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下午，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明確提出「插紅旗」「拔白旗」的問題：「我們要學習列寧，要敢於插紅旗，越紅越好，要敢於標新立異。標新立異有兩種，一種是插紅旗，是應當的；一種是插白旗，是不應當的……紅旗橫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我們無產階級插。資產階級插的旗子，我們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後，全國各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
８月１７日至３０日，北戴河會議把黨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發展到了頂峰。會議提出，為了保證各項工作的「躍進」，必須採用「拔白旗、插紅旗」的工作方法；要對「右傾保守思想」進行嚴厲批判，使「觀潮派」和「秋後算賬派」在思想上徹底破產；要把「白旗」、「灰旗」統統拔掉，要把「躍進紅旗」普遍地插起。
在農業領域，「白旗」主要是指對密植持異議的「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以及按傳統耕作方式進行生產的幹部群眾；而把「敢於創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工具」顯著的、特別是學習密植經驗積極一畝地下幾百斤種的幹部群眾，統統都看作「紅旗」，一大批實事求是的領導幹部、勞動群眾被打成白旗。
在工業領域，鞍山鋼鐵公司下屬煉鐵廠的廠長陸達，由德國學成歸國，是冶金專家，因主張工廠由廠長負責，被作為「白旗」拔掉。《工人日報》社社長陳用文等也因反對虛假被打成白旗。在大購大銷的商貿思想指導下，以完成購銷好壞實行「插紅旗」、「拔白旗」，促使了弄虛作假、虛報浮誇現象氾濫。
在軍隊方面，１９５８年５月間，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在全軍普遍開展了錯誤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在會上作了檢討。隨後在全軍範圍特別是在軍事院校內普遍搞起了「插紅旗、拔白旗」運動，整肅了一批幹部，尤其是軍隊中的知識份子。
科學教育領域是「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的重災區。僅北京大學就拔掉了馮友蘭等幾百面「白旗」，著名數學家華羅庚也被當做「白旗」拔掉。在學校特別是高校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為中心，落實「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方法是「拔白旗」－－－名教授、名學者和知識份子普遍具有的「輕視勞動，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壞思想和壞作風；「插紅旗」－－－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參加勞動是浪費人力論」和「教材神秘論」。教學內容也改成開會、向黨交心、搞紅專辯論，大張旗鼓地批判個人主義。
在史學領域，因為「拔白旗、插紅旗」運動而刮起了「史學革命」之風，強調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只講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惟一動力，只有農民戰爭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史學研究喪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討。而古典文學領域則被姚文元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文學研究中最後一個陣地」，「現在思想戰線也要大躍進，其內容之一，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展開更廣泛更深入的鬥爭，把毛澤東的紅旗插遍文藝領域。」由於「白旗」、「灰旗」的定義含混，不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那樣定性清晰，「白旗」帽子也就不如「右派」帽子那麼可怕，受的苦難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但總體來說，「白旗」們的處境沒有「右派」那麼悲慘，家破人亡的事情也少得多。但是，「插紅旗、拔白旗」在許多地方造成人為緊張，有的地方和單位刻意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尋可作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
對「拔白旗、插紅旗」的做法，中共中央上層意見並不完全一致。１９５８年鄧小平在聽取康生、胡喬木、胡繩、鄧力群等人匯報學校教育工作和知識份子問題時說：「拔白旗不要亂拔，是拔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拒絕黨的領導、要黨聽他的人。至於學術問題，要百家爭鳴，造成一種百家爭鳴的環境和氣氛。要允許人家講話，要讓人家講完，做到暢所欲言。發現知識份子有些沉默，要注意。」１９５９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全國各地主持教育、宣傳、出版工作的幹部會議上說：「紅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同年羅榮桓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一個會上說：「現在看糧食越緊張，越是去年放衛星的地方，不緊張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７月２１日，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發言：「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麼這樣呢為什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同「大煉鋼鐵」等運動一樣很快就由於違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而暴露出了嚴重的問題，運動來勢迅猛但結束也快。隨著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中央糾「左」的開始，這場「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就不了了之，悄無聲息地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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