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是什麼「老革命」而有資格寫勞什子的革命回憶錄，但是比起「愛國」的年份，雖然比不上一些大哥大姐們，卻遠遠超過當今的憤青。憤青的愛國主要喊喊口號，丟擲石塊大糞；我等的愛國，卻是真刀真槍，並且付出代價，不但拋棄舒適的生活，也獻出了我們的青春。但是一旦發覺上當受騙，有些人還是捨不得拋棄那條可以參與分贓的賊船，有些則不惜跳出賊船，重新上路。後者當然艱辛得多，甚至還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但是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對得住蒼生與蒼天。
人生七十古來稀。雖則科學昌明可以多苟活幾年，然而也不能不防各種「意外」的出現，特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古今中外無可匹敵的強大（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流氓政權。因此當興有所至、有感而發時，寫下三言兩語的愛國回憶錄，以記錄自己走過的道路，並檢視這個流氓政權的所作所為，為子孫留下一丁半點的東西，也才不致在這浩茫的人海裡白走一遭，還可為這個政權留下多一些「麻煩製造者」的檔案資料，不亦快哉。
正文：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到二十四日在印尼召開了亞非會議，至今正好五十年。因為開會地點在萬隆，所以也叫萬隆會議。當時西方國家沒有幾個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北京拚命拉攏亞非國家，特別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印尼（總統蘇加諾）、緬甸（總理吳努）、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親王）關係密切，以這五個國家為核心，召開了有二十九個國家元首參加的亞非會議。這是中共第一次主催的大型國際會議，自然十分隆重，也大吹大擂。
會議召開以前，發生飛印尼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從香港飛到印尼途中爆炸墜機事件，十一名中國官員、機組成員與外國記者身亡。這場爆炸事件是國民黨特務的「傑作」，使得臺灣聲名狼藉。但是他們本來要炸的是周恩來，根據後來一些回憶文章所述，中共的的情報人員事先也知道了，周恩來後來改搭其他飛機，卻讓這十一人做他的替死鬼，以換取「蔣介石集團」被搞臭。由此可見周恩來為達到政治目的而不擇一切手段。
在亞非會議前，中共與印度、緬甸等友好鄰國，取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共識，內容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亞非會議上，擴大為十項原則。但是後來中共爭當「第三世界」領袖時，與其他國家簽訂協定或發表新聞公報，都還以「五項原則」為主。周恩來在會上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深獲與會代表的讚賞。
亞非會議召開時，我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讀高中三，離開畢業考也只有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忙著辦理回中國讀大學的手續，但是也為周恩來的到來無比興奮，到底是中共領導人第一次訪問印尼，我們的愛國情緒特別高漲。當時老爸作為一家「進步報紙」的特約記者，到萬隆進行採訪，做兒子的與有榮焉。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訪問雅加達，瘋魔我們，為他的魅力所傾倒，當時他在我們海外華僑的眼中，威望遠超過毛澤東。當時我一度有疑問，怎麼是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當國家主席？而我所討厭的蘇加諾，更是借周恩來抬高自己的威望。當時蘇加諾陪著周恩來乘敞篷車環遊雅加達的大街，沿路民眾夾道歡迎。我在住家附近的卡查瑪達大街迎候。當時剛買一部準備帶回國的照相機，西德蔡斯廠鏡頭的超級伊康泰可以自動對距的相機。可惜操作不熟練，取景不佳，只拍到一張，背景竟是一個很大的牙膏立體廣告，可謂大煞風景，懊悔莫及。
周恩來的熱潮久久沒有降溫。六月十九日，我與幾百名印尼僑生一起，踏上一艘郵輪到香港，經羅湖回到中國。開始了我的 「新生活」，實際上是進了牢籠。但是我對周恩來一直維持深厚的感情，在對毛澤東深惡痛絕後，把中國的希望寄託在周的身上。不幸周比毛早死，我還很悲痛。到香港後，接觸更多的資料，才逐漸轉變我對他的看法。
這個中共所宣傳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精神，其實是中共在某一時期的政治需要，需要時搬出來，不需要時就收起來，代之以其他口號。其後，中共與鄰國印度、越南、俄國等，都爆發過武裝衝突或邊界戰爭。特別是一九六二年，共同倡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戰爭，他們發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成為笑談。「求同存異」云云，亦是說說而已。對國內的民眾，從來只「求同」，而且用暴力求同，而不容許「存異」，遑論發展。
而中共影響滲透到印尼，把「互不干涉內政」拋到九霄雲外。一方面，中共拚命拉攏印尼，例如一九六三年為了對抗國際奧運而在雅加達舉行新興力量運動會。印尼首都雅加達獨立廣場民族紀念碑上由二十四K純金打造的火炬，就是中國大手筆贈送的，當時中國還沒有完全渡過飢荒時期。而同時印尼的中共地下黨也日益活躍，甚至與印尼共產黨合作，從事顛覆活動，終於成為一九六五年「九三十」右派政變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愛國（愛中國而不是愛僑居地的印尼）華人慘遭屠殺，有些是中共地下黨員，有些卻不是，枉做刀下鬼。為了杜絕中共今後利用華人進行顛覆活動，政變後的軍事獨裁者蘇哈托，一方面鼓勵華人經商，脫離政治；同時也採取釜底抽薪的政策，禁絕中華文化的教育與傳播。而印尼的「反共反華」最後也導致中國與印尼斷交。兩國的外交關係到六四後，中國為了擺脫外交孤立，李鵬以「支那」名義與印尼復交；而華文教育則到了一九九八年蘇哈托倒臺以後才得以逐漸恢復，轉眼已是三十年。
今年是亞非會議五十週年紀念，二十二日在雅加達召開亞非峰會。胡錦濤在會上提出要建構亞非新戰略夥伴關係。會後與印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並與印尼總統尤都約諾簽署投資協定，答應在印尼投資一百億美元以進行拉攏。有人把胡錦濤比喻為當年的周恩來，在拉攏與收買方面，的確都一樣。鑒於五十年前中共的言而無信，這個「戰略夥伴」還需時間考驗；而不久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和印度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對付日本，接著印度又與日本簽署戰略夥伴關係抗衡中國，這個「戰略夥伴」有多大意義也令人生疑。
當年的亞非會議，是韓戰停戰後中國的戰略大出擊，目的是團結「第三世界」，是中共討好與領導 「亞非拉」抗衡美國的先聲。這次的亞非峰會，胡錦濤十分活躍，會前會後他還訪問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這些活動，除了表現他對這些地區從事能源外交的關心外，也還為了對抗美國總統布希要在全球推廣自由民主的戰略，特別是近來美國國務卿賴斯對亞洲國家的訪問，其中當然也牽涉到中日關係。這場國際戰略的明爭暗鬥到底鹿死誰手，且看以後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