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確定反動標語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寫的－－糖果、看電影、割掉爸爸的鼻子餵老虎－－我被押到刑場面對一桿槍－－「別怕，孩子，他們在逗你玩兒呢！」－－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
你要求親身經歷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轉述一個故事給你。這是當事人親口講給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寫成小說，可是讀了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後，覺得這故事放在你的書中更合適，我想你很難找到這樣一個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殘酷性。
這故事的主人是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怎麼，你不信？對，八歲，不是十八歲。她面對一口槍時，並無絕望心理，相反認為好玩。你別急，我說這故事馬上講給你，而且完全如實地講，不加一點虛構的渲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種事件本身的徹底真實。
那是1979年，雲南邊境的戰火未熄，我去前線採訪。由北京飛到昆明後，忽然感到胸悶，喘不過氣。有人說這是高原反應，往南走地勢低就會好些，我便一天也沒在昆明停留，拉上兩個從北京來的畫家搭伴，乘車經K市到達G市。據說由G市再往南必須翻山越嶺，必須搭軍車。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車搭，便在G市過夜。G市已經很有些前線氣氛了。街上有許多軍人；不少裝滿軍用物資的大卡車，蒙著大網，插滿松枝做防空偽裝，停在道邊；人們談話也大多是戰爭內容。我們跑了幾家旅店都因客滿而碰壁。經市委安排，我們住進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飯時，服務員是個看上去十七八歲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給我們上菜時一看我就笑。她長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這不是城市常見的那種艷麗的、時髦的漂亮，而是像雲南山水，清亮照人，一無修飾。我真很少看到這樣一雙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鋼琴的高音區敲一下琴鍵。隨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覺送給你。可她不像一般雲南姑娘那麼矮小，倒像北方鄉間的女孩子，紅扑扑臉蛋；端起菜碟來，那骼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頭都是圓圓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種淳厚的氣質裡。我問她：「你為什麼總笑我？」她說：「你個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說得直了了。也許我見到城裡的姑娘都太會說話，會裝腔作勢和繞彎彎兒，一遇到這種純樸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鄉野看到樹林、草原、飛鳥、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樣，一片自然，令人歡愉。我同行那兩位畫家比我對美更敏感；畫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倆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後，請她到我們房間，為她畫像。她表情似乎有些為難，可是當兩位畫家告訴她，我是個作家時，她專意看我一眼，這回沒笑，竟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晚上，她來了。剛剛下班，白布圍裙還沒解下，進屋時使圍裙擦著剛洗過而濕淋淋的一雙白手，這滾圓的小手給涼水刺激得通紅。兩位畫家請她坐下，支起畫板，這時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畫家說：
「老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會放鬆了。」
我笑著對她說：
「你不怕作家嗎？」
不料她挺鄭重其事地說：
「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寫寫我。」
我大笑起來，說：
「你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好寫？寫你哭鼻子嗎？」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下來，好像烏雲的陰影頃刻籠罩水面，居然一種憂慮的、愁慘的、苦澀的情緒灌滿了她的眼眶。這決不是一個純真的少女應有的神情，倒像一個飽經苦難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語地說：
「你不寫，將來我練習，自己寫！」
我怔住，難道這姑娘真有什麼非凡的經歷？我點點頭說：「好，你說，我給你寫。」就在說這話時，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說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她說：
「我當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親是市委的中層幹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開始時，我6歲，那時什麼也不懂，記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還記錯了。比如我記得一次有一群人闖進我家翻東西，打了我一個大耳光，很疼。後來爸爸說，沒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記得的只是一種感覺。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覺。爸爸在文革前是組織部幹部處的處長，文革開始時挨批，靠邊站了。後來造反分兩派，爸爸參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軍隊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層幹部們，組織性強，文革初大小都被衝擊過，更不敢做半點打砸搶那類過火的事情，對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難把爸爸這派搞垮。但一次兩派大聯合談判時，爸爸這派頭頭沒注意，把一本《紅旗》雜誌坐在屁股下邊。對立面有個精明的人上來一下抽出《紅旗》雜誌，裡邊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時的雜誌幾乎全有毛主席像，這麼一下就被對方揪出來。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軍宣隊立即宣布爸爸這派是反動組織，這派馬上垮了。開始揪壞人，凡是過去有點問題的都給打成階級報復分子、黑幫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他們拿爸爸沒法子，爸爸沒有短兒。他以前當幹部處處長時，總得罪過人，有人恨他，恨不得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內查外調，愈查不出問題火愈大。爸爸本來是不抽煙的，那時卻天天抽許多煙。一天抽煙睡著了，把棉褥燒個大窟窿，多虧媽媽一盆水潑上去。真燒起來就會被人家說成放火搞破壞或企圖畏罪自殺。壓力真是壓足了。我媽的心臟不好，整天鬧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麼大禍，可沒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標全集中到我身上。
「這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字。公安局來查，根據現場情況確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他們根據三條：一是反標的位置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得勁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寫這種反標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當時排排隊，確定四個重點，都是父母有問題的。只有父母有問題，孩子才可能寫這種反標。這時，爸爸對立面那派插手了這件事，說是協助公安系統破獲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內定重點是我。說我爸爸反動，又狡猾，對文化大革命懷恨在心，教唆我寫的。當然，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想搞爸爸。當時我八歲……
「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從小我爸爸就絕對不准我說瞎話的，也許由於這嚴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說不是我。他們便送我小人書，畫片，還要帶我去看電影，我還說不是我。他們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圍著我一個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嚇唬我，說我再不承認就去打我爸爸，還說他們要使什麼法子打 －－說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說用繩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還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裡餵老虎。說著真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我嚇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還是沒說瞎話。我那時才8歲呀，很容易受騙，很容易被嚇得上當，為什麼始終咬住沒胡說，自己也弄不明白。現在想起來真後怕，萬一上了他們圈套，一句話，爸爸早給槍斃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長大懂事，自己也會悔恨自己而自殺了……
「那段時間，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作反革命，當作真正的囚犯關起來，不准我和爸爸媽媽見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餓我。每天提審一次，隨後他們好像沒招兒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給我的印象很亂；圍著許多人喊口號。我一眼在人群裡看見媽媽，她睜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我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放出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倒是通知她必須去參加我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
「一天，我不想說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家永遠記得那日子，我一說，我現在立即就會……就會……好，我就說這天的事吧……
「這天，他們說今天要槍斃我。我不懂什麼叫槍斃，問他們，他們說，就像電影裡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我哭了，我說我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他們說，永遠也見不到，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我說，不是我寫的，我想見爸爸媽媽……
「我給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窪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給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忽然看見不遠一群人中有爸爸！後來才知道他們在逼爸爸，叫他承認是他叫我寫的反標。我放聲大叫爸爸，要跑過去。這時管執行的人大喊一聲：『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