%。在該校，每年初一新生入學一般保持在200名左右，但在三年的過程中，流失量讓人瞠目結舌。去年，初三畢業班只剩下80來人，流走120人左右；而到今年，初三畢業班只剩下48人。
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有學生厭學等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教育成為不可承受之重是最重要的原因。
張北縣白城子村，轄兩個自然村，有260戶村民，790口人。在其中一個自然村，記者隨機走訪了5戶人家，他們都表示不知道村裡還有誰家的孩子在上高中。在另一個自然村，一個供有高中生的家長說，這個自然村只有兩個孩子上高中。據該村支書說，這個村近兩三年已經有二三十名孩子從初中輟學，大部分孩子也只是讀完初中就出外打工了。
從去年開始，全國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一費制，但亂收費現像在個別地方仍然存在。記者採訪的一些農民表示，他們根本不明白一費制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收什麼錢算不合理。但有的農民感覺，學校收的錢仍然不少。望都縣十五里鋪村郝俊山家的女兒上初中二年級，他說去年開學的時候，學校要書費120元，微機費60元，雜費60元，試卷費20元，烤火費20元，住宿費130元。今年開學後，學校又要了100元的雜費，130元的住宿費。而事實上，按照一費制的規定，試卷費是不得收取的，雜費裡面已包括了取暖費、微機費，不得再另行收取。
但畢竟說來，初中教育還是許多農民可以承受的。要是一個孩子上到高中、甚至大學，這就不是每個農村家庭都可以負擔的了。一些村民反映，讀書就像賭博，押寶押對了是幸運，押錯了就意味著血本無歸，可能要背上一輩子的債務。不少村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頗為辛酸地說，高中、大學我們也想讓孩子上，但拿什麼上呢？與其等孩子考上了上不起，不如就讓他認幾個字退學算了。
「認幾個字就算了」，這一句話，雖然簡單，其實卻包含了過於沈重的內容。它意味著，一個孩子將過早地離開學校，走上一條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城裡孩子完全不同的道路。對於大多數農村孩子而言，早早走出學校後，迎接他們的命運幾乎是相同的，那就是重複父輩的生活：種地、靠苦力打工、早早地結婚生子。更可悲的是，由於沒有文化，他們極有可能還會繼承父輩、祖輩留下來的貧困。沒有知識，這種貧困將會源遠流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