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社會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終的結果是形成兩個越來越大的集團，即強勢集團和弱勢集團。強勢集團大體包括權力的擁有者和上層知識份子。他們構成了一個集團，並已基本形成穩定的聯盟，這個聯盟決定著中國社會的基本走向。另外一個社會集團：弱勢群體，包括農民、下崗職工等。由於這樣一個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們對一些基本問題不得不放在這個格局當中去考慮。
其次，這種格局趨勢已基本定型化了。改革是一種利益調整的過程，但最近幾年的改革與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的改革處在利益調整的過程當中，而最近幾年利益調整的結果已大體定型。即誰是窮人、誰是富人；誰是強勢、誰是弱勢已基本定型，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了。我把這一過程稱之為結構定型化的過程，這個定型化的過程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階層間的門坎開始出現，階層內部逐步出現認同意識。同時也出現了不同階層間的對立意識。對內來說是「我們」的意識，對外來說是「他們」的意識。
三是社會流動出現新的趨勢。由於社會在不斷地尋求變遷，與此同時就面臨著城市化的進程，階層之間的流動有降下來的趨勢，這與階層間邊界的出現、門坎的出現是有關係的。在一些比較弱的階層上出現凝固化的趨勢，如工人。工人在改革之前還有一些流動的機會，如提幹，提不了干還有從機關到科室的機會。但是這幾年工人想發生變化已非常困難，機會越來越少。這種流動減少的結果導致對未來的期望發生變化。社會流動減弱的趨勢還包含著一層意思，就是向下的流動，向下流動是這幾年逐漸形成的。大部分農民(不是小部分┟?生活水平是絕對下降了，還包括一部分失業下崗的職工，以及部分農民工，這是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個新的現象。
四是從80 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會心態發生變化，開始產生挫折感。80年代社會資源的分配非常不均衡。個體戶、工人、知識份子，每個階層有它的不滿，有他自豪的一面，也有可保留的一面。但90年代卻存在著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別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變成了一部分群體嚴重的挫折感。因此，我們應當關注社會層面上發生的這些變化。
第二，失業問題。
我提出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是老失業群體，主要是指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失業群體。就這個群體來說，第一個判斷是已經到了最高峰。第二個判斷是從年齡結構來說，大體在40- 50歲之間，由於年齡的變化，利益需求也發生變化。我在遼寧和吉林做過調查，我認為，不要過於強調解決這些地方的就業問題，因為很多就業的數位還沒報到中央，這些人又失業了，就業是非常短暫的。政府應當主要考慮養老和社會保障這個低限度的安排問題。第三個判斷從我們的調查來看，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問題，但生活艱難。對弱勢群體來說，我覺得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物價。第四個判斷是，包括一些30多歲的技術工人在內的一部分人現在對自身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家裡的積蓄可能都會花在子女身上，只要子女有希望他們就不會徹底的絕望。但是在一些地方，子女的發展也已經成為問題。
另一個概念是新失業群體，指沒有在國有、集體企業工作經歷的待業人員。首先在數量方面，新失業群體可能在一些地方已成為失業群體的主體，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為失業大軍的主要組成部分。其次，這些人原來高中或初中畢業後沒考上大學，在社會上閑蕩，當時只有16-17歲，主要靠父母維持生活，但是現在有的人父母已經去世了，有的已到了結婚生子的年齡，生活變得很艱難，將來他們的前景更需要社會關注。然而現在一提起失業下崗的問題，社會更多的是關心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問題，對新失業群體則缺少關注。再次，新失業群體比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更為弱勢。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們連描述自己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備。如果將來老的失業群體抗拒的方式是上訪、靜坐、攔車，那麼新失業群體將會是擾亂社會治安，甚至是犯罪。
第三，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問題。
我認為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利益的分化形成利益的衝突，特別是弱勢群體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抗爭，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例如自焚事件，政府應該看到大部分鬧事是由利益分化導致的，地方政府處理此類問題時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傾向，不利於用法治手段維護社會穩定。二是由於這樣的處理方式，導致這些弱勢群體的抗拒行為出現一種跳躍性，從默不作聲到溫和上訪，接著發生極端事件：自焚、殺人等。這裡，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搭台階。比如建立工會、農會和請願等機制。應該在溫和的抗議和極端的抗議之間架設一個台階，不要讓他走向極端，這樣才可能會使這些矛盾和問題得到一些緩解。 (孫立平/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